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们一生的岁月，从欢乐引向欢乐

　　每个时代都各有其“时代精神”，文学也不例外。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西南联大里有一群醉心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青年，他们无限推崇艾略特和奥登，反感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甚至约好一起不去上讲授司各特的课。半个世纪以后，其中一位学生回想往事时，认为那时的行为中“七分是追随文学时尚，三分是无知”，并写出厚达500多页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这位学生就是翻译家王佐良先生。当他作为诗人、翻译家和研究者贯通诗歌历史脉络后，给出结论：“浪漫主义是一个更大的诗歌现象，在规模上，在影响上，在今天的余波上。现代主义的若干根子，就在浪漫主义之中。”

　　博尔赫斯曾说，这句诗是好的，就永远是好的。这一点适用于所有诗，意即好诗不分时代与所谓流派和风格，诗（文学）只分好坏，而没有“过时”与“时髦”。某种意义上，“好诗”正是超越时代和流派的同义词，而对其欣赏接纳的能力则是它们不断向我们提出的多少有些苛刻的要求。

　　如果我们以现代主义审美的眼光看，认为浪漫主义文学的“过于优美”和“矫情”是一种窠臼，那是因为我们正站在新的窠臼中，眼前缭乱的意象截断、同时也缩小着我们的视线。事实是，当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在十八世纪后期登上历史舞台时，恰恰是先锋的，甚至激怒了那些常年在装饰精美的客厅里谈东道西的高雅之士，认为那些文字不值一提，太没有诗意，粗俗不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以地道的农民彭斯起始，到短命的济慈抵达高峰——摧毁了古典主义理性至上、克制个人情欲的规范而鼓吹激情；摒弃已成定规的“诗意词藻”而从日常话语中采撷新的枝叶，朴素且清新。他们倚重想象力，关注自我，是“自我书写”的先声，为二十世纪诗歌开辟出新的道路。这些美学原则大都在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第二版的序言中得到阐释，这篇序言也成为华兹华斯本人、乃至整个浪漫派的宣言。

　　华兹华斯作为“浪漫时代的中心诗人”的重要性，建立在其诗歌的新语言、新内容、新韵律以及新情感之上。他写的田园不再是桃源般的牧歌，而是废毁的农舍；他歌颂自然，而拒绝空洞的夸饰言辞。他平和的愉悦情绪，自然地成为他诗歌的语调，只有在出现当权者时，他的音调才会如陡峰般突然升高，毫不留情地喊出出自人道主义意识的斥责：

　　但政治家，不要觉得他是多余的！

　　……

　　当你骄傲地思量着你的才干，

　　权势，智慧，不要把这乞丐看作

　　世上的负担。

　　（出自《坎伯兰的老乞丐》）

　　《坎伯兰的老乞丐》以一种同情和愉悦混合的情感让人难忘。尽管华兹华斯给出了应有的同情，但在面对这样一个底层人的悲剧时并不忧愁，因为他同时看到这位老乞丐在世人身上引起的高贵情感：“他就这样维系着/村民的为善之心，否则岁月的流驶，/不完整的经验给予的不完整的智慧，/会让他们钝于感受，必会让他们/一步步屈服于自私和冷漠的思虑。”这几乎就是华兹华斯对自己写诗的目的的诗歌表达，等同于序言中的“捍卫人性”，“充分体会人的心灵的优美和高贵”。

　　实际上，华兹华斯想让这位老乞丐维系的不止“村民”的为善之心，而是整个人类的：诗人绝不是单单为诗人而写诗，他是为人们而写诗。老乞丐之所以可以做到这点，则源于自然之光的照耀。诗中的老乞丐行走在自然中，单纯地存在着，并随着诗的推进渐渐从一位有血肉之躯的社会边缘人，获得了与自然的同一性，成为自然的征象。诗的结尾，在谦卑的愉悦中，华兹华斯让这位老乞丐“如他在大自然的注视下活着，/就让他在大自然的注视下死去。”

　　大自然无疑是华兹华斯诗歌的核心、心灵最重要的给养，是他才华的泉源、无限歌颂的对象，也是他儿时的玩伴和少年的导师，甚至在他对自然描述得最好的时候，你几乎可以从中看到上帝的隐约身影。当然，对华兹华斯来说，脚踏尘世就已足够，世间的愉悦已让他满足。

　　诗人向我们坦言，童年之后，“大自然成为了我的一切”。他生于乡下，长于乡下，换句话说，他生长于自然中，并持续生长。童年的林中探险在他敏感的心中留下不可估量的影响。就读剑桥时，他徒步欧洲，追寻阿尔卑斯山的雄伟。他踏上过欧洲的无数道路，最终成为了道路（自然）本身，并希望引领他人接近自然。

　　谨慎地说，华兹华斯描写自然的诗在后来者那里鲜有匹敌。他在自然中看到自然，更看到人的心灵与内在生命，他歌颂自然之美，即在歌颂人类具有崇高可能性的纯净心灵。大自然训诫他，也治愈他，让他重新寻回儿童式的愉悦的能力：

　　（自然）使我回忆起已经忘却的愉快，它们对

　　一个良善的人最宝贵的岁月

　　有过绝非细微、琐碎的影响，

　　一些早已忘记的无名小事，

　　但饱含着善意和爱。不仅如此，

　　我还靠它们得到另一种能力，

　　更高的能力，一种幸福的心情，

　　忽然间人世的神秘感，

　　整个无法理解的世界的

　　沉重感疲惫感的压力

　　减轻了；

　　……

　　我知道大自然从来不曾背弃

　　任何爱她的心，她有特殊的力量

　　能够把我们一生的岁月

　　从欢乐引向欢乐

　　（出自《丁登寺》）

　　即便我们从最功利实用的角度去靠近华兹华斯，他也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能力，即一个人在自然中所获得的竟可以如此令人愉快和丰盈，而我们要做的，是尝试循着诗人的足迹，爬上高山，跨过溪流，停留在一片树林或田野中，听一只鸟儿的叫声，并将自己常日闭塞的心灵完全裸露，这时，万物在眼前自由来去，而你的脚步首先散乱自在起来，接着是腿、胳膊、脑袋，及至整个身心，松弛飘荡如一片初冬落下的叶子。这样，也许我们也能在片刻中恢复那个原初充满人性与生活热情的自己。这对困于疲惫和焦虑的我们总不会没有裨益。

　　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做出热烈回应

　　新京报：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斯蒂芬·吉尔：这是那些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之一。作用于第二代诗人（拜伦、雪莱、济慈）身上的力量与影响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的力量有所不同，但是当然——这一点很重要——作为第一代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是影响第二代诗人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显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由英国和整个欧洲十八世纪文化中的多种元素塑造而成。事实上，当我们审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时，我们发现它异常丰富又有明显的混乱。于是：为普通人写诗/重新发现史诗和长篇叙事诗、理性的启蒙评价、怀疑主义、对未来的希望/对中世纪的再发现、古物主义（Antiquarianism）、过去、激进政治/对浪漫的热爱、普遍主义/民族主义，所有这些或多或少都存在于持续不断的欧洲战争这一大背景下。

　　新京报：华兹华斯对拜伦、雪莱、济慈这些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斯蒂芬·吉尔：拜伦和雪莱对华兹华斯诗歌的兴趣只持续了短暂的时间，后来他们把华兹华斯视为讽刺的对象。对济慈来说，则明显不同。我认为，济慈对一位真正诗人的生活之发展的感觉——就像在《睡眠与诗歌》和他的信中所概述的那样——是由华兹华斯的《丁登寺》塑造的，济慈的信中经常提及这首诗。他极为钦佩华兹华斯的《漫游》。

　　新京报：大致说来，法国大革命对整个浪漫派，尤其是华兹华斯的写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斯蒂芬·吉尔：法国大革命始于1789年。1793年，英法之间爆发战争，一直持续到1815年。从长远来看，战后对欧洲问题的处理所引起的麻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凡尔赛协议引起的麻烦一样多。首先要说的是，英国被法国局势主导了长达30年之久，甚至更长。即使到了19世纪中叶，对另一场法国灾难的担忧仍无处不在。

　　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做出了热烈回应。（但是）当法国人成为欧洲的侵略者时，两位诗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诗歌也相应地改变。面对拿破仑的入侵威胁，华兹华斯表达了自己对英国的爱国主义意识，尽管他依然深刻批判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序曲》在很大程度上记录了华兹华斯对自己政治观点之发展的追溯。

　　柯尔律治敦促华兹华斯充分发挥诗人天赋

　　新京报：柯尔律治和华兹华斯都是英国诗歌史上的著名诗人，他们之间的友谊、彼此的鼓励（尽管后期破裂）对二者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柯尔律治对华兹华斯对自己“诗人”身份的认识这一点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斯蒂芬·吉尔：两位诗人相遇时，对英国诗歌传统有着相似的兴趣，两人都写了类似的冥想诗：（比如）柯尔律治的《风瑟》和《这椴树凉亭》；华兹华斯的《写在紫杉树下的座位上》。柯尔律治钦佩华兹华斯的戏剧诗《边界人》和长诗《废毁的茅舍》。我相信，在两人友谊的早期柯尔律治就确信华兹华斯是位卓越的诗人，是柯尔律治，敦促他的朋友充分利用他作为诗人的天赋来改善人类。

　　新京报：两人之间的友谊对华兹华斯的写作生涯产生了哪些影响？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斯蒂芬·吉尔：柯尔律治敦促华兹华斯视自己为哲学诗人，两人一起构思了一部名为《隐士》的哲学著作。这部作品唯一完成并出版的是《漫游》（1814）。这是一部重要的作品。约翰·济慈认为它是“那个时代值得欣喜的三件事情之一”。尽管这并非柯尔律治所希望的那种（哲学）诗，但它的存在肯定归功于柯尔律治的敦促和鼓励。

　　新京报：我们应如何看待华兹华斯对柯尔律治《古舟子咏》的否定性评价，以及不愿让柯尔律治真正参与到第二版《抒情歌谣集》中的做法？这体现了两位诗人对诗歌有着怎样不同的认识？

　　斯蒂芬·吉尔：华兹华斯的这一行为是不友善的，但我相信这是可以理解的。那时他为钱极度焦虑，知道《抒情歌谣集》的再版必须成功。但是柯尔律治没有产出他们两人都希望的东西，结果就是1800年的第二版《抒情歌谣集》名副其实地成为华兹华斯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在随后的1800至1804年，华兹华斯和多萝西（华兹华斯的妹妹），最后还有玛丽·华兹华斯都在照顾柯尔律治，同情他的烦忧，柯尔律治也欢迎他们给予的这份爱。换句话说，尽管华兹华斯在第二版《抒情歌谣集》的事情上表现得不友善，但在当时并未影响两人的友谊。当华兹华斯于1805年完成《序曲》时，这首诗（直到最后一行）被描述为献给柯尔律治的爱。

　　弥尔顿的影响最重要

　　新京报：除了你在传记中特别强调的弥尔顿外，华兹华斯的写作还受到哪些诗人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斯蒂芬·吉尔：华兹华斯从未忘记过那些对他很重要的诗歌。他广泛地阅读，包括拉丁诗。他声称自己可以记住亚历山大·蒲柏的几百行诗。当然，他敬重埃德蒙·斯宾塞（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和莎士比亚。他钦佩乔叟，与罗伯特·彭斯（注：英国浪漫主义早期代表性诗人）有亲缘关系。我可以列出更多华兹华斯称赞的诗人。威廉·柯珀一度与华兹华斯相近，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对他的素体诗《任务》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在这一切之上，弥尔顿是最重要的。他的宏伟主题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华兹华斯试图在类似主题的诗歌中有所成就。华兹华斯的诗处理宏大的主题，正如弥尔顿所做的那样。

　　新京报：浪漫主义诗歌几乎都看重想象力在诗歌中的作用，语言上拒绝所谓“诗意词藻”而倾向于朴素、清新的日常用语，具有强烈的热情。除此之外，华兹华斯的诗歌有哪些独有的特点？

　　斯蒂芬·吉尔：华兹华斯的诗歌表现出高超的技巧。措辞的简洁性与宏伟主题相匹配；诗节和素体诗的语法异常灵活；在部分诗歌中使用谈话的语调，但在另一些诗歌中语调则是雄辩的。华兹华斯的素体诗，尤其是《序曲》，完全是他自己的创造，不像莎士比亚的诗，也不像弥尔顿的诗，但同样强大有力。然而最重要的是，正如他在《抒情歌谣集》的序言中所强调的，在他的诗中，“是情感给予动作和情节以重要性，而不是动作和情节给予情感以重要性”。同样是在这篇序言中，华兹华斯宣称他尊重“我们本性中伟大而朴素的情感”。这就是为什么至今华兹华斯的诗依然在向我们诉说着什么。他饱含深情地处理的正是我们人类，以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自然是上帝的语言

　　新京报：从童年开始，华兹华斯便痴迷于长时间的散步、在大自然中的探险，其诗歌也无数次表达了诗人试图从大自然中获取“真理”的渴望。华兹华斯有着怎样的自然观？“大自然”给予了华兹华斯哪些影响？或说，华兹华斯与大自然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斯蒂芬·吉尔：回答这个问题至少有三种方式。首先：在《丁登寺》中，华兹华斯表示他在大自然中发现了一个精神领域，“一种崇高感/源自某种弥漫深远的事物”。对于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来说，自然是上帝的语言。其次，华兹华斯视独处为冥想和创造力的基础，显然，他发现在山峰和树林中的这种独处最珍贵。第三，华兹华斯热烈地回应了大自然的美，并希望帮助其他人，与他人分享他认为是健康和生命之源的东西。他的《湖区指南》显示了他对自然界细节的敏锐洞察力，以及他描写这些细节的高超技巧。在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危机中，建议我们都应该走进大自然，呼吸新鲜空气，在其中漫步。华兹华斯在两个世纪前就知道这一切。

　　新京报：华兹华斯写了许多自传性诗歌，包括其代表作《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不过你在传记中也提到，华兹华斯对过往生活的书写和其真实生活经历存在出入。是不是可以说，华兹华斯的写作是对其过往人生的一种重塑？你如何看待诗歌和真实人生经历之间的这种不同？

　　斯蒂芬·吉尔：我认为比“重塑”更好的词是“解释”。华兹华斯不断地回望自己的人生，“回顾”它，以理解它，并通过在诗歌中这样做来帮助人们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他渴望在其生活中找到某种连续性而非断裂，他同样渴望在其中看到发展与成长。

　　在他所有的回望中，出现两种模式。一是他坚信他已从《丁登寺》中所说的那种儿童时代的童真快乐状态成长为对成人人类体验（包括快乐与痛苦）具有明确认知的状态，但那些儿童时代的快乐经历是他存在的基础，也是他作为一个有用的诗人的基础。二是这样一种信念，当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时，他也可以看到补偿性利益。那些伟大的自传性诗歌都在表达这样一点：从损失中，我可以相信会有丰富的回报（《丁登寺》）。美妙的颂歌《曾几何时》和《皮尔城堡挽歌体诗节》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序曲》讲述的正是华兹华斯的智力和情感生活，他相信自己所有的挣扎、损失和错误都因愉悦和爱而转化为积极的东西，当他回顾自己年轻时的生活时，他可以看到自己“被召唤”成为一个诗人，成为诗人是他的责任。

　　新京报：有些读者或许对浪漫主义诗歌存在一定的误解，认为浪漫主义诗人只关注“自我”，歌颂“自然”，热心革命，事实上，华兹华斯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在你看来，他的诗歌是如何应对社会现实的？

　　斯蒂芬·吉尔：在《格拉斯米尔教堂》有关对他的回忆中，华兹华斯被描述为一个始终关心穷人和卑微者的诗人。他的确是。他早期的诗歌《索尔兹伯里平原》中充满了最脆弱的人——流浪汉，老兵，寡妇和孩子——对这些人的关注贯穿华兹华斯的整个写作生涯。他最后一些诗中的一首写的是一个老人的悲伤寂寞。在他的一本被称为《未访耶罗》的诗集的跋中，华兹华斯抗议了旨在“处理”失业者和穷人问题的新法律。

　　新京报：当我们谈及华兹华斯，也许不得不提及他的妹妹多萝茜。多萝茜成年后几乎一直与华兹华斯相伴在一起，一起生活、远游、写作。多萝茜的陪伴对华兹华斯心灵的成长和生活的安定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斯蒂芬·吉尔：兄妹之间的纽带对他们两人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他们在一生中最易受影响的时期分离了多年，因此当他们在1794年重聚时，他们决定让这一重聚持续一生。事实也的确如此。多萝茜为她的哥哥奉献了坚定不移的爱与忠诚，在他的婚姻中支持他，还持续支持他的写作，即使在华兹华斯作为诗人的声誉很低时。在《序曲》中向她致敬表明，华兹华斯相信如果没有多萝茜，他就不会成为他所成为的那个诗人。

　　新京报：华兹华斯的写作有一个特点，即一生都在不断修改诗稿，这样做的诗人并不多见。你认为，华兹华斯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斯蒂芬·吉尔：这样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比如W.H.奥登，对他的诗进行了如此多的修改，以至于它们被分册出版——最初版和修改版。丁尼生和W.B.叶芝修改了他们所有的诗。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谢默斯·希尼也修改。

　　但我必须同意，华兹华斯的修改是他诗歌实践的核心。他对诗歌中的技术细节非常挑剔——声音、韵律、节奏、措辞——但我想他的修改比关注这些细节走得更深远。在我看来，华兹华斯从未想过将一首诗视为“已完成的”，因为这将意味着其生长能力的完结。他有这样一种感受，认为诗是一个有机整体，他的所有写作也是一个有机进化的整体。我的《华兹华斯的重访》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

　　采写/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