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临流招魂的候鸟

　　法国梧桐

　　我想问问你

　　为什么

　　法国的梧桐

　　长满在

　　中国的土地？

　　《候鸟》一开篇就借孩子气的提问，带出了一个别有深意的问题。也许有人附会这是隐含了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但其实和香港知识分子乃至社会上的身份反思有关。敏感如西西这样的本土作家，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香港人是怎样的人？

　　法国梧桐四海为家，那个时代（上世纪四十年代战乱时代）的中国人又何尝不是？我们也不必问，为什么广东人张彦童年成长在上海，名字换作了素素（《候鸟》中叙述者的名字），也不必问为什么上海人素素后来又去到了比广东更南的南方香港，名字最后变成了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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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即使换了一个名字，它依旧芬芳——莎士比亚如是说。香港在《候鸟》里也不叫香港，就叫做南方。日后它还将在西西的小说里获得“肥土镇”、“我城”、“浮城”等著名的名字，在西西的后辈董啟章、韩丽珠等的小说里变成“V城”、“输水管森林”等名字。它依旧芬芳。

　　不变的是香港人的状态，他们如候鸟来到这里，其间变成导演王家卫赋予张国荣的“无脚雀仔”的样子，最后又飞掉、又回来，成为留鸟，或者剧作家陈炳钊所写的“临流鸟”。

　　去年，当我离开香港开始了一段新的漂泊一年后，香港的文学杂志《字花》编辑一个向西西致敬的专辑，约我以西西作品为本撰写同题作，我不假思索就选择了《候鸟》。我写下这样的句子：

　　……

　　只有一条河流静静

　　穿过我的头颅

　　承载几个地点

　　所有的风土

　　……

　　微斯鸟哉

　　无谁与归。

　　我们一路削骨

　　直到全身变成笔

　　……

　　只有笔是候鸟的归宿，西西当然早就明白，小说中也低调地带出一个作家的养成史。但更重要的还是自觉，西西自觉的是：在成为南飞的候鸟之前北移的候鸟就是她的身份了，她的来回没有始末，这点她比同时代很多到香港的“南来文人”看得清楚。

　　写小说之前，她写诗。《候鸟》前部分每一章前面好几段诗的结尾都是：“妈妈说／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但长大了的妈妈也并不知道很多世事，素素掉进河里被陌生人所救，后来她问妈妈：河有神吗？妈妈说：“妈妈怎么知道。”后来妈妈信命了，而素素不信，拯救她的神依旧是自己的笔。

　　“大家都说，我的魂魄还有一些仍旧在河里。也许是吧，我永远也不能把我的魂魄从河里找回来了……到我长大了，我一定会遇见各种各样的河，那时候，我就到处再去找找我的那一点儿流浪的魂魄吧。”这是我读过一个写作者对自己写作的动因最浪漫的诠释，西西也的确做到了。事实上，不用等长大，《候鸟》里横亘在素素一家前面的，就是一条巨大奔涌的河流，候鸟临流照影，为自己和迁移的一代代中国人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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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鸟》里西西孩子气般的叙述也完全是流动的、即兴的，和这迁移的命运同构。这是一个成熟作家的自觉，说不上是刻意挑战原本每期八百字连载的香港副刊专栏体，但绝对颠覆香港专栏作家墨守成规的起承转合。小说虽说千转百回，但总是轻快地承接下去，与其说是意识流，不如说这是东方古文学的散漫余绪。

　　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这是一个女童版本的《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面有妙趣横生的避难记、有骤然诀别的《城南旧事》，也有溪与桥，桥上站了一个更天真的废名，往往当她写完野孩子的生命力，无常的夭折就接踵而至，她却用平等的篇幅待之，哀而不伤。

　　在似水流年的漫笔中，西西渐渐带出一些成人的忧虑。她心里有了秘密，发现了秘密与写作的关系，那个世界里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写出来的，要留给未来的这个世界。她知道了大江大河的无法逆流，她写道：“蝉已经叫得很响，鸟儿都没有回来。”而她知道自己也是这无法回来的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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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国当代史骤然转折之时，童言无忌的素素，代替了最温柔敦厚的西西作出了最委婉的抗议，她不再在乎物质生活的剧变，只是隐忍地说了一句：“我们读的书大概也是一座座房子，是这些房子给炸塌了，而这种房子，是看不见的。”

　　“他们原来在跳舞。那是一种很容易跳的舞，我看了一会儿好像自己也会了。不过是退一步，踏一步，向前跨一步，又踏一步，来来去去一个模样，两只手摆摆晃晃。几个人就在那里踏步和摆手。”美丽新世界的一切就如扭秧歌，被孩子的目光抽离出来看，细细描述中突显荒诞。虽然不比张爱玲《秧歌》的残酷，却有日后她的诗歌名篇《螃蟹卡农》的同构。

　　“是南方来的鸟还是北方来的鸟？”临流鸟终于变成“大概是路过的鸟”，素素的父母做出了如张爱玲在同时同地所作的选择，带领全家去了最南方。在动身之前，素素一个人随年老的外祖父母留在剧变时期的上海，过了一段悬空的生活（有点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个游荡在屋瓦上的马小军）。

　　她成为从小学习永别的一代，从战时念诗的连长，到帮佣的陈妈、亲戚明姨、到在南下火车一路帮助她们的陌生人吴叔叔……“我只是觉得奇怪，好端端的一个人，忽然一走出家门，仿佛一滴水掉进大海里。”

　　来到香港的小流亡者素素，从此要面对的不只是人的离别和河的流徙，她发现了一个令人几乎无力承受的重负：“我那么希望看海，海在我前面不远，我却不能站起来，走过去看。我的肚子好像很虚空，仿佛体内的河已经流尽。”如果承认那个时代的诗意是残酷的，这句感触几乎是全书最有诗意的一个隐喻。眼前的海和体内自带的苦难文化之河，如何才能贯通并流？这是西西和几代香港作家都努力以汉语解答的大哉问。此后，我们在西西《织巢》《我城》、梁秉钧的《雷声与蝉鸣》、吴煦斌的《牛》等作品中陆续找到了答案。

　　我们这一辈，的确从小就身不由己，随着父母为了这样那样的原因迁徙，在迁徙里艰苦地、缓慢地长大。稍微安定下来，又发觉身边的许多人，又开始了另外的，也许更为遥远的迁徙。——西西

　　文/廖伟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