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建筑在合理利用中焕发生机

　　■ 社论

　　允许转让、出租，可有效减少历史建筑保护方面的现实困境，也为保护与利用增加更多灵活性，最大化顺应现实需要。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于日前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到，历史建筑可以转让、出租。鼓励历史文化街区、成片传统平房区和特色地区的产权单位（个人）通过申请式改善实现居住条件改善。

　　征求意见稿，就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出了诸多新要求。如扩大保护对象，实现应保尽保；确立保护对象登录前的预保护机制，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拆除预先保护对象等。这其中，首次明确历史建筑可以转让、出租，进一步打开了历史建筑保护的“想象空间”，更让人眼前一亮。

　　可转让、出租，表面看似乎与历史建筑保护存在冲突，但实际上，在保护中合理利用，在合理利用中实现更好保护，也是世界范围内历史建筑保护的通行做法，甚至有“最好的保护就是再利用”之说。

　　比如，众所周知，欧洲不少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建筑，依然在被正常使用和修缮，并非一味封闭保护；在我国其实同样如此，较具代表性的是一些知名古镇、古建筑群，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也在被妥善利用，一些甚至成为经营性场所，而不仅是充当展示作用。就效果看，那些被合理利用的历史建筑，往往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保护。

　　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前不久就表示，保护古建筑不是要长期封闭，而是正常使用、修缮，它才会健康。这里的健康，其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古建筑被合理利用，持续发挥正常功能，其缺陷也能被更及时发现，而通过恰当利用，其保护也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保障，所以实体意义上将更少被破坏，更“健康”；另一方面，历史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恰恰在其合理利用以及与现实的“连接”中体现得更充分，释放出更强的生命力，是文化价值上的更“健康”。

　　说到底，允许转让、出租，就是要赋予历史建筑保护与合理利用更多的可能性。现实中，一些历史建筑产权仍在民间，但往往个人的保护力量有限；而另一边，历史建筑保护若全部依靠政府之手，也难免力有不逮。允许转让、出租之后，则可有效减少这方面的现实困境，为保护与利用增加更多灵活性，最大化顺应现实需要。对于拥有3000年建城史、853年建都史，古建众多的北京城，尤其如此。

　　当然，允许转让、出租，归根结底是要为保护服务，要建立在科学、具体的规范约束之上。比如，转让、出租首先要以明确产权为前提，征求意见稿也明确，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做好历史建筑的不动产信息登记；而哪些可以转让、哪些可以出租，也宜采用分类管理；另外，转让、出租后对应的保护责任，在各主体间如何进行新的分配，也须有细化的标准，避免衍生出责任盲区。

　　更重要的是，转让、出租后到底如何合理使用，要有严格而科学的约束。如征求意见稿明确，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历史建筑和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应当注重整体风貌保护，规范利用底线和边界，合理控制商业开发规模。这里面的“底线”“边界”“合理控制商业开发规模”等要求，就有必要细化到具体的指标、标准，并在转让、出租环节充分告知。

　　保护历史建筑，绝不是要将它们“藏在深闺”“束之高阁”。明确允许历史建筑可转让、出租，就是要让它们获得更好的“开放式保护”，并由此焕发新的生机。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对《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年）》的批复中提到的“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培育街区自我发展、自我更新能力”等，也体现了这一点。所以，期待北京历史建筑保护领域的这项新突破，能制定好标准、规范，并科学地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