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越界的尴尬与冲动

　　生活中，我们总能听到很多日本人“讲规则”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可能是传闻1964年东京奥运会结束时，全场10万多日本人离场后，现场居然没有一片纸屑。日本人的规则意识常常被认为受到天皇崇拜的形塑。不过，除了仰视天皇的权威，日本人的规则意识还来源于许多悠久的风俗习惯和社群意识。这种对“边界”的严格恪守让日本人的行动仿佛戴上了一副“面具”，规则内外，公私分明。然而这也难免带来日本人对自我的压抑，他们于是用艺术作为精神的出口。日本的很多艺术作品中都带有某种暴力、病态、去道德化的色彩。这些作品释放着“越界”的冲动，也代表着日本人对现实中遭遇的种种恐惧的超越。

　　重视规则的日本人

　　两年前我和先生去伊豆旅行。痛快地玩了四天之后，我们在临走的当天上午一直在旅馆磨蹭。我的原本想法是，在十一点退房前有充足的时间放松和收拾行李，完全不必着急。结果十点刚过，就见清洁工粗暴地敲了敲门，直接闯了进来。我先生还在洗澡，我赶紧把卫生间的门关紧，问她发生了什么。她很生气地嚷嚷说：你们已经过了退房时间，必须马上离开！我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把退房时间搞错了，于是马上打电话跟前台联系，先道歉，并且希望能再给十五分钟的时间办理退房手续。虽然前台勉强答应，清洁工还是一个劲儿地往里冲，行为莽撞，一反前几日的礼貌热情。那次仓促离开之后很久，我才平复内心的惊慌。错误固然首先在我，但是面对规则内外的他者，日本人的表现如此极端和戏剧化，是我至今在感情上难以消化的地方。

　　还有一次是很多年前的八月末，国内的六位完全不会日语的朋友约我给他们当导游，去京都旅行。一位深谙日本文化的老师告诉我：如果想在你的朋友面前表现出你特别懂京都、懂日本，可以去鸭川先斗町的纳凉床，边纳凉，边喝酒，边发呆。虽然贵一点，但这说明你走入了京都人的日常，而不是走马观花的匆匆过客。我于是委托京都的朋友预约。朋友问，预约的价格有八千到一万五千日元不等，要哪一种。我选了个中间价。但是能够预约到的时间是晚上8点到10点。我以为那个时间段消费的一万日元是少量精致的酒菜、点心，供大家酒足饭饱之后纳凉聊天用，所以跟朋友约晚饭时间先去下馆子饱餐一顿。晚饭后到了纳凉床才发现，原来是每个人消费一万日元！我于是想取消订单，老板拿出计算器，又打出清单说：如果取消，要付84300日元；如果按原计划进行，是82000日元，态度十分冷漠。无奈，我们几个抱着已经吃得滚圆的肚皮坐到纳凉席上，店员转而露出亲切的微笑，生鱼片、汆锅、牛排、寿喜烧、天妇罗、饮料、甜点一道一道地上，而我们完全没有品尝的兴趣。那一个晚上，我们人均消费1.6万日元，相当于我留学时半个月的伙食费。那晚不合时宜的嗖嗖的凉风吹得我们身心拔凉，鸭川古朴、清幽，风情万种，但风情是京都人的，与我们无关。

　　日本的规则之狠，还有出入于规则内外日本人表情变化之迅速，像伤疤和谜一样烙在我心里。但随即我也能理解：如此有特色的地方，食材都需要提前准备，一旦取消，那些食材浪费了将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且每个鸭川边上每个纳凉席都受店铺面积限制，餐位很难得。爽约者轻则罚款，重则属于“业务妨碍罪”。只要涉及规则、制度，非人情、不通融的特质马上齐刷刷地显露了出来，那种同一性、相互协调性，就像是个规模庞大的交响乐团，每个人都严格地按照曲谱，演奏着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最后成就整个乐章的完美。日本人如此注重规则与秩序，以至于有西方人以“无壳蛋”来形容日本人，说他们没有硬质边界，不把自己视为独立的个体，倾向于用与家庭、村落、所属部门的关系或者上下级关系来界定自身。

　　“面具”一般的笑容

　　说到日本人的社群意识，我们不要简单地联想到明治维新到二战期间日本人仰视天皇权威的集团意识。历经战后民主化的进程，伴随着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为了排除一切破坏规则制度的可能，他们照样敢对权力说“不”。他们深知，放纵了权力，每个人的合法权益都得不到保障，所以一定要对越界的权力进行反击！官员因为贪污公款几百块、几千块钱而葬送了仕途的并不鲜见。而权力机构的成员也会自觉地约束自己。比如1980年代，有一个警察因为久久破不了一桩危害性极大的绑架事件（后人称“格力高·森永事件”）而自杀。历史上那些有名的没名的武士，因为没能尽到义务剖腹自杀的故事，我们也都耳熟能详。即使是曾经的首相，一旦离开那个位子，他的权利也就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记得2011年东日本发生地震、海啸继而引发核泄漏，这让日本人走上街头，高喊废核，那呼声中就有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只不过作为名人，有人愿意为他多举办几场记者招待会而已。

　　与严苛的法律制度相比，风俗习惯、社群意识对他们更有约束力，能够让他们无碍地排除人情的干扰，建构一个非人情的社会，彼此和谐共处、相安无事。比如日本大震灾之后几乎零犯罪率，秩序井然，这在中国人看来简直就是奇迹。一旦进入社会规范之内，日本式的微笑则恢复如常。虽然有外国人经常指责日本人笑容的假、是经过培训的，但我以为，不管经过多少道培训工序，不管真假，那笑容大多是舒展自然的，它总比一张冷脸、一张充满戾气的脸让人舒服。记得我先生第一次去日本期间，他独自去找美术馆，当拿着导航在路中间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日本女生微笑着走上前主动询问，并且一直把他送到美术馆门口。他后来多次描述那个场面，我提醒他，日本人指点和带路是常态，他不信，偏得意地以为那个女生喜欢他；后来他才发现，名古屋如此，京都如此，东京也如此。

　　一百年前，到日本旅行的法国画家雷加梅就说日本式微笑是“所有礼仪的基础”，它关乎他者，关乎社群意识，但不一定关乎情感。他们似乎在决定选择非人情的方式安身立命之后，就放弃了随便将内心挂在脸上。他们的内心真正藏着什么，我们无法得知。日本人有把公共生活与私生活分得泾渭分明的强烈意志和本事。在公共生活中，他们戴着面具，穿着八寸高的高跟鞋优雅地舞着，把最清雅最撩人的一面展示出来，等回到私人场域，脱下高跟鞋，抱着疼得站不起来的起了泡的脚流泪抚摸。这种特征如此鲜明，以至于在汗牛充栋的日本人论中，以《面具下的日本人》为书名的巨著，就有蓝眼睛的伊恩·布鲁玛和黄皮肤的在日韩人金两基。关于史上最难解、最不可信任的日本人的笑容，金两基说，那笑“既不是极力抑制的笑，也不是掩饰轻蔑人的笑。他们只是一味地露出毫无理由的笑容，这笑容简直同‘能乐’假面具的微笑一致”，于是他也配合日本人毫无理由地笑，这样彼此之间就能“以心传心”了。虽说如此，至于双方是否真正地领会自己的心境并不要紧，只要自己认为对方了解了，达到“暗中了解”就够了。

　　作为精神出口的日本艺术

　　强烈的社群意识和对排斥超越性价值的尊崇，必然滋生个人过度的克己心和自我压抑性，内心压抑久了，终将爆发。僵化的压制性社会体系中，反抗的方式表现为性、暴力与死亡，以及将性和暴力升华为艺术的努力，它体现在代际转换之时，如取代幕府的明治初期和二战结束后的日本，暴力、色情泛滥。二战后有人指责日本黑市交易和女性卖淫的种种乱象，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则呐喊：“人类要堕落，义士和圣女也都要堕落，不可阻挡！……因为是人，所以堕落；因为活着，所以堕落。”呼吁社会允许人性回归自然。它还体现在同时代的艺术对社会规范、权力的反抗，比如日本丰茂的亚文化中随处可见的猥琐、暴力、荒唐和病态。AV产业甚至被当作日本的软实力向外推广并且引以为豪。

　　日本艺术中的美，也不一定非要站在道德的一方，就像谷崎润一郎笔下的那些“病态”人物，被文了身反而在痛苦中获得了超级快感并且享受其中的那个姑娘（《刺青》）、要吃富美子用脚夹着棉花蘸着肉汁喂自己的封翁（《富美子的脚》），以及虑及春琴不愿让他看到自己被毁的容貌，用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的佐助（《春琴抄》）……谷崎创造的，真真一个恶魔世界！但我们也不应忘记，在这个恶魔世界的顶部，冲击和压迫着谷崎的，是1911年的大逆事件，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是近代日本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战争。艺术世界空想的暴力和去道德化，卸掉了像谷崎那样的日本人的社会压抑，让他们近乎变态地宣泄着情绪和情感。那个世界是病态的、扭曲的，但又是美好的、健康的、崇高的，它丰富了日本人的视觉和觉知，让人从恐惧中摆脱出来（虽然也许是暂时的），悲伤、愤怒得以宣泄，并且从那里发现真理。□陈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