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含大量汉字的日语容易学吗？

　　中日文化颇有渊源，在语言方面更是如此。今日人们谈起学习一门第二外语，许多人也都认为日语相较来说更为易学。其实“日语易学”这样的观念延续时间已经很久，上溯至清末民初时期，张之洞、梁启超等人也都曾有过类似的论述。中国人学日语的这份自信，在某种程度上也和日文中包含诸多汉字这一事实有关。

　　然而，虽然中日之间的语言有着大量的相互渗透，但因为种种原因，许多日语中的汉字与汉语中的汉字“同文并不同义”，在历史上也给中国人理解日语制造了许多障碍。而进入20世纪以后，日文的文体更是开始走向言文一致，日语中的汉语词比例逐步减少。现如今，日语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否真的“易学”，恐怕还得打个问号了。

　　所谓“同文同种”的时段

　　日语易学的想法来源于所谓“同文同种”这一假象。首先日本从公元600年就开始向隋朝派遣留学生，日本人学习汉诗汉文已有上千年历史,前不久引起热议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即出自活跃在奈良时代初期的皇族长屋王笔下。著名的日本和尚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全文也是用汉字写成,现在还被用作我们的汉语语法研究资料。也即是说,从语言史来看，日本的汉文基本承传了唐代的语言和文体，中日间的所谓“同文”意味着凭借汉文是可以互通的。但是到了894年停止派遣遣唐使后，日本直接向中国学习和吸收汉文的途径中断，宋代以后多是僧人及商人的相互往来，明代洪武年间则因倭寇而海禁后导致两国交往骤减，直至清朝贸易船通商长崎，才得以重启中日间的语言交流，可此时日本人所接触到的汉语，与之前已经大相径庭了。

　　江户时代在大阪出版过一本《唐音和解》（1716），记录了当时日本人看不懂的汉语词汇，并用已演化为日语的旧汉语来对译解释，相当于是一个对译词汇集。通过该书，我们可以看出汉语词进到日语的先后层次。例如,就下面这些单音节词，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中日之间的差异(中文在先,日文在后,下同）：

　　早―朝 晩―暮 書―文 漿―汁 辣―辛 去―行 閑―隙 好―善 揖―押

　　这种中日间的差异实际上体现了中文本身的文白关系，即中文已发展到了白话阶段，而日文仍停留在“文”的状态。双音节词则更有意思,下面这组例子,均是用日文的既有词来注释中文的新词,完全是一种时代差的反映,而被释义的新词，之后也逐渐被日语吸收，两者现在构成了一种类义词的关系。

　　農夫―百姓 国手―医師 對話―挨拶 毒舌―讒言 感激―頂戴 小心―用心 光景―首尾 大器―上戸 小器―下戸

　　相对于新来乍到的“對話”“毒舌”“感激”“小心”，他们拿传统的“挨拶”“讒言”“頂戴”“用心”来对译。最后两例很有趣，当年解读敦煌变文中出现的“此尊大户，直是饮流”时，一时不知何意，正是依据了日语中保留的“上户（好酒量）”之意，才得以解惑。如果按上述对译，中文的“大器”“小器”也并非只有现在的辞典意义，同样也应该有表示酒量大小的用法。

　　当然,中日对译相反方向的例子也有,二十世纪初的《清稗類鈔·飲食類》（1910）里写道：“以肉入水久熬之汁,僅含灰質及越幾斯,其蛋白質則凝結而留於肉中,故滋養料已少。”其中的“越幾斯”一词也是国内辞典不收的。而我们查一下日语的外来词辞典,就会明白它是“エキス”(精华、精髓)的音译汉字词，原词是荷兰语extract，由此也可见日语反渗透到中文的现象。

　　当然，如果不涉及口语的话，一般近代日本人写的汉文也是可以互通的，直到19世纪，1872年中日签订第一部外交文书《日清修好条规》时,仍然没有人把语言问题当回事,翌年日本僧人小栗栖香顶到北京，最初的切身感受也是“文字虽同音不同，耳虽不解目能通”（《北京纪事》）。后来何如璋、黄遵宪等清国公使馆员受到日本人的追捧，他们与日本人交流留下的大量笔谈录都说明了“同文”的优势。

　　同文并不同义

　　可日语毕竟还是外语，也有很多“目不能通”的地方。它有一些独特的汉字用法，或难解其意，或误读错解，着实让中国人头疼懊恼。

　　中日关系史上有一段广为人知的佳话，清乾隆年间（1779），自浙江起航的商货船“元顺号”航行途中遇飓风，帆破舵损无法驾驭，随潮水漂流了一百多天，翌年四月漂到了日本安房国（现千叶县）海岸，日本渔民村民们分几次展开救援行动，将船上七十余人接上岸。双方虽可笔谈，但交流仍有障碍。日人太田全斋（1759-1829）编纂的辞典《俚言集覧》中，就“怪我”一词引起的误会做了描述：

　　恠我为俗字，清人不解，往年有清人出海遇難，漂流到下総國銚子浦，与当地醫生筆談，医生写道：“船中無怪我耶”，答曰：“奚怪我”，这可是村里传的真事。(笔者译，但对话部分原文未动)

　　是啊，人家医生想问的是有没有伤病人，而被问的觉得你怎么能怪我呢？真是牛头不对马嘴。“怪我”一词故事不断，改革开放后到日本的中国人看到东京街头和工厂有标语“油断一秒，怪我一生”，大为诧异：你油断了一秒钟，怎么能怪我一辈子呢？这种疑惑，跟上述例子一样只知按中文字面意思解释，全然忽略了那是日文中的汉字，其意思应该是“疏忽一时，伤残一生”。中国人学日语时，最初碰到的难关往往正是这种同文不同义的汉字，再加上那些表示日语虚词所用的汉字，与汉文的原义相差甚远，等于是日语独自的假借用法，望文也难以生义。

　　回到梁启超学日语的那个时代，上述问题也是最让他头疼的。他在《和文汉读法》中专设第三十八节“和汉异义字”将这些汉字一一检出加以对译，后来《和文汉读法》增补得越来越厚，大多赖这部分所赐。那么，当时没有任何现成的《日汉辞典》可查阅，他们是如何理解了这些汉字的意思呢？聪明的留学生们发现了一本日本的国语辞典《言海》(1889)，可以当作日汉辞典来用。这本辞典把日语中所有汉字词分为三类：“和汉通用字”“汉的通用字”“和的通用字”，其中自古以来就使用的正统的汉字词标以“和汉通用字”，此类属中日同形同义，可以互通的；而上一节提到的江户时代以后进入日本的汉语（通称“唐话”）则标以“汉的通用字”，这部分汉字词虽尚未完全被日语接受，但能用来丰富日语的表达形式；而上面所说的虚词以及已经完全融入日语的日常汉字词、从训读发展成音读的词，以及明治以来的新词,都归入“和的通用字”一类，即为日本独特意思的汉字词。这种分类标注，显然是基于汉字、汉语词义在日本的变化，可以说，它有意要凸显一种近代日本独自的用法意识。

　　遗憾的是，《言海》(1889)所收的近代新词并不多，使得很多新词的中文释义失去了赖以参照的依据，只得凭空想象。这样一来，《和文汉读法》后来的增补本中便出现了一些比较奇怪的解释。例如：主観的＝内理应如是、客観的＝外形応如是、概念＝大概想念、観念＝観而想念，这些日语新词对应的概念，如今早已成常识，但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来说，要理解并找到准确的对译汉语，显然十分困难,于是只好望文生义地将“概念”解释成“大概想念”，将“観念”视为“観而想念”了。

　　今后的日语还易学吗？

　　我们可以看出日语中使用的汉字词有着不同的层次,可以分为佛典词、汉籍词、白话小说词（唐话）、近代汉语译词等,语音上与之相似的是同一汉字按传来的地区和时代可以划分为古音、吴音、汉音、唐音、近代音等,也就是说从某一断面来看,汉字词的新旧之差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日本江户时代以后出现的唐话更能凸显出日语词汇层次上的差异，正如《言海》所示，它的介入既构成了日语内部的一种类义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人理解日语的一个桥梁。

　　梁启超所处的时代，中日文“同文”所覆盖比例极大，他们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汉语学养努力理解日语，所以总觉得日语简单，尽管汉字里不乏陷阱。进入20世纪以后，日文的文体开始走向言文一致，汉文教育也逐步缩减，日语中的汉语词比例由明治时代的70%降到现在的40%左右。从趋势来看，现在日语中的汉字用得越来越少，首先是将上述虚词部分的汉字统统取消不用了，其次就是向动词和形容词的汉字开刀，再下一步将轮到音节少的名词，在日语书写上，逐步构建一种以平假名写纯粹的“和语”，以片假名写外来语，而汉字则专门用于音读汉语词的角色分配。这样一来，日语到底是好学还是不好学呢？　　□陈力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