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百年诞辰 学术与思想，合则共美，分则两伤

　　今年11月30日，是王元化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王元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学生吴琦幸在《王元化传》一书中写道，给这样一位学术、思想和生平都如此深邃、独立和精彩的人物写传，就是写一部中国近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思想史。

　　王元化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孩提时生活于清华园，耳濡目染于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的言传身教。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2岁就担任上海地下党文委代理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随后的人生跌宕起伏，他从革命者被打成“胡风分子”，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再到知名文艺理论批评家，最后在晚年开始了人生中最精彩的第三次反思，成为在中国思想史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

　　王元化认为思想与学术并不是两分的，学术人应有公共关怀，思想者须有学理背景。王元化在三十年前所针对的学术与思想脱钩现象，仍是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议题。

　　学者许纪霖在与新京报记者的对话中指出，“反思”是王元化一生的主题。对时代思潮的怀疑，对自我的反思，以及人道主义精神的思想底色，是王元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给今人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

　　“学术中人”与“思想中人”

　　新京报：今年是王元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作为与他交往多年的朋友和晚辈学生，在你看来王元化先生的学术和思想为当下的我们留下了哪些精神遗产？

　　许纪霖：王元化先生既是学术中人，也是思想中人。他为后人留下的精神遗产，都同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相关。作为学者，王元化先生学识渊博，民间有个说法叫作“南王北钱（钱锺书）”。他的经历比较特别，既不是学院中人出身，也没读过正规的大学，做学问完全靠的是自学。他的家庭背景以及当时的一些机遇，让他有机会向很多大师请教学问。因此，王元化先生的学问是自成一体的。在1955年“胡风案”以后，他就开始钻研学术，“文革”后当选为国务院第一、二届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王元化先生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上造诣极深，《文心雕龙创作论》被学术界公认为是当代研究《文心雕龙》最好的著作，可谓是学术界的泰斗。

　　另一方面，在学术界流传着“南王北钱”的同时，思想界还有一个“南王北李（李慎之）”的说法。大概很少有谁能像王元化先生那样，跨越思想与学术两界，在学术上与钱锺书比肩，思想上与李慎之各领风骚。作为知识分子，在我看来，他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反思的精神。王元化先生将反思视为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视为自己的生命本性。这种反思不仅是针对别人、针对社会上流行的种种思潮，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反思。

　　作为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王元化先生曾经热烈地捍卫启蒙精神，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他发觉启蒙心态也有需要反思的负面观念：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受到黑格尔思想的影响，他原来坚信人的理性可以达到全知全能。在王元化先生的晚年，当时知识分子的内部分裂也很严重，很多人质疑他在倒退，站在了反启蒙的一边。王元化先生不为所动，只以自己的文章和谈话，以自己的理性来论证。他非常讨厌站边。王元化先生在清华园长大，这种独立思考是他一直所强调的，也是陈寅恪为王国维总结的精神，“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不断的自我反思

　　新京报：正如你所说，反思自己，反思时代的潮流，而王元化先生的一生也可以说是“反思的一生”。是什么精神力量促使他不断地进行反思，他一直坚守的信念又是什么？

　　许纪霖：人道主义是王元化先生贯穿始终的思想底色。他早年投身于革命，除了亡国灭种危机的刺激之外，乃是基于追求自由的英雄主义人格和对底层民众的同情怜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顾准思想的启发和对黑格尔的反思，让他的理性观和方法论，经历了一场从唯理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促成这场大转变的，除了外在的历史因素之外，正是王元化先生终身信奉的人道主义信念。

　　王元化先生曾说自己精神上是“十九世纪之子”，相比起二十世纪，他对十九世纪有更多的感情。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因为十九世纪的启蒙理想充满着人文精神。抗战初期他幽居在孤岛上海，无书可读，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作品成为他唯一的精神养分。从英国的狄更斯、勃朗蒂姐妹，法国的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到俄国的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等，这些浸润着深刻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家，塑造了他一生的灵魂。他曾说：“我喜欢十九世纪的文学处处渗透着人的感情，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

　　从理论深度而言，人道主义是近代哲学当中最单薄的，但它却是现代价值的核心。任何深奥的哲学和理论，倘若失去了人道主义的价值基础，很有可能失去现代性的面向，堕入危险的深渊。越是单薄的价值，越有可能成为现代社会的伦理底线。

　　王元化一生所坚守的正是这条价值底线，虽然他不高调，不一定有所为，但是他在很多重要的场合能做到有所不为。在反胡风、“文革”等政治风暴中，他曾经被深深地伤害过，对人的尊严也格外敏感。他曾经说过：“人的尊严是不可侮的。……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作为我的师辈，他常常让我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于我而言，“虽不能至，吾往矣”。

　　“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

　　新京报：对于什么是好的学术，王元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过一个价值标准，即“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

　　许纪霖：王元化先生的意思是说，学问者要有思想的关怀，思想者须有学理的背景。学术与思想本来就不该两分，合则共美，分则两伤。他一生写了不少学术文章，这些文章绝对不是纯粹的谈玄理、玩考据、弄词章，背后都有很深刻的关怀和思考。他晚年也喜欢用访谈的方式发表自己对中国与世界、文化与社会的看法，但这些谈论的背后都有他平时积累的学理背景，有历史的深度和跨文化的广度。

　　王元化先生提出这种看法的背后，直指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思想与学术分离的学界景象。当时学界形势巨变，一部分启蒙者退回学院，以考据取代义理，“道问学”压倒“尊德性”，知识主义替代理想主义，又进一步蜕变为文献主义，邃有“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出”的说法。但另一方面，又有不少人从知识分子变成了“知道分子”，在媒体上对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无所不谈，甚至成为意见领袖，但是观点的背后没有学理作为支撑，思想和学术就此脱钩。

　　这种现象持续至今差不多有30年了，问题也越发严重。学院中人不谈思想，甚至没有思想，在媒体上夸夸其谈的人虽然看起来好像有思想，有观点，有立场，但背后是没有论据的，甚至是不讲理的，完全靠压倒性的气势取胜。特别是在新媒体的社交文化之下，越极端的声音往往越有市场。

　　当然王元化先生在生前还没看到这么极端的情况，现在这类现象却越来越普遍。学院中人在专业的学术研究之外，现在很少人也能展示出知识分子的关怀，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学者已经越来越少。像张文宏这样的，既有过硬的专业背景，也擅长用公共话语表达自己观点的，凤毛麟角。按理说，各行各业都应该出现这样既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专业性又得到公众认可的人士，但这样的人太少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王元化先生所说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漂亮的口号，它实际针对的是近三十年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界所出现的这种两极分化现象。

　　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他们是那种为思想、为观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王元化辞世前为王元化学馆题字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