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贝内德蒂 我只需念出“春天”这个词

　　世界上有两种流亡：精神的和身体的，或如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所说，内心的和外在的。

　　前者存在于幽暗的内心深处，像一条地下暗河，在心灵中隐秘地冲蚀出奇特的风景地貌，而后者则在视觉上更爆裂，因此更易辨识，结果往往也更明显。

　　在动荡的二十世纪，在欧洲、非洲、亚洲和南美洲，无数人被迫出走家乡，从祖居之地迁往不可确知的未来。他们像被随意驱赶的羊群，穿越重重森林、山脉和小路，却难以判断哪里是自己可以长久落脚、安顿生命的方寸之地。我们熟悉纳博科夫从彼得堡流亡至柏林的故事。他在回忆录《说吧，记忆》中，怀着重新发现的狂喜和迷恋，回忆起彼得堡的优渥童年生活，而在华丽生活景象的反光面，就像纳博科夫经常拿来对比的，是他惨淡、潮湿的噩梦般的流亡生涯。当他回想起母亲手上那枚精致的戒指，他在括号里做了这样的说明：如果我是个更好的能够凝视水晶预测未来的人的话，很可能会看见一个房间、人、灯、雨中的树——整个一段将要由那枚戒指来支付的流亡生活。

　　流亡必然带来贫困，和生活、语言的撕扯式断裂，以及由此造成的永远无法弥合的伤口。一个流亡者如果不能像高傲的布罗茨基那样，绝对拒绝自我怜惜和耽溺，用鄙夷之态俯视这一重大变故，并迅速用诗歌创作构建起自我生命价值和社会地位，那么，他很可能就会像斯蒂芬·茨威格那样，在遥远的海洋彼岸忧心忡忡，因无法承受“精神故乡”的沦落而选择最极端的捷径来解决问题：1942年2月22日，茨威格选择和妻子一起服毒自杀。

　　贝内德蒂的《破角的春天》的主人公圣地亚哥说：“流亡（内心的和外在的流亡）是这十年的关键词。”某种意义上，“流亡”也是整个二十世纪的关键词。两种流亡，两种命运，同样沉重的生命暗影。而从更广义的层面来说，也许每个人都处在或身体或精神的流亡之中。一次逃离某地的愿望，第一次把你带离家乡的那辆摇摇晃晃的长途汽车，甚至我们的出生，就是“生命”这场终极流亡的起点，而哪里才是归处？贝内德蒂在书中引用聂鲁达的诗说：“我只需念出‘春天’这个词，就会感到生命力、勇气和活力。”我们期待着找到独属于自己的春天。

　　今年是贝内德蒂诞辰100周年，我们以此专题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