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撒骨灰任务完成周总理生前愿望

　　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5周年纪念日。

　　近日，新京报记者从人民出版社获悉，由周恩来卫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高振普著作的《周恩来卫士回忆录（视频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高振普1938年出生于山东济宁，1956年调任中央警卫局，1961年开始担任周恩来总理卫士，1983年任邓颖超警卫秘书，曾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1991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1998年退休，现任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

　　前后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31年，高振普见证了周总理夫妇的简朴生活和崇高风范。在担任周恩来警卫期间，他亲历了“文化大革命”“九一三”等重大历史事件。周恩来、邓颖超逝世后，高振普遵从两位老人遗愿，参与处理后事，并把两位老人的骨灰撒向江河大地。

　　“两位老人奉献、忘我，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做事，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顾全大局，一点都没掺杂私念，干干净净。”近日，高振普将军接受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说。

　　谈及宣传纪念，高振普说，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宣传要实事求是，要保证真实性，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要搞虚假的东西。

　　谈到周总理身边工作

　　“邓大姐鼓励我说，咱们是平等的同志关系”

　　新京报：你是如何调到中央警卫局工作的？

　　高振普：1954年，我从山东省公安干部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山东省公安厅工作。1956年3月，中央警卫局到省公安厅调干部到北京工作，本来推荐的没有我。那年我才18岁，是一个办事员。一天晚上，干部科科长突然找我谈话，说调我去北京，已经开好介绍信，“兹介绍我厅高振普同志去你局做卫士工作”。当时，我也不懂什么叫卫士工作，也没敢问，第二天早上就坐火车来到了北京。

　　后来我才知道，省公安厅推荐的5个人，有一人政审不合格，被中央警卫局否定了，让我顶替上。来到北京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为期7个月的岗前培训。培训结束，我被分配到中央警卫局做服务员。后来知道是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服务，要为重大会议、国宴招待等做好服务，心里很激动，也愿意学习愿意干，进步很快，一心一意地把工作做好。

　　新京报：这期间，你接触过周恩来总理吗？你是如何到他身边工作的？

　　高振普：五年多来，我也曾接触过周总理。都是总理参加会议或是会见外宾时，为总理服务。

　　1961年5月的一天，警卫局领导找我谈话，说是周总理那里要你去工作，先去试一下，如果可以，就正式调去。我听后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能去敬爱的周总理身边工作；紧张的是，想起五年前我被调来警卫局开始培训时，老同志介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性格、嗜好、脾气。他讲到周恩来时，说总理办什么事都严肃、认真，在总理面前不能出一点纰漏。甚至于对你的一举一动，总理都可以看透你在想什么。

　　怀着这种心情，我先到警卫处接受培训，为的是更多地学习、掌握警卫知识，更多地接触周总理。两个月后，即1961年7月，我被调到总理身边。

　　新京报：到周总理身边工作，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高振普：刚调到西花厅当周总理的卫士，邓颖超大姐找我谈话。大姐鼓励我说：“只要用心，很快就会熟悉的。你不要小看自己的工作，恩来同志当总理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你来这里工作也同样是为人民服务。我身体不好，也在工作，咱们只是工作分工不同，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咱们是平等的同志关系。”

　　大姐问我是党员吗？我说是预备党员。大姐说，预备党员也是党员，只是权利不同，党员标准和义务是一样的，要按党员标准衡量自己，时刻想着自己是一名党员，严格要求自己。邓大姐的一番谈话，使我有些紧张的心情放松了许多。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为周总理、大姐服务的时间虽然有长有短，但对他们平等待人的感受却是一样的。

　　周总理和邓大姐都不准许我们叫他们“首长”。有的同志初次见到总理，很习惯称呼“首长”，总理马上纠正说：“这里没有首长。”他把革命队伍里的人视为平等的关系，认为称呼“同志”更亲切。

　　谈周总理反对特殊化

　　“总理给我们规定，在我这里工作，要时刻想到六亿人民”

　　新京报：周总理平时对你们要求是不是很严格？

　　高振普：我最开始到总理身边工作时，卫士长成元功让我主要在西花厅服务，照顾总理的生活起居，打扫卫生，在家学习文件等，还没有外出任务。总理有一条要求，不让其他服务员做他办公室的卫生，纸篓里的废纸只让我们两个警卫员负责焚烧。他对我们很信任，这也是他多年养成的保密习惯。

　　几个月后，我可以跟着周总理外出，但仅限于中南海活动，其他地方还不能去。1961年11月的一天，周总理去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开会，临上车时，总理转身对我说：“在中南海开会，你不要跟去了，在家学习吧，有老杨（指司机杨金明）就行了。”

　　当时是特殊困难时期，中央有要求，开会不招待茶水，需要自费买茶。总理乘车一走，我马上给会场工作人员打电话，请他们照顾一下，并请服务员给总理备一杯茶水，茶钱以后付。总理开会回来，已过了吃饭的时间。刚吃上饭，他就把我叫去，问我：“今天开会我喝的茶是哪里的？”“是我叫服务员给你的。”“钱给了吗？”“已叫服务员记账了，下次一块给。”

　　总理一边吃饭，一边对我说：“现在已经规定，中央开会不招待茶，今天的茶可以不给我要，我一次不喝茶水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会场也没卖茶。”我一时没有领会总理这番话的意思，说：“您昨晚睡得那么少，喝点茶，可以提提精神。”

　　总理放下手中的筷子，加重语气说：“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在暂时困难时期，人民生活很艰苦，我少喝一杯茶又算什么？”我才觉察到今天的事不单是一杯茶的问题了。邓大姐坐在饭桌旁，看出我有点紧张，就对总理解释说：“小高来咱家不久，对你的情况还没完全了解，不要批评吧。”总理忙说：“就是因为他刚来，我要告诉他，并不是批评他，是提醒他注意。”

　　我此时又紧张又内疚，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过了一会，总理接着说：“我给你们规定几条，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在我这里工作，为我办事，要先征得我的同意；要把你们和我联系起来；要和我的职位联系起来；要和政治联系起来；要和全国人民联系起来；要时刻想到六亿人民。”

　　我马上向总理表示，把他的这些指示向党支部全体同志传达，今后一定注意。总理说：“我不是什么指示，不过是帮助你们认识这个问题就是了。”我把总理的一番谈话，向卫士长成元功报告了。他马上组织我们座谈，规定了在北京开会和离京去外地都自带茶叶等一些相应的具体事项。

　　虽然是一杯茶，但教训深刻，这就是要求我们不要搞特殊化，不要借总理的权力去办事。周恩来、邓颖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也同样是很严格的，无论是哪一方面，从来不搞特殊化，在总理、大姐身边工作过的人员都有这种切身体会。

　　新京报：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周总理是不是都是自己做？

　　高振普：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医生、护士、服务员，都是尽全部精力把事情想得细致、周到些，做得全面些，都把自己的那份工作提高到政治的高度去看待。虽然每天接触的是周恩来总理，但也是为人民服务，使总理多一点时间去想国家大事、人民的大事。周总理总是亲力亲为，他多次对我们说，他能做的事，不要帮他，生活上的事，尽量自理。

　　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虽然生病了，周总理能干的事情也是自己干。邓大姐也主张这样，让总理多动动手，不用管这么多。

　　谈参与处理周恩来后事

　　“两次骨灰的撒放，两次痛心的惜别”

　　新京报：周总理逝世时，你在身边吗？

　　高振普：1976年1月8日这一天，我们和往常一样，总理的另外一名警卫张树迎向我交班，由我守在总理的病床前。我抚摸着总理干瘦的左臂。这是总理住院后期，我养成的习惯。他的手臂发热，我比较放心。此时总理还转过脸来，看看我。我很习惯地对总理点点头，他没说话。

　　约半小时后，乔金旺同志走过来示意我出去休息一会，我刚走出病房门口忽然电铃响了，这不是平时的电铃，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心跳七十几次，持续下跌。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呼唤、人工呼吸……都不起作用。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去得那么突然，走得太快太早了。

　　全体医务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总理的周围。病房里一片哭喊声。中央领导人接到总理去世的消息后都急匆匆地赶来了。李先念第一个走进病房，他弯下身子，双手紧握着总理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便再也说不出话了，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他悲痛得双手发抖，站都站不稳了。我们赶快把他扶到沙发上。他坐在那里双眼盯着总理的遗容，无言地抽泣着。

　　邓小平、叶剑英都来了。他们都怔怔地站在总理床前，深深地向总理鞠躬。11时5分，由邓小平带领，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陈锡联、张春桥、王洪文等走进总理病房，围在总理遗体前肃立。小平同志说：“恩来同志，安息吧！”然后向总理三鞠躬，目视着总理，缓缓地退出了病房。周恩来的遗体，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整理，于当日12时许转送到北京医院。

　　新京报：可否谈一谈把周总理骨灰撒向江河大地的过程？

　　高振普：周总理去世的当天，邓大姐向党中央提出了总理生前的请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1976年1月12日上午，邓大姐把张树迎和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对我们说：“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今天叫你们二人来，赵炜也参加，就是要研究一下把骨灰撒在什么地方。”“你们二人跟随恩来同志（周总理去世后，大姐就不称呼总理了）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请求并得到批准，由你们二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

　　听了大姐的这一番话，我们更理解大姐此刻的心情。这是对我俩多大的信任啊！我们当即表示：“请大姐放心，一定完成好。”

　　最后，由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汪东兴同志具体布置这次任务，指定由罗青长（长期担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郭玉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张树迎和我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并对我们说：已经确定了投撒骨灰的地点。什么时间撒，听从机长的命令。

　　1月15日下午，追悼大会结束后，晚7时半左右，大姐带着我们走进了大会堂西大厅。总理的骨灰已安放在这里。我们从邓大姐手里接过骨灰，穿过大会堂地下室，坐上总理生前坐过多年的苏制灰色吉姆车。邓大姐由她的秘书赵炜、保健医生陈士葆、护士刘新莲陪着，乘另外一辆车紧随在后，离开了大会堂，向东驶去。

　　晚8时许，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一架平时作为洒农药用的安–2型飞机已停在那里。我们迈着沉重的脚步登上飞机。北京的上空，笼罩着乌云。按照计划，在北京上空撒下了总理的第一包骨灰。

　　总理的第二包骨灰撒向密云水库。这是按照邓大姐原来设想的，把骨灰撒向有水的地方，选定密云水库既有水，骨灰又可飘向长城内外。然后向天津飞去。飞机临近天津，借着月光，把总理的第三包骨灰撒向海河。

　　在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了总理的最后一包骨灰，于16日零时45分返回机场。经过近四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停留，按照选定的投放点，没有再惊动其他什么人，更没有再搞什么仪式，完成了总理生前的愿望和邓大姐重托。

　　新京报：这之后你就留在邓颖超身边工作？

　　高振普：总理逝世后，我和张树迎都回到了中央警卫局，我做参谋工作。当时，邓大姐对我们说：“西花厅的大门对你俩是开着的，什么时候想来就来，用不着联系。”离开后，我时刻惦记着大姐。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大姐被增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按规定是可以派警卫员的，邓大姐坚持不要，不增加编制。对她的外出活动，警卫局都视情况派人随卫，而且是选派她熟悉的人。后来，局领导明确对我讲，以后邓大姐在京的活动主要由我跟随。

　　邓大姐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多次出国，有些国家都是破格接待。八次出国，我和庞廷金轮流随卫。随着时间推移，邓大姐年事已高，国事、外事也多，赵炜一个人忙里忙外顾不过来。邓大姐点名要我来当她的警卫秘书，于是，我于1983年3月26日，又回到了邓大姐身边，回到了我离开六年的西花厅。

　　一直到1992年邓大姐去世，实际上，我在两位老人身边待了一共31年。

　　新京报：邓颖超逝世后，你也参与了后事处理过程？

　　高振普：“我的骨灰撒向海河。”这是邓大姐生前多次交代的。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大姐不幸去世。遵照邓大姐丧事从简的遗嘱，遗体火化后骨灰撒向海河。

　　7月17日，邓大姐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上午8时，在北京医院举行了送别仪式，中央领导江泽民、李鹏、乔石、杨尚昆、万里、李瑞环、姚依林等把邓大姐的遗体送上灵车。灵车行进在十里长街，送别的人们早已等候在大街两旁，他们肃立而站，目送这位为中国革命奋斗七十多年的先辈。

　　7月17日晚，我们把邓大姐的骨灰捧回西花厅，安放在后厅。这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共同心愿，想让邓大姐再在家住一个晚上，我们和她度过最后一夜。

　　18日早6时，我们开始准备，把骨灰移放到前厅的灵堂，等待着领导同志起灵。8时，在宋平、温家宝、陈慕华等领导的护送下，邓大姐乘上她生前的坐车，告别了西花厅，告别了送别的人群，向天津驶去。

　　天津海河畔的人们，早已等候在沿街的两旁。天津的领导和各界群众代表集会，举行隆重告别仪式后，我们登上了承担运送骨灰的“新海河”号船。“新海河”号船驶向入海口，按照约定的地点，先由宋平、温家宝、陈慕华、谭绍山、杨德中等向海河撒下鲜花，再由赵炜、我和亲属及工作人员同时把骨灰、花瓣撒向海河。

　　16年前，我与张树迎亲手把周总理的部分骨灰撒在这海河里。这次我们又把邓大姐的骨灰撒在了海河。两次骨灰的撒放，两次痛心的惜别，两次不同的方式。

　　谈影响与纪念

　　“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宣传要实事求是，不要搞虚假的东西”

　　新京报：我们知道，你爱人高秀英也曾在邓颖超身边工作。她对周总理、邓大姐也有很深的感情吧？

　　高振普：我和爱人高秀英都是1956年调到中南海工作，我调到西花厅，她在服务处。她给多位中央领导服务过，为邓大姐服务时间较长，周总理邓大姐称我为“男高”，称她为“女高”。1964年我去当兵锻炼，西花厅的服务员又不在，邓大姐就叫她去替班。1988年退休后，她还多次到西花厅去陪伴邓大姐。

　　她对两位老人的感情很深。1976年，在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上，她刚进去就晕倒了。每逢周总理、邓大姐的纪念日活动，她都积极参加。这几年她身体不太好，这次听说你们要采访我，她就止不住地流眼泪，她实在太思念两位老人了。

　　新京报：你认为两位老人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高振普：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的奉献、忘我精神，为老百姓做事，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顾全大局，全心全意。勤政廉洁，两袖清风。

　　他们的言传身教，在细微之处熏陶着我们。无论是从生活上还是政治上，周总理、邓大姐总是关心、爱护、教育、培养我们，我们敬仰他们，终生难忘。

　　新京报：每年你们是怎么纪念周总理的？

　　高振普：最开始没有纪念堂时，1月8日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不用通知就聚集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戴着花默哀。后来有了纪念堂、周恩来纪念室，我们也自发地一起去，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有周恩来精神的研发人员和专家，全国各地也有各种纪念活动。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我们聚不了了，我就用这本新书来怀念两位老人。

　　新京报：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我们应如何继承老一辈革命家遗志，学好历史？

　　高振普：应该按照中央号召的加强党的革命传统教育，学习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品德。响应党中央号召，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另外，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宣传要实事求是，要保证真实性，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要搞虚假的东西。

　　新京报记者 何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