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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75年,如何应对“特朗普式”挑战?

2020年09月24日 星期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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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联合国的核心,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行动。

  75周年纪念大会如约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举行。然而由于今年的新冠疫情,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以视频演讲的方式进行。

  因疫情影响不得不在“云端”召开——这只是联合国所面临困境的一个注脚。

  当地时间22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当今世界面临五大挑战:地缘紧张局势、气候危机、全球互不信任、数字世界黑暗面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古特雷斯表示,世界不仅需停止“热”冲突,也必须避免新冷战,通过制定新社会契约、改善全球治理共同应对挑战。

  豪横的特朗普与暗淡的联合国

  挑战很多但应对乏力,特别是面对特朗普这样的“搅局者”,联合国的位置就更显尴尬。

  必须承认,在过往的75年里,联合国在协调国际关系方面,拥有任何一个单一国家所无法替代的功能。联合国粮农组织、维和部队和反贫困运动,在欠发达国家中的成就,也有目共睹。

  可对特朗普这样“只要我不爽,就可以随时毁约”的搅局者,联合国长久以来形成的协调议事机制和业已达成的契约约束力有限。

  联合国是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之后设立的,就当时而言,它的核心任务在于:一来共同防止类似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力量的崛起,这是一战之后国联失败的教训;二来通过设立这样的协调机构,调整各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将热冲突的危机消弭于无形。

  但是很快,联合国就陷入在冷战的泥潭中。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中,联合国无非就是西方国家自己的内部游戏。而联合国真正大放异彩,成为重要的国际组织机构,是在冷战结束,全球化兴起之时。

  所以,历史的经验非常简单:各国相互宽容,联合国则冠盖云集;各国相互交恶,联合国则暗淡无光。

  联合国的核心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行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聚焦行动”,“践行多边主义,不能坐而论道,而要起而行之,不能只开药方,不见疗效”。

  联合国的核心问题,恰恰在于行动。如今的联合国基本上已经沦为一个议事机构,而非行动机构。

  在联合国历史上,最有行动力的秘书长或属千禧年的科菲·安南。安南在2000年提出的“千禧计划”,无论在政治协调,还是在反贫困,在气候议题、环境议题与维和议题上,都是行动优先,而非停留在纸面。

  在大国面前要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在小国之前要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怜悯;对地区冲突要有武力介入的果敢,在气候环境问题上要有智慧进行平衡;对恶意毁约、肆意退群要拿出牵制方案;而在反贫困问题上还要不惮于向各国伸手。

  当此之时,尤其需要一个能够力挽狂澜、敢作敢为的联合国。

  比起关注“国”,联合国更应关注“人”

  经过数十年的全球化历程,整个世界、国际关系的核心,早就转入了非传统安全领域。因而,对于联合国而言,即便有地缘战略竞争,全球之间的经济活动所带来的供应链与金融、人才的流动,都能够使各国之间相互顾忌。只要有交流,就必然有对话;只要有对话,就必然有妥协;只要有妥协,就有联合国的位置。

  因而,推动全球化的复苏,重建各国之间的利益对话结构,协助规划与建设供应链格局,才是联合国更该去做的事。

  传统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包括民族、安全、宗教与政治领域,是国家主权之争,联合国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

  但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上,联合国应大踏步地前进,变成一个真正的行动性机构。在反恐行动上,变成一个联合指挥部与机动部队,主动出击;在气候与环境问题上,在其庞大的科学团队指导下,进行积极干预,成为各国排放交易市场,担任裁判;在反贫困问题上,成立专门金融机构,发挥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的实质机构,对贫困国家进行投资;而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问题上,它应该建立专门的监察机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监督和调整,并且变成真正的全球化公共卫生防疫与治疗机构。

  换句话说,联合国的生机在于关注全球民生福祉,在于应对全球核心利益的变化,在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突破,在于稳定全球化与全球供应链。

  与75年前相比,世界早已变化,比起关心一个个的民族、国家,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群,才是联合国需要关心的重点。

  □连清川(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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