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项飙作为方法

　　对话在当下仍然是稀缺的。由媒体人吴琦与人类学者项飙通过对话完成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是今年极受读者关注的一本新书，而项飙的部分观点在受到欢迎之外亦引起一些争议。将对话者置于“自己”、本土与世界的关系之中，“把项飙作为方法”，或许才更可能理解对话的语境和争议。不过全书更倾向于是一场以对话为主题的访谈，而不是对话，“其对话性并不怎么成功”。

　　作为反思的方法：从个体到世界

　　“把……作为方法”可以说是这些年来学术圈最为流行的话语之一，体现出一种反思性的趣味：人们研究的并不仅仅是对象本身（例如“中国作为方法”），而是借助对这个对象的认知、理解，反思更深远的意义。尽管这早已平常化了，但“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提法还是不免让人耳目一新，因为以往能用来“作为方法”的其实无一例外都是“他者”（the other），是借异质存在来反思自我，而“把自己作为方法”则意味着自己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是自我中包含了他者，并对这样一个多元自我拉开距离观察，这本身就需要一种极强的反思能力。

　　在此隐含着一个问题：“我”究竟意味着什么？很多人或许本能地把它看作是一个自足的概念，更是无法拆解的整体，但如今，相当一部分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已达成共识：“我”其实并不存在，那本身就是一种建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就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反思。近些年来我日渐意识到，大到一种文明、一个国家的进步，小到个人的成长，到了一定阶段，自己就会变成最大的障碍。你原先的某个特质，会决定你能走多远。正因此，反思是必要的，不然就很难再往前了。

　　项飙自己的经历其实就是生动的写照：他从温州走出来，研究生时就因对北京“浙江村”的社会学研究而名声大噪，以至于有人说他可能“一辈子也不可能再做出一个比这更好的研究”——这原本是夸他，但却让他深感压力巨大，因为“我在没有练好基础功的时候做出了一个连权威都认为出其不意的研究，但怎么继续下去……”到牛津深造时，他更是深感自己理论素养欠缺，自己所能贡献的其实是一些直觉。可以想见，那是一段寻求蜕变、突破的痛苦时期。

　　或许可以说，写“浙江村”对他来说是一种本能的表达，但要继续向前走，超越自我，却不得不反思。这就好比一个人无意中大获成功，但要试图取得更大的成功，不但要想清楚自己是怎么成功的，还得明白要怎样才能超越原有的成绩。不难想见，他这些年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蜕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又一直没变，就像他自己说的，他始终喜欢直接性，而有一种反理论化的倾向，“讲的东西就是东西本身，不会背后还有东西需要你有额外的知识准备去理解”——这种对直觉性的强调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也是他至今坚持的自我核心，到最后，可能直接返璞归真，吃透理论后再抛开理论的框框。

　　这可能是我们每个人在成长中都会遇到的阶段性瓶颈，只不过项飙的经历尤其戏剧性，在这过程中，他的自我既遭遇剧烈挑战，又维持了某种稳定不变。对一个社会学者来说，这样的经历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份可贵的资源。他所说的“把自己作为方法”，大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这样持久的自我反思。如果说自己的经历、乡土文化乃至中国原本都是他“自我”的一部分，那么在这过程中就被逐渐拆解开来，形成新的思想资源。

　　思考中国的角度：全球或本土

　　明了前面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项飙在这场对话中为何作出那些引起争议的回应。对他来说，即便是涉及争议性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粗暴的政治表态，而是反思的结果，具有特殊的意义。他在对谈中不断提到的一个概念便是“乡绅精神”，但就像社会学上的很多名词一样，这并不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和身份属性相关的状态，倒不如说更接近于一个“内部观察者”的认知——此人必须了解本地，对日常生活细节保持敏感，赋予其意义，既有独立判断，又不是简单的排斥或吹捧。这是“作为态度的乡绅”，他“和大体制不完全一致”，既立足于自己的小世界，与之保持一定距离，但又能和大体制保持沟通，始终保持内心的自主性。他是“话语的提炼者、发声者”，但并不是直接的行动者。

　　显然，“乡绅精神”就是项飙的自我期许，虽然他委婉地承认，自己出国二十多年，回乡时发现在饭局上已经“参与不太进去”，“近些年融入群体的能力有些下降”，但“乡绅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他抽象化、相对化了，并不一定是指对某一乡土完全“接地气”——也许当他面向世界讲述中国时，那就是一个“乡绅”的角色，而“乡”就是中国，因为相比起西方学者，对中国的了解显然是他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优势。

　　这样，他的左翼立场就呼之欲出了，但与其说是国内语境下的“左”，不如说是西方语境下的“左”：在这里，“中国”被视为一个有自己独特性的个体，代表着一种另类的选项和可能，相比起“与世界接轨”的渴望，他更担心的是全球化“带来新的矛盾困境”，所谓“单一化之后非常危险”，隐约指向的恐怕也是全球化的压路机，因为他担忧的是“怎么样使生活的状态不要被单一化为金钱关系、利益关系”。当他说到“社会主义很多传统不能全丟掉”时，他是把这看作一种思想资源，因为当他在更大的视野下思考全球化困境时，回头认为中国的实践遗产也有其价值，不过这就容易忽视中国自己的本土问题——一如一个苦于肥胖症的人觉得瘦子自有好处，而那瘦子还为吃不饱饭发愁。这正是国内读者很容易理解错位的一个吊诡之处：乍看，他谈的是中国，但实际上他谈的是“在世界格局下中国的意义”，而不是“中国对中国人的意义”，那与其说关心的是中国本身，倒不如说关心的是全球化，中国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在另一处也能看出他身上更多基于这些年的海外经验来看待中国：他主张“共同体先于个人”，但这却又并不是“国家先于个人”，而是强调社会个体自组织形成的“共同体”（用秦晖的话说是“小共同体”），在这一社群主义的视角看来，个体不是内在自足的，其源泉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公共生活。他所说的理论一定要有“沟通性”，其实也意味着事先就有一个默认能容纳这些公共对话的空间存在。这在英国的语境下或许是成立的，但在近些年个人主义高涨的中国社会，这番话却完全有可能被理解成迥然不同的意味。

　　他再三强调了个体自主性，甚至认为中国历史上“中心对很多边缘地方是不管的，地方有很强的自主性，是那种柔性的、开放的关系”，这无疑和“乡绅”一样，本质上是对过往历史的“创造性误读”，也是“旧瓶装新酒”，用一个被理想化了的过往模型来为事实上全新的理念正名。但他也并不相信封闭自足才能保持独特性，相反，他主张正确的出路是立足本土，保持多元性，但同时在全球的视野与框架下审视自我的价值和意义——实际上，这非常像一个立足自我、面向世界开放的个人，既有全球眼光，又很中国化，至少他本人就是这样的写照。

　　迈向更多元的对话：描述与分寸

　　毫无疑问，这样的对话极有价值，也正是当下中国社会所缺乏的，本书出版仅一周就重印，这已可见公众的热烈回应。我也相信雷蒙·阿隆所说的，“对话的社会是人类的关键所在”，但“对话”也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书评本身也可以是。

　　事实上，书中吴琦与其说是在和项飙对话，不如说是在采访，这一场以对话为主题的访谈，其对话性并不怎么成功。当然，“把自己作为方法”本身就偏重反思内省多过沟通对话，但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对话的方法，而是双方在不同的语境之中，这是仅靠真诚所无法弥补的。

　　这么说吧，虽然项飙在对谈中用的都是大白话，但看似吊诡的是，有时大白话才更难理解——它会让你误以为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但其实大白话更为复杂多义，很多微妙之处，你没有经历是很难体会的。就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晚年说的几句话，乍看平淡无奇，但你可能多年后才真正深切体会到那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正是最难“翻译”传达的东西，也是很容易在阅读中被漏掉的东西。虽然项飙强调只要“把东西描述清楚，这就是最大的功劳”，但他没有说的是，这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而且“表现如其所是”本身就是理论渗透的。这需要学术训练、自我反思能力（天赋与日常操练）、阅历的三重结合，才能恰到好处地拿捏住那种分寸感。也许这正提醒我们：当下中国需要更多、更多的公共对话，就像其他的社会日常实践一样，只有不断地操练，才能催生更高质量的产出。

　　□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