藤井省三 鲁迅是近代工业社会中的东亚文化原点

　　在中国文学史上，似乎没有人比鲁迅更具话题性。鲁迅是文化符号，是精神象征，是舆论场中的代言人……日本第三代鲁迅研究学人、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无论是在《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还是在新作《鲁迅的都市漫游》中，都花费了不同程度的笔墨来分析二者的异同。

　　通过文本分析和研究论证之后，他提供了另一重争议性的观看视角：鲁迅和村上春树之间存在着谱系关系——村上春树自处女作《且听风吟》发表以来，一直执著于鲁迅和近代中日之间的历史记忆。

　　在他看来，无论喜欢也好，厌恶也罢，鲁迅是近代工业社会中的东亚文化原点，而村上春树是后现代社会的东亚文化新原点。藤井省三对鲁迅的研究，既带来了观察的新视角，也带来了解读的新争议。

　　特约采写/严步耕

　　译者/肖舒妍

　　日本对鲁迅的接受，是随社会变化而变化的

　　新京报：鲁迅的很多写作略带隐语式言说，从都市漫游的角度出发，外在于文本的书写方式是否会存在脱轨的冒险？

　　藤井省三：语境研究，也就是说对创作环境进行研究，再结合文献研究和文本分析，能取得很大的成果。

　　新京报：日本对鲁迅的接受，是否也如中国一样，随着社会变化而产生不同的阐释空间与解读方式？

　　藤井省三：是的。在日本，自1909年综合类杂志《日本及日本人》介绍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共译的欧美短篇小说集《域外小说集》以来，已有一百多年漫长的鲁迅阅读史。对鲁迅的解读发生变化，是在中日关系变得紧密，以及日本人在绝望中试图抵抗的时候。

　　1920年，青木正儿发表了一篇题为“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的论文，文中把鲁迅称作“未来可期的小说家”，“他的《狂人日记》就像一个迫害狂的惊骇幻觉，开拓了中国小说家至今尚未涉足的领域”。

　　1927年，武者小路实笃主持的月刊杂志《大和谐》10月刊译载了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这是日本国内最早翻译的鲁迅作品。1935年出版发行的岩波文库版《鲁迅选集》，对日本鲁迅阅读史起到重大的影响。1936年鲁迅逝世后，日本改造社在次年发行了《鲁迅大全集》全七卷，鲁迅在日本文坛从此成为一个不可磨灭的名字。

　　1937年日本出版了《大鲁迅全集》全7卷。之后几年内相继出版了几本关于鲁迅的著作：1941年，小田岳夫出版了世界第一本鲁迅传记《鲁迅传》；1944年，竹内好出版了评论性传记《鲁迅》；1945年，太宰治出版了以在仙台生活时期的鲁迅为原型的长篇青春小说《惜别》。自此，日本人对鲁迅的接受达到顶峰。

　　战败后，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关心高涨。不过，美国占领军采取了严格的言论管制。但是，在1952年4月日本恢复独立后，次年竹内好翻译的《鲁迅评论集》（岩波新书）、《鲁迅作品集》（筑摩书房）、小田岳夫和田中清一郎共译的《鲁迅选集》第二本（青木书店，1953）等书就纷纷出版。

　　新京报：你在书中说，村上春树成为了东亚文化的新原点。是否等于说鲁迅是东亚文化的旧原点？

　　藤井省三：鲁迅是近代工业社会中的东亚文化原点，村上春树可以说是在后现代社会中成为了新原点吧。虽然还有其他可以作为原点的作家，但比较有特别的地方在于鲁迅和村上春树之间存在着谱系关系。

　　战后的日本作家，通过模仿鲁迅来描写日本

　　新京报：在《鲁迅的都市漫游》中，其中有一部分论述的是日本/东亚对鲁迅的模仿所构建成的东亚文学史，不同时期对鲁迅的模仿有着怎样不同的精神特质？

　　藤井省三：我比较一下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树吧。1947年，大江健三郎先生从四国的小山村进入新制中学时，他的母亲作为鲁迅的忠实读者，送给他一套佐藤春夫译的岩波文库版《鲁迅选集》。从此，大江健三郎就爱上了鲁迅的作品。大江健三郎先生在处女作《奇妙的工作》（1957）之前写的一首诗，其中一句“满怀希望的恐怖悲鸣”，是从鲁迅的短篇小说《白光》的末尾引用的。

　　在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1959）中，大江健三郎先生描写了19世纪50年代日本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群像，其主人公“南靖男”被他的恋人、一名为美国人提供性服务的女性称为“我的天使”。这位姓南的青年，可以说是大江版的“阿Q”。日本人虽然从美国占领军那里独立了，但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仍然是美国的半殖民地，大江健三郎试图通过日本的“阿Q”来刻画这种根植于半殖民地的自立。

　　村上春树第一部作品的第一句是，“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且听风吟》1979）。这一句是由鲁迅《野草》中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所触发的，我认为是对鲁迅文学的致敬。此后，村上春树先生经常借鉴《阿Q正传》，并塑造阿Q式的主人公。其中，特别有趣的是《1Q84》这部描写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长篇小说中的第三个主人公“牛河利治”。他从相貌、性格、境遇到名字，都是阿Q的翻版。村上春树很喜欢玩构词游戏，“牛河”这个姓氏不用训读“USHIKAWA”，而是用音读“GYUKA”的话，就能从“GYUKATOSHIHARU”中拼出一句“HARUGI TO AKYUS”（春树和阿Q们）。在描写进入后现代转型期的日本时，村上借用了“阿Q”这个形象。

　　战后的日本作家们就像这样，通过模仿鲁迅来描写各个时代的日本。

　　新京报：同样在序言中，你谈到自己致力于召集东亚和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进行专题合作研究，其中有一个国际合作研究话题是“东亚的鲁迅阿Q形象系谱”，能否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形象系谱”的研究成果？

　　藤井省三：“东亚的鲁迅阿Q形象系谱”是2009年至2012年间我们进行的共同研究。例如，韩国东国大学教授的金良守先生，把旅日朝鲜人作家金达寿（1920-1997）作品《朴达的审判》的主人公“朴达”的人物形象，与鲁迅的“阿Q”进行比较，提出阿Q的冤魂作为一种“亚洲的停滞性”，或者说“败北主义”；他在九泉流浪之后，于1950年重新投胎为韩国的底层农民朴达。全力抵抗统治势力、不屈服于严刑拷打、面对司法部的百般刁难总是“嘿嘿”一笑的朴达，他不屈的精神延续至今仍未消失。在日语中，“朴达”和“我们”同音，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Faye Kleeman（阮斐娜）提出，太宰治的《惜别》用“取样”、“模仿”、“嫁接”的方式，再一次重申了鲁迅文章中所包含的精神。

　　鲁迅对恶者强烈批判，对弱者常怀同情

　　新京报：在你看来在当今的东亚视野下，该如何去谈论鲁迅的精神遗产？

　　藤井省三：鲁迅精神是对人类整体抱有希望的同时，对恶者强烈批判，又对弱者常怀同情。在后现代社会，尤其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之时，这种精神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

　　新京报：在鲁迅与胡适之间，素来存在着比较的视野。你也曾经写过一本《现代中国的轮廓——通过从鲁迅、胡适到郑义、莫言的文学来解读》。就你的阅读史或研究经验，胡适是否存在着某种东亚传播现象？你又是如何看待这两位民国学人之间的比较？

　　藤井省三：有关胡适的问题，我认为我在《她是纽约达达派——胡适的恋人艾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的一生》（王惠敏訳、《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6月）这篇论文中已经回答了，这是我于199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进行三个月的研究后得出的成果。鲁迅和胡适，可以从日本留学经历和美国留学经历，以及异国恋爱经历的角度进行比较。恋爱，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经历，还包含了读书、看戏、观察周围人的体验。

　　日本也有像新渡户稻造（1862-1933）这样的著名知识分子，他们虽然都是学者、高校行政人员、政治家，但没有鲁迅那么大的影响力。

　　新京报：文本的接受史，往往存在着正反两面。你在书中谈论的更多是正面接受史，不知日本是否在某些时期也存在着对鲁迅的反面论述？

　　藤井省三：自从日本1909年首次报道鲁迅以来的110多年间，恕我孤陋寡闻，我从未听说对于鲁迅的批评。非要说的话，竹内好在评论性传记《鲁迅》（1944）中作出了一些充满偏见的批评，比如“《肥皂》乃愚劣之作，《药》是失败之作”、“我认为《伤逝》是恶劣的作品”之类的。松本清张（1909-1992）误读了《故乡》，写出了反《故乡》的小说《父系之手指》。但在战后，竹内好收回了自己的恶评，把鲁迅抬到了与中国官方对鲁迅的评价差不多高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