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达导《阳光下的葡萄干》像跨时空与父母重聚

　　9月1日晚，北京人艺2020年首部原创新戏--由英达执导，演员王茜华、金汉、徐菁遥、徐岑子、张福元、王宁、陈红旭、阿楠、王堃等人艺演员出演的话剧《阳光下的葡萄干》在首都剧场首演。这部百老汇经典剧目其实对英达导演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本期“加戏”走入《阳光下的葡萄干》台前幕后，面对这样一部戏里戏外都掺杂着故事性的话剧作品，英达究竟将这部百老汇经典做了哪些本土化的改编？在舞台之上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每一部戏，都由丰富多彩的生命个体凝结，后台的故事、戏背后的故事，远比台前呈现的剧情更灵动、更鲜活。舞台之外，咱们加点儿戏，目光穿过台前幕布，抵达舞台剧最核心之处，倾听跟创作有关的一切。

　　1 两代

　　《阳光下的葡萄干》是非裔美国女剧作家洛伦·汉斯贝瑞的名作，于1959年首登百老汇舞台。上世纪六十年代，英达的母亲北京人艺演员、翻译家吴世良，曾将作品翻译成中文，因一直没出版，该手稿在特殊时期便失落民间。直至2019年，喜剧研究者，《我爱我家》资深剧迷“郑捕头”--郑猛告知英达，上海某家拍卖行正准备拍卖其母亲的一部手稿《阳光下的葡萄干》，几经周折在遗失近六十年后，方才失而复得。该剧讲述了一家美国非裔贫民在获取了保险金突然能改变生存境遇后，所面临的挣扎与选择，并最终用勇气与梦想来获取尊严、面对未来的故事。一向以喜剧见长的英达，退休之年再度回归北京人艺舞台执导话剧，加之又是其母的译作，可谓形成两代人艺人对于同一部作品的追求和表达。

　　2 手稿字迹

　　翻译手稿初现时，当时英达身边很多友人提醒他对其真实性需持谨慎态度，以防受骗。英达回忆第一眼看到《阳光下的葡萄干》翻译手稿的那一瞬间，便确认这是母亲的字迹无疑。“妈妈的字我太熟悉了，小时候不光给我写信，写假条，作业上面也留下过不少相同的字体。”从英美文化的底蕴出发，在那个时代能翻译这部作品的人，在英达看来，见识与水平无人能出自己母亲其右。

　　3 父母配合

　　在英达眼中，母亲一直是一位被低估的人。“她的才华、能力等各个方面丝毫不在父亲之下，甚至可以说，她出道成名比父亲还早。”据资料显示，北京人艺建院后，真正演出的第一台开锣戏——四个独幕剧之一《夫妻之间》便是吴世良主演，那时父亲英若诚还默默无闻。“我的父亲完全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一点点赶超上来，而我母亲一开始就非常优秀。而且由于她在文学方面的才华，翻译过很多作品，后来放弃做演员去做了曹禺先生的文学助理，很多人对她不熟悉，其实对她一生很不公平。”

　　如今回想当年《阳光下的葡萄干》翻译手稿历经艰辛，最终又回到自己手中的情景，英达只用了“百感交集”四个字来形容。“好像隔着时空，重新跟我的妈妈、爸爸相聚了一般。又想起他们二人一生在翻译事业上彼此配合、相互扶持的情景。虽然手稿封面有母亲的签名字迹，但封面上的美术字我一眼便认出是父亲英若诚亲手所绘，虽然他们过世多年，手稿回归的那一刻，又如同隔着时空触摸到他们彼此的手一般。”

　　4 当年的遗憾

　　母亲翻译的《阳光下的葡萄干》手稿失而复得，英达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曾经与英若诚共同撰写《水流云在:英若诚自传》的美国戏剧学者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教授。康开丽则又为英达揭示了一段跟这部作品有关的故事。其实早在准备撰写《水流云在:英若诚自传》之初，英若诚便对康开丽提及过这部作品，这也令英达很感慨。从康开丽教授那儿得知，父亲一直认为《阳光下的葡萄干》这个剧想搬上舞台很有难度，一是受困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二是他一直没想好，如何对这满台非裔角色的形象进行外形上的处理。

　　5 非裔题材

　　在人艺舞台上，表现非裔题材的作品，从上世纪60年代初的《伊索》到1965年也是英若诚与苏民、梁秉堃一起创作的作品《刚果风雷》，这些作品里的非裔人物形象，按照英达的话说，都是用“黝黑”的标准去处理的。直至1996年，北京人艺邀请美国女导演玛格丽特·布克维执导名剧《篱笆》，同样是以美国非裔为主角的戏，梁冠华等主演虽然脸上和身上也都涂上了黑色的油彩，但相比过去其实已经少了很多。此次创作中，英达没有刻意突出人物的肤色特征，更加追求“韵味”，通过恰到好处的化妆造型和具有美国非裔特点的发型设计表现人物形象。“让观众忘了跨国跨种族的文化差异，只关注人物的丰富性和情感共通性，北京人艺演外国戏，不用靠化妆和夸张的外部动作，我们就能让观众理解舞台上人的喜怒哀乐。” 英达坦言，这也是自己一次全新的尝试，从目前来看还算是成功的。

　　6 不是《我爱我家》

　　此次舞美视觉上，舞台使用了两层结构。舞台上半段构造了半幢美国芝加哥典型的砖房样式，这是《阳光下的葡萄干》原作者洛伦·汉斯贝瑞最初创作的概念，这层布景上还使用了投影，投影的诗源自美国非裔诗人兰斯顿·休斯的诗歌《哈莱姆》。舞台下半段则打造出了一个更加纯正的美式家庭环境，几乎所有看到这一开放式空间的观众，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英达的代表作《我爱我家》。为此英达特别说明，“完全不是。”《阳光下的葡萄干》作为一部世界名剧经典版本很多，英达与舞美设计团队对这些经典版本的家庭样式都进行了分析，尤其剧中的三个重要情节，不得不让舞台呈现出如今的样式。

　　英达分析，让观众有《我爱我家》视觉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放置在舞台中央的那张沙发。其实它也承载着这部作品中最重要的冲突点：由于这个家庭孩子众多，房间早已住不下，有的孩子天天睡沙发，需要搬家，买新房子便成为全戏最直接的动因。所以英达认为这张沙发必须摆在舞台的正中间。观众面向的左侧舞台还有一张私人餐桌，这在《我爱我家》中出现在另一处独立空间，因此更没有共同之处。

　　7 餐桌使用规则

　　提到私人餐桌，英达认为剧中若干处的情节发展中必须有这个餐桌，他们在开放式厨房内的聊天、吵架、谈判都发生在这张私人餐桌上：“私人餐桌在话剧，包括情景喜剧中是经常出现的设施，吃饭是人们日常沟通中最重要的环节。”在这张桌子上，英达也首次做了一个小突破。他告诉新京报记者，在美国戏剧界流传一句话，“四边坐人的餐桌，永远有一张椅子不能坐。” （离观众最近的背对观众）。在英达执导的《阳光下的葡萄干》里，他让这张椅子也坐上了人，演员用美式坐法反坐于椅子之上面向观众。“观众一般看这个戏想不到这些细节，但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相信美国同行看到这个细节后也会感叹，这第四张椅子竟被用上。”

　　8 单人沙发

　　与私人餐桌相对的另一侧，有张棕红色的美式单人沙发，实质被英达誉为《阳光下的葡萄干》整部作品的支点。英达揭秘，这个沙发代表着在剧中一直没有出场、已经去世的“老扬格”，家中的这笔保险金便是因为他的死而得来的。“细心的观众能够发现，戏中老太太说的很多的话，都是冲着这张沙发，发展到最后，这张单人沙发早已成为‘老扬格’的象征。”当全家最终搬出这个家的时候，英达还安排了老太太走出房间时，突然转身向这张单人沙发告别，点燃了全场最大的泪点。英达觉得，“可惜观众不可能反复看，其实我们是在这个戏当中植入和赋予了比以往情景喜剧更多的细节和内容，甚至有些是有象征意味的，希望有心人能够看出来，并且鼓励像美国百老汇那样勇于对这些发现予以评论。”

　　9 京味

　　虽然《阳光下的葡萄干》是一部世界经典，讲述着美国非裔贫民的故事，但观众观戏的过程中不但听不到常被人诟病的“翻译腔”，中间还会时常听到“土味十足”的京味儿台词。英达坦言这些都源于早年其父亲的影响。“一个人在艺术的见解，并不一定非要跟自己的父辈一致，有可能有突破，但在这个问题上，父亲对我的教育特别正确。”英达回忆父亲英若诚生前曾跟他讨论过，“中国人演外国戏怎么演？” 英若诚先生认为粘上一个高鼻子、戴上金色假发，说洋腔洋调的翻译腔加上耸肩摊手的动作，这些做法都不对：“外国戏也是戏，包括里边的戏剧结构、人物情感、台词里的金句都需要深入挖掘。每一个戏剧工作者，尤其是导演，真正的本事应该让观众忘记台上这些外国人，即便没忘，也得让观众觉得怎么跟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一样，语言在其中便极为重要。这也是我父亲生前一直在做的事情，比如他翻译的《推销员之死》，为了塑造纽约布鲁克林区里边的人物，他当时也用了很多北京土话。一开始观众觉得怎么用了这么土的北京话，但北京土话不也是中国话吗？慢慢也都接受了。”

　　10 回归与传承

　　1987年，那时初入北京人艺的英达作为林兆华的副导演，参与创作了话剧《纵火犯》。巧合的是这部作品的翻译也是母亲吴世良。“作为刚毕业初出茅庐的20多岁小伙子，林兆华导演当年对我的提携和帮助非常重要。”上世纪90年代初，英达也曾执导过刘锦云编剧的话剧《乡村轶事》，李龙云编剧话剧《幽默短剧八题》等作品，之后他便投身到了情景喜剧发展。三十年后，在正值退休之年重回剧院导戏，英达面对当下的年轻人坦言：“这群年轻人原来在剧院里可能也不算特别重要的业务骨干，但我通过这次合作像挖到宝，一切都有天意。有可能跟我母亲在天之灵有关系。”

　　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臻

　　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