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灵活就业劳动者社会保障调查

　　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

　　完善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制度已经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用工现象

　　灵活就业人员劳动保障备受热议

　　随着城市的扩张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再加上互联网平台的规模优势与技术创新，产生了越来越多新的就业岗位，让很多在城市中漂泊的人，找到了立足的基础。

　　小丽（化名）是一名餐饮服务员，去年3月疫情期间，由于餐厅停业被迫失业。她在苦恼时，经朋友介绍，做了一名外卖骑手。她回忆道，“当时，多亏了外卖骑手职业，让我有了收入，而且工作时间比较自由，很适合我，既能照顾小孩，又有收入。”

　　据公开数据统计，疫情期间，2020年1月20日至2月23日，美团外卖配送平台新增了7.5万名外卖骑手；自2月24日美团推出“春归计划”后，截至3月18日美团外卖配送平台新增了26.1万名外卖骑手。像盒马鲜生在疫情期间，也吸纳了3000多名其他企业的员工来救急。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孙文凯表示，互联网平台的作用非常大。它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针对不同教育水平、不同年龄人群都可以提供差异化的就业需求。保住了就业，就保住了收入和消费。同时，互联网平台也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些对形成经济新发展格局，促进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都非常重要。

　　但是随着互联网化和人工智能算法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互联网平台的商业运营模式因此而改变，而传统劳动关系的信息交互方式也由此发生巨大变化。比如，用人单位不需要当面安排、监督劳动者工作。

　　这些改变虽然让工作变得更加灵活，增强从业者自主性，但由此也导致很多劳动关系、劳动者保障权益问题的出现。

　　王师傅原是一家物流公司的司机。疫情期间，由于企业经营不善，王师傅辞去物流司机工作，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王师傅说，“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很简单，只需要手机进行注册，上传证件，就可以接单赚钱。”

　　王师傅觉得他与平台没有任何关系，从来没有与用工企业（平台）签过任何劳动合同，平台也没为他缴纳任何保险，平台虽然会提供一些商业保险，但费用都由自己承担。

　　像王师傅这样，通过平台赚钱，但从未与平台签过劳动合同的灵活用工劳动者还有很多。新京智库调查显示，64.65%的灵活就业劳动者没有签订任何形式合同，21.82%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仅有12.53%直接与用工企业（平台）签订合同。

　　比如，有些快递员就直接受承包商管理，从未签过任何劳动合同，工资也由个人发放。工作上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标准，都由承包商制定。

　　新京智库调查显示，有近六成的灵活就业劳动者遇到过劳动纠纷，其中有45.9%选择自行想办法解决，占比最高；其次是选择寻求司法、劳动主管部门帮助，占比达到22.95%。

　　除缺乏完善的劳动保障外，“工作时间过长、话语权低”的问题也常被这些从业者提及。

　　王师傅说，“这份工作整体还是比较满意，工作时间比较自由，但现在收入与刚做网约车司机时相比，差距很大。行驶相同公里数，到手里的钱却是逐渐减少。至于平台什么时候调整的‘抽成’比例，并不清楚。所以要想多拿钱，就得多拉活。”

　　李钰（化名）是某公司的快递员，每天早上六点多就要去收派点取包裹，晚上七点多还要回配送站进行分派，每天来回要五六次。他说，“快递员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很正常。”

　　“但让人比较寒心的是，工作考核比较多，客户投诉或者差评，都会扣钱；如果遇到丢件，就要自赔。这会导致每个月到手的钱变少。而且有时候快件可能在仓库和物流运输中就已经丢了，最终责任却还是由我来承担，也没有申诉渠道。”李钰讲道。

　　据新京智库调查显示，22.73%的灵活就业劳动者认为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他们对工作最期待改进的就是，希望能为其缴纳五险一金，并签订劳动合同；同时，在合同中明确相关细则，比如像是工作时间、工作要求、保障权益等。

　　社会舆情

　　相关问题引起社会关注，呼吁完善保障体系

　　平台从业者缺乏完善的劳动保障，一旦出现纠纷，就可能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近年来，社会舆论对这类事情反应强烈。

　　例如，不久前，某平台上的灵活就业劳动者就因欠薪多次讨要无果而自焚。该事件迅速引发舆论的关注。据千龙智库全媒体舆情信息技术监测平台显示，在该事件发生一周内，该事件信息传播量达到2.9万余条，84%的信息分布于社交平台，引起强烈社会舆论关注。

　　其中，某媒体大V在微博中发表评论“虽说该骑手做法的确过于极端，但也反映这些底层劳动者，根本没有办法来维护自己该有的权利，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也不能做出这么不理智的事情。”

　　小兰（化名）是一名白领，经常在网上购物，点外卖。她说，“无论是送快递，还是送外卖，也都是在工作，和我们一样都是城市中的劳动者，他们每天风里雨里，但他们拼死拼活跑出来的幸福，为什么却连基本的劳动保障和权利都不能享有，这真是匪夷所思。我觉得当今现代社会这样的现象绝不允许存在，这些问题也绝不容忽视。”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任孟山认为，社会对这些事情有强烈的反应是非常正常的。一是比较极端、激烈的事件容易引发关注，二是因为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与他们打交道，是比较熟悉的群体，他们都是普通劳动者，又是弱势群体，就很容易激发大家的共情和同情心。最重要的可能是他们背后的公司都是大平台，也是明星企业，很容易吸引到大家的关注。公众对这些大公司、对明星企业有着很高的期待，认为它们应该更规范、更有人文关怀，因此，发生这类事情，大家感觉不能接受和容忍。

　　随着灵活用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社会各界都在关注这些问题，希望帮助他们找到解决的办法。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社会法研究所所长娄宇指出，这类问题的解决既需要社会变革，创造出更适用的保障机制，需要用人单位不断强化自己的责任，同时也需要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帮助，多方协力推动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鲁全建议，可以按照去劳动关系化的思路，探索更加灵活的社会保险制度。

　　国家机构和各级地方政府也在密切关注这些劳动群体，并陆续出台相关政策以保障其劳动权益。今年2月6日，人社部官网公开回复“加大外卖配送员权益保障，维护城市守护者合法权益”的提案。人社部指出，“经过前期调研论证，初步提出了职业伤害保障模式，拟在深入听取各方意见、凝聚更大共识基础上，按照先试行再完善的思路，稳步推进相关工作。”

　　随后，多个地区也先后出台相关政策。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出台《广东省灵活就业人员服务管理办法（试行）》、河北省政府发布《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若干措施》，陕西省印发《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实施意见》，这些都为灵活就业给予更多政策上的扶持。

　　任孟山教授表示，从相关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反应来看，灵活就业劳动者的保障权益问题已经被高度重视，需要相关企业能够提高执行意识。不过，任孟山强调，社会各界在介入纠正当下的问题时，需要通过这些案例将问题清晰化，并建立起一个公正、平等的规则，而不宜采取过多的道德绑架的姿态。

　　地方政策

　　地方政府及时响应，切实解决相关问题

　　民有所呼，改革必有所应。各地方纷纷针对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不够完善、可选择参保项目较少、合法权益保障难等问题，探索解决方案。

　　今年2月2日北京市在“回顾‘十三五’展望‘十四五’”系列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改革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胡雪峰表示，针对公众比较关注的快递员、外卖小哥等新就业形态的从业人员社会保障不够完善、可选择参保项目较少、合法权益保障难等问题，北京正在研究一些政策措施，创新社保缴纳方式、推进社保转移接续，压实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加强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

　　在此之前，今年1月8日广东省出台《关于单位从业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等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首次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实习学生，以及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业态从业人员新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围。《办法》将从今年4月1日起实施，预计该政策惠及人群超过300万人。

　　娄宇指出，这类人群职业风险较高，工伤保障需求较为迫切，但同时，传统的工伤保险认定遵循“三工”原则，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与私人时间混同，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不分，很难符合“三工”原则，所以不能将工伤保险制度简单地适用于灵活用工，因此广东省出台该《办法》，通过创新解决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在加码，改革也在推进。2020年12月，湖北省推出支持灵活就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并创新社会保险制度，在法定退休年龄内的灵活就业人员，凭身份证就可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2021年1月，广东省则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关联企业组建工会，与新就业形态人员协商确定服务时间、报酬、休息休假、职业安全保障等基本权益。同时，加强对平台企业的监督检查，畅通劳动保障监察网上举报投诉平台、12345热线等举报投诉渠道，依法纠正拖欠劳动报酬等违法违规行为。

　　平台措施

　　平台积极努力，探索丰富的保障体系

　　当然，用工企业（平台）也在不断反思用工模式，为平台从业者营造更好的就业环境，让他们享有更完善的保障，而不断改变和努力。

　　例如，美团就根据自身情况，探索更加丰富的灵活用工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权益制度。2019年，美团就推出了国内首个外卖骑手子女公益帮扶计划——“袋鼠宝贝公益计划”，为外卖骑手及家人提供大病/住院/身故关怀金，并推出外卖骑手体检福利，建立“贫困骑手重疾医疗保障基金”，向所有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外卖骑手提供重大疾病医疗保障。

　　同时，美团为了增强员工归属感和幸福感，经常组织各式各样活动，目前已经召开了53场外卖骑手恳谈会。

　　2021年春节期间，美团、京东等平台还为这些就地过年的员工送出关怀。一位外卖骑手就说，“虽然今年春节不能回家了，但单位发了一些过年补贴，站里还组织了一些丰富活动，带来家的温暖。”据了解，美团外卖今年春节推出了“同舟计划”，为春节期间坚守一线的外卖骑手提供补贴和福利，总额超过5亿元。

　　1月14日，京东物流宣布增加春节福利补贴投入至2亿元，为就地过年的员工提供高于国家法定标准的补贴、福利，让员工过一个健康、安全、有保障的春节。

　　并且，京东物流与每位快递员都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为他们缴纳“五险一金”。

　　在疫情期间，为了保证寄递安全，京东物流为快递员配备充足的口罩、温度计、消毒液等防疫物资，要求员工正确佩戴口罩、进行岗前体温测量，按照各地规定进行核酸检测和新冠疫苗接种。同时，京东物流还启动了各项智能科技的应急保障措施，通过移动货架、智能快递车、智能快递柜等无接触配送方式，满足消费者多种需求。

　　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范围表示，京东的运营模式虽然提高了人力成本，但可以更好地管理和规范员工的工作，为消费者提供更高质量的快递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孙文凯指出，现在用工企业（平台）都已经认识到用工方面存在的过度劳动、权益保障缺失等问题，有些平台已经通过一些技术手段限制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比如设置了“劳动者工作时间超过8个小时就停止接单”的功能，让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更加平衡。

　　同时很多平台也根据从业人员的实际工作情况，不断优化系统，解决矛盾，让他们能够工作得更舒心。例如，美团根据外卖骑手建议，不断优化骑手侧APP，优化配送机制，目前已经有超过16条外卖骑手的建设性意见，纳入了美团业务改进和产品迭代计划中。

　　并且，针对外卖骑手的安全问题，美团平台不断升级他们的头盔等工作硬件，升级后的智能头盔，具备戴盔检测、自感应尾灯、蓝牙耳机、麦克风、快捷按键等多个功能，能够有效提升骑手配送体验和安全。

　　孙文凯表示，互联网企业正在充分利用自己的科技优势，为劳动者营造更安全、更幸福的就业环境，不断践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远景目标

　　灵活就业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灵活就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权益保障等问题得到政府、社会和企业的广泛关注，与当下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形势密不可分。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高质量发展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也提到，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等。

　　这意味着，在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人们将更进一步追求富裕、有保障的美好生活目标。孙文凯指出，随着时代的进步、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数字经济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让百姓的生活更方便，同时也给更多的人创造就业机会，提供更多的收入来源渠道。比如，2019年就有398.7万名外卖骑手通过美团平台就业获得收入。

　　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改革部部长、副研究员冯丹指出，互联网平台的确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做出很大努力和贡献，但平台的用工制度也确实存在某些问题，不容忽视。比如，有一定比例的灵活用工可能没有底薪，得靠多劳动，延长工时才能获得高收入。他们都没有时间享受精神生活，又怎能追求美好生活。同时，他们的社会保障比较缺乏，如果他们生病或者受伤，没有任何保障和收入来源，就会加剧社会矛盾。

　　因此，提高灵活就业者的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状况，这不仅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大趋势之下，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孙冶方奖获得者、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实曾经指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条件就是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而我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需要加快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尤其是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潜在的中等收入人群，都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等收入者。

　　李实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更加完备的保障和保险制度，以此来抵御外来冲击和疾病对收入的影响。冯丹则指出，社会保障制度也是积蓄劳动力。如果劳动者生病或者受伤之后难有保障，那谁来创造生产力，又何谈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

　　除此之外，保障平台灵活就业人员收入稳定、提高，也才能保障消费。这对促进国内大循环，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城市中的灵活就业劳动者是非常有潜力的消费人群。据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一项调查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城市打工人群占了全国城镇就业总人口近66%。如果他们按照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进行消费，那么我国人均总消费将大幅度增长27%。

　　孙文凯指出，在国内大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中，分配问题十分突出，因此进行收入分配改革，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才能更好地促进消费，使国内大循环更好地运转起来。

　　新京报记者 王春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