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飞 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悬浮时代”

　　每个人都在摆脱现在，逃离让他不满意的东西。他要奔向哪里?不知道。只是无时无刻不在移动，没有根基地悬浮在这个社会之中。社会学家把这种现象定义为“悬浮社会”。这种普遍失根的焦虑心态不止发生在中国，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大多数普通人，都在经历着期望与现实的断裂而造成的焦虑和身份迷失。

　　生活在一个“悬浮社会”，现代人焦虑的根源在哪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对这个问题有着长期的思考。早年求学生涯辗转内地和中国香港，以及英国、美国等世界各地，迥异的生活环境给予了严飞宝贵的经验，让他擅长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和社会制度之间，运用比较的视野思考问题，同时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进行反身性的思考。他把飞速发展的社会比作一辆高速列车，每天大量的乘客被人潮推挤进入车厢。他们如此急切地渴求成功，如此渴望获得他人的认同，却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也道不清列车行驶的方向。

　　在他的新书《穿透》中，严飞引用7位社会学大师的经典理论来分析“悬浮社会”的结构性特征，透视那些我们时常遇到却熟视无睹的社会问题——诸如，如何相信手机里的陌生人?婚姻里真的是谁收入高，谁就更有话语权吗?而读者或许也能像社会学家一样，重新审视社会的运作规律，摆脱那些看似“理所应当”的思维惯性。

　　如何思考：作为对象的菜市场和网络直播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生活在“悬浮时代”，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信任感越来越淡薄，亲朋邻里之间久而久之也成为了“熟悉的陌生人”。那么，城市化改造、社区场所的变迁对于人际关系会产生怎样的潜在影响呢？

　　严飞：我之前做过一个关于菜市场的研究。当一个大型菜市场拆迁以后，这些菜贩会何去何从？我们发现，大多数菜贩在菜市场拆除之后不会离开，他们中的大多数会选择顽强地留守。与此同时，他们的薪资平均下降了20%以上，生活成本也在上升，但他们还是不愿意离开。

　　与此同时，一个菜市场的拆迁，也会对菜市场周围的居民产生深刻的影响。很多人下意识地认为前往菜市场就是为了买菜，但是我们的问卷调查发现，买菜竟然不是菜市场的首要社会功能，只能排在倒数第二位。前往菜市场的动机，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邻里交流，锻炼身体，接送孩子，等等。

　　社会学的思维认为，人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人”，人和人之间会有交流，会有情感的互补，而菜市场就是情感“涌现”的公共场所。邻居街坊通过菜市场形成了一个情感和精神的共同体。如果菜市场意外被拆除了，菜贩并没有走，邻里之间的关系却遭到了破坏。

　　我们还发现，菜市场拆除之后，这些城市务工子弟的孩子的教育问题会产生新的社会负担。在此之前他们还可以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但是在这以后这些家长负担不起公立学校的学费，不约而同地选择去打工子弟学校，更多的人会把孩子留在家乡变成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无法和家人团聚，就会产生一系列潜在的心理问题和犯罪问题。由此我们发现，菜市场作为一个公共的生活空间，在人和人之间产生了互动，同时连带产生了后代的身份认同困境。

　　新京报：你在《穿透》中抛出了一个问题，短视频、直播、滤镜是否重新定义了这个世界。前段时间，你自己也尝试过一次线上直播授课。

　　严飞：疫情之后，网络直播已经成为了我们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我自己在直播之前特别紧张，后来直播以后发现很有趣。如果你讲得不好，会有很多弹幕说老师你讲得不对，这些读者就有选择权说，我可以不听，你会面对更多的知识上的审判。

　　自拍、直播等现象的出现，说明现代人比以前的人更有表达欲。这当然与经济因素是有关系，按照马斯洛的说法，生活水平提升了以后，人就有更高一层的自我表达的需求。除了表达的欲望，表达的空间也发生了变化。身处面对镜头的时代，大家愿意进行自我表达，并且勇敢地进行自我表达，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

　　新京报：如果面对镜头是释放自我表达的欲望，那么镜头后面的观众呢？

　　严飞：我们需要看到的还是一个大的结构性背景，也就是“悬浮时代”。上班、放学之后做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已经为我们急切渴求成功所做的努力而占据，仅剩下一丁点空闲时间，我们愿意通过看一些刺激的、惊险的、有趣的或无聊的短视频，在感官刺激之下放空大脑。用这些方式消磨掉睡意来临前的时光，无非是为了摆脱一天积攒的疲惫和焦虑，掩饰人在没有根基的时代之中，身份迷失而带来的无所适从。

　　为何思考：我们就像在赶早高峰地铁

　　新京报：“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是新书的副标题，似乎也直截了当地点明了你的写作用意。对于没有受过社会学专业训练的人而言，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价值或意义是什么？

　　严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看见和听闻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已经太过频繁、琐碎，让我们处在非常舒适的位置，而对此熟视无睹。有时，微信朋友圈和聊天群里的一篇文章、一个话题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但我们却常常嘻嘻哈哈，以大众戏谑的娱乐化方式参与其中，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件事情的背后，其实和我们自己是有关联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写作这本书，其实是针对当代普通人内心的困惑和焦虑。我希望他们能看到日常的现象，穿透日常的表象，然后解读社会日常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困惑。我们需要看到，日常的社会现象背后，也许有一个更大的结构性要素导致每一个身处时代浪潮之下的个体，在欲望与期待得不到满足之后产生了焦虑和身份的迷失。

　　穿透社会表象，了解到这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是不是就一定可以消除他们的焦虑？至少我在写作时没有想这么多。但我能够体认个体在整个时代浪潮之下的挣扎。很多时刻我也有一种深深的无力。但我愿意把这样的痛点呈现出来。

　　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我希望能帮助读者认识到，其实我们都处在同一列高速前行的列车上，都身处在一个日益变化的转型时代，也就是项飙和另一些社会学家说的“悬浮时代”。

　　新京报：通过你的分析，你觉得我们身处的“悬浮时代”具有哪些特征？

　　严飞：“悬浮时代”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所有人都处在一个没有根基的状态之下。每个人都非常迫切地在极短的时间内渴求获得成功，获得他人的认同，从个体层面而言，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发家致富，成功变现自由。

　　在这种特别渴求成功、获得认同的心态之下，我们会发现，存在着一种很难磨灭的断层。相比较80年代、90年代，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灵活，社会流动性的广度和宽度其实在不断地增加。但另外一方面，贫富差距的分化也越来越大。社会的流动性允许极穷的人通过努力有机会摆脱贫困，但这种向上流动存在着难以撼动的瓶颈。我特别渴望获得成功，但是我离成功还很远，渴望被人发现，但其实并没有获得他人的认同。期望和现实之间产生了极大的落差，由此产生出很多身份的迷茫和焦虑，也产生了许多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但与此同时，我们仍然渴求成功，想要急切地证明自己，于是不断地换工作，不断寻找自我定位，不断地往前跑，想要证明自己。于是今天就呈现出“悬浮时代”的社会特征，一方面，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内经历了较大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动带动了很多的人通过房地产、股市、比特币等赚到了第一桶金。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间里面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收入分化，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以及教育的不平等。这些问题连带着引发社会道德的滑坡和信任度的丧失。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缺少信任，缺少一种基本的道德素养。整个社会就像一列高速前行的列车，拼命地往前走，但没有人意识到，其实这趟列车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车上的我们，就好像是在赶早高峰的地铁，被后面的人潮推着往前走。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