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孩子拉回课堂送出大山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扎甘洛村坐落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龙头山上。上山的路紧挨着悬崖，蜿蜒曲折，半山坡一处相对平整的空地上，有一个活动板房教室、一片狭长空地做“操场”、一面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一间土坯房宿舍，这几乎是扎甘洛村小学的全部。

　　这里甚至称不上是一所小学，而是一个位于扎甘洛村的教学点，今年50岁的谢彬蓉是这个教学点唯一一名固定下来的教师。谢彬蓉曾是空军某部的一名高级工程师，大校军衔，2013年退役后，她从工作了20年的内蒙古额济纳旗戈壁滩，一头扎进了大凉山。

　　脱下戎装，站上讲台，原本只是想短暂支教圆一个“教师梦”的谢彬蓉坚持了一年又一年。她把孩子一个一个拉回课堂，这个只有45户200多名村民的彝族村寨，上学的孩子从不足10人，增加到30多人。

　　谢彬蓉是家长口中可靠的谢老师，更是孩子眼里的“谢妈妈”。通过教育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谢彬蓉想要一直做下去，她说“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坚持

　　要把孩子们一个个拉回课堂

　　新京报：是什么原因让你下决心在退役后选择去支教，并坚持这么多年的？

　　谢彬蓉：我大学读的是四川师范学院，如果不进部队，我会成为一名教师，我也很乐意成为一名教师。我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他退伍后就回到家乡当了小学教师，这对我触动很深，我想我也可以退役后去支教，算是圆自己一个“教师梦”。

　　开始我只计划当一个学期的志愿者，完成自己这个梦想就可以了。但最终让我留下来的是，我看到当地那种缺少教师、孩子们受教育少的状况，不忍心走。

　　新京报：当时情况是什么样的？

　　谢彬蓉：我最初是在凉山州首府西昌市附近的一所小学支教，那里的教学条件、孩子们的学习基础和受教育程度很差。支教快结束时我被抽调到当地中心校监考，发现很多孩子考卷大片空白，有的孩子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不忍心走了。后来我就到了更缺乏教师的扎甘洛村，成为村里教学点的老师。

　　2015年，刚到扎甘洛村的时候，整个教学点只有不到10个学生，而且这些孩子还不能同时来上课，需要给家里放牛放羊。早上8点钟开课，有的孩子11点才来。家长也不重视读书，尤其是女孩子，家长觉得孩子十几岁就要嫁人，长大了也就是在山里放牛，用不着上学。

　　所以我当时去了最重要的任务，是家访，给家长们做工作，一个一个把孩子们拉回课堂。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改变？

　　谢彬蓉：我待了将近一年的时候，来上课的孩子陆续多了起来。因为家长们看到，这个老师留下来了，能持续教课了。过去教师流动性大，孩子们上着上着就中断，干脆就不上了。

　　有家长和我说，你开课晚一些，太早了孩子们还要干活，来不了。我不同意，孩子们上学就要按时来，进教室就是要敲门，课堂是神圣的。

　　当时除了扎甘洛村，旁边几个村的人也找来，希望孩子在这里上学，我说只要我这间教室放得下，都可以来。

　　2016年新学期我组建了新的一年级，是30多个孩子的“混龄”一年级，有的孩子六七岁，有的孩子十几岁，现在他们已经五年级了，没有孩子中断过学业。

　　改变

　　教育就是希望更多孩子能走出大山

　　新京报：上课教孩子们什么？

　　谢彬蓉：开始我重点教他们生活习惯，刷牙、洗脸、洗衣服，讲卫生、懂礼貌，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和技能，告诉孩子们在学校要说普通话。课程上，除了语文、数学、思想品德之外，美术、体育、音乐，这些都要有。这五年，我已经教了他们4套广播体操了。教室里有图书角，孩子们有图书可以看，我还会带着他们看电影、下棋。

　　“六一”儿童节我们会组织文艺汇演，端午节带孩子们一起包粽子。也会有别的支教老师来几个月或者一个学期，给孩子们带来新鲜的知识。

　　新京报：为什么除了文化课还会增加很多业余活动？

　　谢彬蓉：这虽然是山里的一个教学点，但我想别的孩子能学到的知识让他们也可以学到，该有的仪式感他们也得有。过去孩子们的童年只有牛羊、山坡，和家里脏兮兮的小猫。

　　童年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们的灵魂尽可能地丰富起来。我不是科班出身，教得不一定有那么好，但是我想用我的热情带动他们，我的爱是在他们身上的。

　　新京报：5年来那里有什么变化？

　　谢彬蓉：我们部队上有一句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经济环境、社会环境都变好了，国家非常给力，精准扶贫后路修平整了，村民们都住上了新房。人们的思想也在潜移默化发生变化，起码家长对教育重视程度提高了。

　　但是教育是一个柔性的东西，不像房子修好了，它就可以住70年、80年甚至更久。教育如果不去持续引导的话，它有可能会断层，所以要持续扶持教育。而且，教育才是阻断他们贫困的根本之策，既急不得也等不得。

　　我班上一个学生，学习成绩优秀，连跳了两次级，我看得出是个学习的好苗子，我就和组织提出让孩子到重庆读民族中学，组织上也特别愿意给孩子这样的机会，现在她已经在重庆读了初一。能把孩子带出大山我很高兴，教育也是希望更多孩子能走出大山。

　　新京报：你自己的军旅经历是否对孩子们有影响？

　　谢彬蓉：大凉山的孩子本来就像山风一样，在山间放牛，自由惯了。而我自己平时站着就很端正，走路有精气神，房间规规矩矩、干干净净的，被子叠得笔直。这些他们都看在眼里，逐渐有了规则意识。这和我们部队里的要求一样，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未来

　　能继续做下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新京报：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什么？

　　谢彬蓉：一直以来都说是我对他们付出，实际上孩子们也在教会我怎样对待生活，教会我怎样与大自然融合，我和孩子们相互鼓励，一起成长。

　　今年初山里下大雪，我送几个路途较远的孩子回家，雪地里路滑，经常奔走在山里的孩子们知道路况，比我还灵巧，一路上他们都在照顾我，呵护我，怕我滑倒出事。

　　还有一次，我背着一个身体不舒服的孩子回家，她在我背上喊了一声“阿嫫”（彝语中“妈妈”），我的心一下就化了。他们反馈的都是悄无声息、不需要大张旗鼓但我能感受到的那种爱。

　　新京报：你多久可以回一次家，每年陪伴家人的时间有多少？

　　谢彬蓉：我对女儿的陪伴从她小时候就很少，她读书期间我一直在部队，回家机会也有限，现在她已经在上海工作。支教以来我每年寒暑假在家，每次将近一个月时间，家里人也很习惯这样。

　　新京报：未来还有什么计划，有给自己制定时间表吗？还要支教几年？

　　谢彬蓉：今年春节前我脚崴骨折了，现在多数时候还在卧床休养，但孩子们的学习不能耽误，我给他们安排了一些作业，不能让他们中断学习。我在尽快恢复，等自己好利索了赶紧回去给孩子们上课。

　　没有给自己制定时间表，我只有一个方向，但不会具体细化，因为变化太多，把当下的每一个点做好就可以了。只要那边的孩子们和家长有需求，我自己的身体还允许，我就会一直做下去，能做下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