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提到妖魔鬼怪,现代人的头脑中可能会想到中国民间传说中的狐精,或是日本文化中的河童,或者欧洲文化中的吸血鬼。
中国地域广大,历史悠久,浩瀚的时空中诞生的神怪传说本就有如恒河沙数,如星辰散落全国各地,难以一一尽数。而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岛屿,长期辟处山海一隅,如果要让你说出几个台湾文化中的妖魔鬼怪,你能说出多少呢?即使是在台湾岛内,能够较为完整说出本土妖魔鬼怪故事的台湾人,想必也不会太多。台湾学者胡万川就曾感叹:如今在校的台湾大中小学生,对台湾的民间故事已较少或不再听闻。
有鉴于此,小说家何敬尧一头扎进了浩如烟海的“妖怪学”文献之中,系统分类,摘录台湾古往今来的文献记载,将妖魔鬼怪与乡野奇谈之故事呈现于世人面前,编成了这本《陆外山海物语:三百年岛屿奇幻志》。
好奇志怪:从志怪传统到妖怪手册
中国很早就有“志怪”的传统。所谓“志怪”,就是记载那些神异鬼怪之事。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短短数言,言简意赅地指出了志怪在六朝时期兴盛的原因。从《山海经》到《聊斋志异》,志怪之学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大放异彩,相关著作层出不穷,成为中华文化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些志怪之书,我们的神话传说将会黯然失色,我们的信仰世界将变得空洞无物,我们的文学创作也将变得单调乏味。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妖怪传说,自然也上承中国的志怪传统。《陆外山海物语》一书盘点了台湾本土的妖怪传说。如果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台湾的妖怪传说,有许多正是中国大陆特别是闽粤地区民间传说的复制或是变形。譬如书中提到明代普陀山僧人释华佑游历台湾岛,就在苏澳、鹿港海岸目睹陆地上的鹿进入水中变成海水中的鲨鱼,成为“鲨鹿儿”,而鲨鱼的顶部还留存着鹿角。
这一怪谈,其实就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化生说”,《礼记·月令》中的“腐草为萤”即是“化生说”最早的例证之一。至于鹿变鲨鱼的传说,最早则见于晚唐文人刘恂《岭表录异》中记载的一种名为“鹿子鱼”的怪鱼。根据刘恂的说法,这种鹿子鱼出自罗州,亦即今天的广东廉州,“每春夏,此鱼跃出洲,化而为鹿”。刘恂还煞有介事地说有位渔人真的捡到过一条正在变化中的鹿子鱼:“头已化鹿,尾犹是鱼。南人云:‘鹿化为鱼,肉腥不堪食’。”
流传于唐代广东的民间传说,就以这种方式被移植到台湾本土的妖怪故事。而书中提到的妖牛传说,同样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志怪文献。据说妖牛能说人话,还能预知未来。1862年,台湾中部的四张犁(今台中北屯)有妖牛说话,预言将来无田可种,颗粒无收。此后果然在当地发生了戴万生之乱,中部百姓仓皇逃命,许多田地因此荒废。
这个传说的原型,则可以追溯到东晋志怪笔记《搜神记》中的一条“牛能言”的记录。晋惠帝太安二年,江夏郡功曹张聘骑的牛突然开口说话道:“天下方乱,吾甚极矣,乘我何之?”这年秋天,果然发生了张昌之乱,江夏沦为主战场,“一郡破残,死伤过半”。除了替换一下儿时间、地名和人名之外,台湾所谓妖牛传说几乎可以说是《搜神记》在1500年后的翻版。
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产自台湾本土的妖怪故事,尽管千奇百怪,但其基本类型却不超出传统志怪故事的范畴。也可以说,台湾的妖怪故事虽然流传于岛内,却与大陆乃至整个世界的妖怪故事有着相同的故事类型。
《山海经》里记载远古“雕题国”居民文身如同鱼鳞,司马迁《史记》记载秦始皇陵里的油灯用人鱼膏制作而成,万年不灭。无独有偶,在台湾澎湖列岛,流传着荒古之前有“鲛人族”栖居的传说,道光年间还有渔夫在淡水厅苗栗堡捕获了一条人面鱼。而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人鱼故事,莫过于能够以歌声蛊惑水手的塞壬海妖的古希腊神话。人鱼传说,在世界各地都广泛流传,台湾也不例外。在妖鬼神的世界里,世界各地的人们仿佛不约而同地实现了“神话大同”。
妖是妖,怪是怪:妖怪的“分类法”
将“妖”和“怪”区分开来,是本书的创获之一。“妖”指称的是“妖鬼神游”,“怪”则是“奇谈怪梦”。前者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妖怪、鬼魅、神灵。
那么,“妖怪”、“鬼魅”、“神灵”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在何敬尧看来,这三者其实有着共同的起源和演变轨迹。所有的妖怪传说,都来自天地自然、动植物、无机物和人类。这也是世界上所有妖魔鬼怪故事的共同起源。妖魔鬼怪无论多么玄幻神奇、恐怖惊悚,都是以现实中的生物作为原型的。人的想像力终究有限,我们不可能超出物质世界之外去无限度地想象。即使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是如此。
在台湾原住民的观念中,天地万物皆有灵,因而天地自然之间都有妖怪和神灵存在。其中一部分演变为传说故事,另一部分则被遗忘。这是台湾“妖怪”的来源之一。来源之二则是漂洋过海来台定居的大陆居民。他们面对陌生的岛内万事万物,充满了未知的恐惧,因而也流传出许多妖魔鬼怪的故事。
台湾岛自古以农业为经济来源。荷兰人占据台湾后,为了开垦西部平原,还引进了黄牛作为垦地之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还从大陆引入水牛用于农耕。牛在台湾农业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考古发掘更证实,野牛、犀牛等大型哺乳动物曾在岛内生存。由是之故,有关“牛”的妖怪故事也在岛内广为流传。除了“鲨鹿儿”,释华佑还记载了他和朋友捕捉并骑行身形庞大如象的“巨象牛”的故事。因耕牛在台湾社会地位之重要,当地人还建有“牛将军庙”,专门祭祀水牛。有关牛的“妖怪”故事的演变,或许可以视作岛内妖怪故事演变的一个缩影。
因此,台湾早期“妖怪”的故事,多与幻兽妖怪相关,显示出它们的“原始性”。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妖怪”的故事越来越少,“鬼魅”的故事却越来越盛行。“鬼魅”故事的出现,与汉人的灵魂观念与祭祀文化密不可分。“鬼魅”之缘起,始自人。人死之后,灵魂化为幽鬼,存在于人世之间,得到人类祭拜。“鬼魅”在台湾还和原住民的“祖灵文化”相结合,与汉人的幽鬼文化共同构成台湾本土“鬼魅”的来源。在“鬼魅”之中,修行较高、功德较大者,就能获得天人庇佑,为人敬畏,配享寺庙,成为尊神——“神灵”。
尽管作者对岛内的“妖怪”故事做了细致的类型划分,但在时人的观念中,却未必将这些妖魔鬼怪划分得如此细致而明晰。
我们今日对物种的划分,深受林奈“双名法”的影响,讲究系统性、条理性和唯一性,并以此作为建立自然界秩序的依据。但时人的认识并非如此。比如,作者将雷公鸟归入“灵禽”一类,属于“妖怪”,但实际上它的作用与雷神相似,具有“神灵”的特点。这倒并不是说前人的头脑不清楚,导致分类杂乱无章,而是当我们试图用今日的法则去对前人记载的种种事物进行分类时,已经犯下了“以今例古”的毛病。尽管这些妖怪故事的内容荒诞不经,但它们作为一种古老的故事和信仰在岛内流传,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妖怪学”知识背后的观念与心理,体现着时人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对人生实践的态度以及对诸种情感的体验。
“妖怪”:今日的创作灵源
在“他者”与自我的文化想象中,台湾“妖怪学”展现出的不仅仅是那些令人好奇乃至恐惧的故事,更是时人宇宙观、自然观与人生观的集中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妖怪学”的“非科学性”,也许才真正展现出了当时人的知识、信仰与思想世界的真实面貌。
古老的传说,也可以化作今天的灵感。“妖怪学”的故事对于当下台湾的文化创作也有着极大的助益。台湾电影《红衣小女孩》以1998年轰动台湾的“红衣小女孩”事件为素材,并依据台湾本土传说,将红衣小女孩塑造为一个出没于荒野、能够迷惑人心的魔神仔。而影片中代表正义的一方,则是源自台湾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虎爷”。不久前在大陆和台湾爆红的电视剧《想见你》,虽然没有直接体现“妖怪”的元素,却也融爱情、奇幻、悬疑于一炉,在充分展现台湾本土的文化与风情的同时,也透过文化心理上的根脉相通,连接起大陆和台湾两岸观众在情感价值上的彼此理解——这正是台湾妖怪学研究的意义:奇幻的想象,根植的是同一片中国文化的沃土。□郑豪
更多详细新闻请浏览新京报网 www.bjnew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