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代孕弃养”事件刺破了哪些“伦理气球”

　　■ 观察家

　　为了避免“代孕退货”和“代孕弃养”之类事件的重演，从社会价值重构入手，再造科技时代的伦理关怀，已成了必要之举。

　　这几天，郑爽“代孕弃养”的新闻燃爆全网，再次让代孕成为热络的公众议题：代孕会不会使女性成为生育工具、代孕的商业化是否相当于变相的器官买卖和人口贩卖、如何应对代孕的灰黑产业链……

　　这些话题的特殊性在于，人们对这些问题普遍找不到满意答案以及解决方案。造成这种无力感的根本原因在于，代孕这种人工生殖技术的社会应用，存在一系列复杂的伦理困境。

　　首先，必须认识到，通过人工生殖技术实现代孕本身在伦理上的颠覆性与挑衅性。

　　从母亲身份和母子关系这一最基本的道德关系来看，代孕行为本身是违背伦常的。其本质悖论在于：“代孕母亲”孕育子女的目的是与之分离并丧失母亲身份；委托人没有或很少承担生育负担，却获得父母身份。

　　鉴于代孕带来的伦理冲突与社会道德困境，我国的相关法规禁止代孕。虽然学术界不乏对有限放开代孕可能性的探讨，但其伦理问题本身无法被回避。

　　实际上，明星代孕之类的“富人越线游戏”，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前些年，国内外就出现了“代孕旅游”等现象。在引发社会关注后，其中涉及的健康风险、生育权、性别不平等价值伦理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各国在政策层面也做出了很多相应的改变。

　　近年来，代孕业产值一度高达百亿美元的印度，开始反思代孕商业化的利弊并收紧了法律规制。允许无偿代孕合法化的英国的伦理专家，也在呼吁通过全球协同治理制止对女性的剥削。

　　带来这一转变的原因有观念层面的，如性别平等、对身体商品化的批判等，但更多的是源于对代孕负面影响的认知。

　　关注代孕的负面影响，从社会价值重构入手，再造科技时代的伦理关怀，已成了必要之举。在此层面，应该尤其关注两个方面。

　　其一是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特别是已经发生的代孕行为中代孕儿童的利益。这其中，不仅应该高度关注孕育期间代孕胎儿的权益，还应该考虑通过社会工作者和公共监护人等制度安排，使其权益得到实质性的保障。

　　其二是对灰色地带的治理，特别是针对黑中介组织代孕、生殖旅游等现象，要加强舆论攻势以倒逼综合治理。这里面，要重点杜绝大学校园中的非法代孕招募，以及加强医疗专家群体的伦理与法律规制。

　　“代孕”不能想来就来，“弃养”更由不得任性。这些伦理底线需要被重申。

　　□段伟文（中国社科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