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边》 让不同的人群彼此看见

　　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崖边：吾乡吾民》，内心长久被一种质朴、温存而又让人深思的情绪所激荡。当阎海军在一年前告诉我，想编一本杂志书，以“崖边”为品牌，以“大乡建”为思考背景，以“非虚构”为表达文体，以“建构性和对话性”为目标，通过文学和文化的观照视野，以倾听到民间和基层的声音。

　　我当然知道这种构想是多么宝贵而富有价值，但在几乎没有任何人力、资金、平台支持的情况下，我深感凭海军一己之力，要完成这个任务，是一件艰难的事情，直到它变为现实，来到我的案头，我意识到了海军的执著，意识到了写作者的真诚。《崖边：吾乡吾民》的出版，毫无疑问，凝聚了主编阎海军大量的心血和热切的情怀，恰如他所言，本书的诞生，“在于倡议更多的人关注中华文明的根脉，并从中梳理能够助益现代化的思想文化资源”，这是一种切实、踏实的文化态度，海军的诚恳和坚韧促成本书的出场，这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情。

　　阎海军，媒体人，非虚构作家，《崖边MOOK》主编。著有《崖边报告》《官墙里》《陇中手艺》等。曾入围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获得第九届敦煌文艺奖、第六届黄河文学奖一等奖、2015华文好书社科类十大好书、凤凰网2015年度非虚构十大好书等奖项。

　　有质量要求的专题式写作

　　显然，《崖边：吾乡吾民》是一本有设计感、有质量要求的专题式写作。从其所设置的栏目看，本书注重现场感、民间性、个体生命史的呈现，体现了对传统文化内心的敬畏，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和体恤。

　　通读全书，我能深深感受到作者笔力对现场的抵达，而这种抵达的深度，最能彰显非虚构写作的品格。吕途在《且行且歌，我们在村口办起音乐节》中，详细向我们介绍多年来大地民谣全国巡演的线路，在一次次以歌为媒的文化传播活动，我目睹“新工人乐团”一次次走在祖国大地上，向人民靠近的重要实践，在一种毫无功利目标的文化传播中，创作者和广大群众共同感受音乐的力量，感受团结的温暖，随着吕途的笔触，我也一次次被带进鱼鳞滩村火热的场景、触摸到侗族村寨的神秘和伟大，领略到有机稻田肆意歌唱的野性和自由。这种现场感的还原，既让读者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体验到艺术来源于大地滋养的朴素道理，也让艺术工作者感受到回馈人民的快乐，在一种落地的实践中达成各方有效的沟通。

　　同样，本书中，对民间文化的重新审视，也让我印象深刻。何效义《我在通渭马营铸印》、刘志红《一个民间戏班的“江湖”》，从微观的角度，通过具体人物的命运，凸显了民间文化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也由此凸显了那些基层的坚守者，以一种虔诚而质朴的情感，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勇气和韧性。

　　对个人生命史的呈现和回顾

　　当然，本书中，更多的是对个人生命史的呈现和回顾。张子艺《吾乡吾民：一个家族的变迁史》、闫瑞明《我所经历的20世纪后半期》以一种宏观的视角，再现了微尘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命运变迁，陆春桥《震后十年：初三（4）班回访》、崔国辉《“新农夫”返乡记》、张二冬《红薯稀饭》则从更为微观的角度，凸显了一个群体、一个人在生命的各类偶然和必然中，如何承受庆幸中的伤害，又如何赤膊上阵，以个体的微小力量，抵挡命运的挑战，对抗现实中一条条既定的人生线路。

　　通过对个人生命史的回顾，读者能在不同个体命运的变迁中，真切感受到历史的烟尘如何落在个人头上，普通的劳动人民，又如何在人世间一次次的岔路和险途中，承受命运的折磨，在多篇文字中，我深深感受到普通劳动者人性的美好，内心的纯净，感受到中华大地历史的变迁，尽管在滚滚红尘般的现代化进程中，湮灭了诸多美好的东西，但那种属于根性的品格，从来就没有消失，它们依旧在看不见的地方，在媒体的泡沫之外，呈现其倔强的生命力。

　　闫瑞明在《我所经历的20世纪后半期》，细数了自己人生中错失的种种机遇，尽管如此，却没有活在抱怨和失落中，依然立足民间，坚持为民行医，坚持为村民缝纫衣服，修理机器，显示了一种最为本真的人性光芒。这些真实的画面，总是让我回到自己的童年，想起那些现实中，如瑞明先生一样能干、厚道、聪颖的普通农民。在《与沙为战：治愈“地球癌症”》一文中，通过王有德的人生经历，我切身感受到那个被今天诟病的集体主义时代，曾经弥漫着无数如他一样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内心光芒万丈，但却不得不深陷现实的泥泞，一条无人能走出的路，在一种无私、勇敢精神的映照下，终于让沙漠的绿洲变为现实。

　　不逃避对现实和历史难题的追问

　　我得承认，阅读本书时，我感受到一种深深的自我教育，清晰意识到一个人内心的脆弱和犬儒，其实从来就不是天生的，很多时候，不过被周边的环境无形熏染，相比环境的浸润，在一个新媒体发达，情绪性话语极其容易弥漫的时代，建构性的行动力，往往更让人滋生力量和感受希望。这本书的不少作者都是我的朋友，我知道这些来到笔端的文字，看似平淡冲和，但背后却饱含了他们无数艰难的行动，丈量出他们行走大地和基层的努力。以吕途和王昱娟为例，她们原本都是学院派的学者，但在现实的感召下，一个彻底走向基层，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见证新工人文化的发展，一个主动走向城市的边缘，将学问置于对城中村的梳理和回溯。

　　当然，此书并没有逃避对现实问题和历史难题的追问。无论是刘志红发出的拷问，“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还是范雨素的无奈感慨，“如果在自己村里，能赚到钱，能过上好日子。谁愿意背井离乡出来受罪呀。可什么时候在自己村里就能致富呢？我也不晓得那是啥时候。”我们都能从这些质朴的文字中，感受到写作者对现实和生命的思考。同样，和这种思考相对的，是作者对自身和知识精英的审视和追问。王昱娟以独有的坦诚，袒露了自己的疑问，“我就一直想要弄明白，当一个安全的、熟悉的、稳定的，当然最终也可能是安逸而不思进取的环境，被更强大的力量摧毁的时候，身处其中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何效义在现实的介入中，深深意识到当下知识生产的危机，恰恰来源于，“民间的这个东西，现在一些所谓的精英，他们俯不下这个身子去接触、去研究、去学习”。从这个层面而言，本书除了情感汁液的饱满和源自生活的细节，同样不缺理性的表达和深刻的思考。

　　毫无疑问，这是一本让彼此的看见成为现实的赤诚之作。恰如阎海军的设想，希望“所有致力于乡土研究、乡村建设、乡村艺术的学者、艺术家、作家、记者、学生、打工者、实践者能够深入农村，打破边界，形成‘跨界人文艺术表达共同体’”，以我的理解，要达成这一共同体，首要的目标就是让不同的人群彼此看见，在人类共同的精神难题和生存遭遇中，激发一种共同的悲悯和理解，在差异和分歧里，寻找到难得的共识，在人类必然同舟共济的命运中，达成和解，携手前行。这一目标如此重要，在资本横行，劳动者被严重遮蔽的现实境遇中，在社会分化愈来愈无可阻挡的趋势中，唯有人类动用本源的理性、智慧、还有内心的善念，才能阻止这一趋势的加剧。

　　撰文/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