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程韡 用人类学的视角，窥探舌尖上的自由

　　1985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西敏司写作了《甜与权力》，后被认为开创了“饮食人类学”这一分支。 “自由的意义包括能依自己的意愿迁居、结婚、选择工作，”西敏司在书中写道，“此外，还有依自己的意愿选择朋友、衣着——当然，还有食物！” 正是在自由这一层面上，食物与当今社会每一个人面临的生存处境变得息息相关——我们在食物禁忌的背后发现自己受到的文化制约，在有关食物“正宗性”的讨论中反思“中心-边缘”的叙事，也在夜市美食中散发的人间烟火味儿里，体会摧枯拉朽的现代化进程中保存城市的异质性文化的可贵。

　　延续西敏司对于食物的思考，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王程韡的新作《正是河豚欲上时》借由食物，带领读者们开始一场“社会学的冒险”。在阅读的过程中，一方面，你会感觉到一种十分跳脱而发散的想象力，穿插在通俗易懂的故事之间的众多注释，指向着无数日常生活细节背后隐藏的知识殿堂。另一方面，你也能隐隐感觉到在作者通过食物论及的文化秩序、资本逻辑、民族国家、全球化、风险社会等众多议题之下，存在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在一个日常生活被各种系统殖民的现代社会，每个人如何寻找到构建属于自己的“小世界”的自由。

　　制度性信任的缺失是食品安全面临的难题

　　新京报：提到食品的一个不得不谈的社会学问题，就是食品安全。你在书里写了一个食品配料表的例子，现代社会的食品配料表越来越复杂，大多数人其实是不清楚配料表具体呈现了什么内容的。这其实也是现代公众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的一个常见处境：我们的常识无法介入。在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社会中，在食品安全之类问题的沟通上，公众面临着怎样的障碍？作为研究STS的学者，你认为学术可以用怎样的方式搭建风险沟通的桥梁？

　　王程韡：配料表使用的其实是典型的科学修辞，大多数消费者其实确实没法分辨很多配料的差异。我课上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可口可乐，零度和健怡，其实中间只有一点点甜味剂的差别，用来面向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细分市场。消费者当然是看不出来的，只会看到标有零卡路里的标签，心理会有一种满足感：买这个我可能就会更健康。这其实也反映出现代社会人们的一种心态，现代社会太复杂，人们有太多自己无法解释也无法介入的领域，大家非常渴望一种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但实际上有没有掌控，不一定。

　　关于如何去做风险沟通的问题，从原则上来说，当我们作为学者普及了这些科学生词之后，公众的信任度是应该提升的。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存在一种制度上的不信任。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之后，这种不信任造成的裂痕越来越严重，因为这个事情危害的是“孩子”。我们国家当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其实使用的是一套福柯所谓“治理术”的话语，就是“少生是为了优生”。生出来的孩子我们集中资源好好培养，就能让他改变上一代人没有改变的命运。孩子一向是国家话语中非常强调的一个角色，现在孩子的食品安全得不到保证了，对公众的信任影响就很大。

　　这种制度性的背叛一旦产生之后，裂痕其实非常难以修复，并且在2008年毒奶粉事件之后，“大头娃娃”事件又出现了，再次延缓了这个裂痕弥合的时间。这种信任的裂痕其实给食品安全的风险沟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地摊美食保留了城市的自由之地

　　新京报：读完全书我的一个感受是这个书的基调其实是对系统、结构、现代性的反思——如你一开始所说，希望能够为“个体的人”创造更多的空间，你在寻找系统的“缝隙”。这在最后一章体现得特别明显，你讲到了在城市中街头小巷的美食夜市，往往才能找到最放松的食客。对你来说，一种非正式的“地摊美食”对一个城市意味着什么？

　　王程韡：首先从经济意义来讲，这种非正式经济肯定都是经济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从城市的角度来说，地摊美食最能够体现城市烟火气的一面，也最有可能保持住这个城市中的本真性。就像我在书里写的，夜市其实是一个具有“阈限”性质的空间。晚饭到午夜这段时间，是一个工作/休闲并不清楚划分的时间，大家在这里超越了很多日常的束缚和规范，吃些介于饭和菜之间的、登不上大雅之堂也吃不饱的小吃。还是希望能够更多地保留这些自由之地，让城市拥有更多的活力，在现代化进程试图让一切都趋于一致化的时候，保存住属于这个城市、这个地方的东西。

　　用讲故事的方法说透理论

　　新京报：这本书与其说是“饮食社会学的冒险”，不如说是从饮食出发去谈社会学各个领域的问题，因为你谈到的话题包括文化的交流与适应、现代社会的风险、集体与个人的关系等等，这个概括不知道是否准确？

　　王程韡：可以这么说。其实原则上来讲，这是一本饮食人类学的书，但是在中国，人类学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边缘的专业，一直被放在民族学下面。因为我本人是STS（科学、技术与社会）专业出身，所以没有这些学科限制的包袱。我希望借助饮食的问题来谈一些社会问题。

　　这其实是STS一贯的思路，我在书里提到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在他看来，整个世界都没有必要去区分人和非人，这一系列的二分范畴没有什么意义。拉图尔反对的其实是涂尔干建立的那种结构主义的框架，在那个框架下，我们每一个个体能做的事情其实特别少，只是一个社会的傀儡。而如何在这种结构的压制下寻找到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做出的改变，其实是我始终关切的。尤其是现代社会，今天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系统中的“打工人”，我们该怎么拥有“自己的生活”，也是我的书希望回答的问题。

　　新京报：我观察到你的这本书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就是尾注和正文几乎等长，为什么采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写作？

　　王程韡：其实“不说人话”的问题，不仅存在于现在很多人文社科的论文里，通识写作也面临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人文社科的通识写作，其实都试图教给大家一些理论框架，帮助大家看问题。其实这不一定合适，写这种通俗学术书，更理想的状况是按照普通人能理解的方式讲故事给他听，比如说康纳顿写了一本书叫社会如何记忆。有一种是刻写记忆，把理论写到以前的羊皮卷、现在的书上，然后传达给公众。另外一种方式其实是体化记忆，比如通过仪式让身体产生共鸣进行的记忆。其实这个可能是我们更需要的，就像人类学家许烺光说的，相对于理性来说，人类的情感反而是非常稳定的——我们会固定地对某些东西产生共鸣。比如说你看到我书里边的故事，可能就会激发自己的回忆和情感，这种情感的激发，会引导你进一步往前去找这背后的一些理论。这和直接把一个理论呈现给读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我把这本书按照这个方式写，其实初衷是看到许多国外优秀的作品都有类似的做法。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微观史学家叫娜塔莉·戴维斯，她的一本叫做《档案中的虚构》的书，是附录注释和参考文献加在一起，比正文还多。一些人类学家也会把正文和脚注分开，正文写的比较通俗，而注释主要面向学者。读者们看我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只读我在正文里写的那些故事，也可以同时到尾注里去找相应的专业文献。在我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我就不禁想到以前我在上理工科课的时候学的薛定谔的猫，通俗和学术文本的叠加态，必然会坍缩到其中一种状态。对于理想的通识写作来说，我想我们不应该先天的给这个书下一个定义，它就是给大众写的或者就是更多面向专业作者的。

　　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亚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