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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参加综艺《我是唱作人2》?
郑钧:这个节目去年就找过我,但这一批老的创作歌手,内心都比较抵触新事物。结果车澈导演今年又来找我,我感觉我再不去是不是就不给人面子,咱还不能显得特别不谦虚。其实我当时就准备了两首歌,后来发现所有人几乎都事先带了好多歌去。一下飞机就开始录,第一期给我录得连滚带爬,一下就颓了。紧接着就写歌,差不多保持两周写一首歌的速度,我真是从来没有这么有压力和勤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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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这档节目有颠覆你过往对综艺的认知吗?
郑钧:时代不一样了。就像智能手机取代老三代手机,计算机取代算盘,这都是必然的,你必须接受它。你可以说,我就不接受,没问题,但作为歌手,既然希望你写的歌能被更多人听到,那就没必要装。另外,很多新鲜事物刚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荒芜之地,或者是特不高级的事,所以你不去。然后那种完全啥都不是的(人)去了,他就占领了这片地,显得好像还挺牛。但你(看了)又不高兴,你又骂人家傻,同时你又不去。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可笑的事。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新鲜事物的人,包括国内最早用苹果电脑做音乐的,我应该算是前一二位。所以不要抱怨什么新平台,还是要想一想自己为啥不去。你(老炮儿)的不自信源于自己真的不行了,要不是徒有虚名,就没什么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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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节目里你需要短期写大量作品,现在不少音乐创作人都为了快速创作而用“套路”写歌,这是一个合理状态吗?
郑钧:这是我最讨厌的一种状态。你写一首歌成功之后,老是写差不多的,说明这人的才华就这样了。音乐创作最大的魅力就是新鲜和创造力。我总是希望听到我没有听到过的词,没听到过的旋律,没听到过的感觉。如果你不能创造,那就没意思了。其实我每次写作都会尽量避开我以前写过的,所以你看我的词基本不会重复,我比较害怕也反感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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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今年各种老炮儿“回归”音乐节目,你认为是什么吸引了他们?
郑钧:我觉得综艺节目可能想用老炮儿过去的江湖地位来“背书”。他们(节目)其实也没期待你能写出多么牛的作品,因为有的老炮儿确实一辈子只能写一首,干脆去发挥余热。但有的老炮儿一直在创作,在努力前进、学习,这样的人我觉得值得我尊重。当然,我也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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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如何看待当下老炮儿或者实力歌手缺乏流量,好作品很难被大众听到的现状?
郑钧:首先你作品是不是好,好作品应该还是有流量的。另外他可能因为长相特别而火,但和音乐没有任何关系。我之所以会去《我是唱作人2》,(因为)不管你是老炮儿还是流量,真的不重要,大家就比才华,看谁写的歌牛,就这么简单。
而且时代不一样了,那天中央电视台让我翻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样的歌过一百年它还是经典。这就是歌曲本身的伟大。你可以把它改编成摇滚乐、电子乐,它本身的生命力是永久的。但这首歌会不会被人听到,这和媒介有关。像《私奔》这歌我写了很多年,但真的被大家熟悉,是梁博在节目里翻唱了。综艺节目成为了新的传播媒介,就和当年去电台播歌一个概念。
所以不要抱怨流量,我觉得第一是你要努力写更好的歌。你要是比帅、比年轻,我肯定比不过流量,但咱们就蒙头比才华,我还是比较自信的。写歌是一种能力,不是说你学两天或长得好看,就能写出好听的歌。才华跟你有没有流量没关系。我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是针对这种现象。
当然,歌好还是不好,喜欢不喜欢是比较主观的。我只看歌词、歌声、音乐能不能触动我。触动我了就觉得牛,触动不了我的就是垃圾。别管你多大流量,我的态度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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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从《哎玛吙》到《青春的葬礼》,有人评价郑钧的音乐“从锋芒变得柔软”。你认为自己这两年变得更柔软了吗?
郑钧:我觉得我(现在)的歌里没有怨恨的东西。原来歌里会比较有怨气,现在即便像《继续挥舞》这样的歌,表达的也不是愤怒,而是勇气。所以我变不变柔软,是自然的东西。我想表达我自己真实的想法,也没必要装愤怒,挺没意思的。我本来就是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小孩,也没经历过特别多怨恨的事儿,所以我对自己的定位一直是,希望自己是个真实的人,对自己真实一点,对别人真实一点。我真实的状态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你要觉得它柔软就柔软,也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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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其实很多人会认为,摇滚乐等于愤怒,这算是刻板印象吗?
郑钧:这完全是偏见,摇滚真不是愤怒。我对摇滚的感觉是,它有点玩世不恭、游戏人生,比较放松自在的状态。说白了“不装”是摇滚的精髓。但凡在“装”的摇滚,我觉得都是大尾巴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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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会考虑参加“哥哥”类的节目吗?
郑钧:这种我会三思而后行。《我是唱作人》这种我还能承受,因为我本身就是创作人,我觉得特如鱼得水。但演员这事儿,我从小就干不了。二十多岁就有人找我拍戏,我说我真干不了这事儿,因为那是一个我不擅长也不喜欢的世界。当然,比如车(澈)导他们搞一个“创作的哥哥”我还有可能去。唱歌和创作确实是我最大的乐趣,但是你要说作秀,我真的不擅长,我也弄不好,大家会觉得无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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