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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白岩松带来一份关于全面注重并提升各级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提案。
过去一年,他与包括党政“一把手”在内的不少地方官员视频连线,为公众带来当地最新疫情防控进展。白岩松发现,许多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欠缺,面对镜头不敢说、不能说、不会说。
“这次疫情像是一次大考,暴露出了领导干部的短板。如果说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是第一个阶梯,现在我们需要迈出第二个阶梯,就是所有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具备媒介素养。”近日,白岩松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说。
他认为,在各级领导选拔,尤其是党政“一把手”选拔过程中,要将媒介素养作为重要选拔标准之一,探索并明确该项能力的评估方式。在年度各级领导尤其是党政一把手的工作考评当中,将是否与媒体与公众主动沟通当成工作考评的内容,并逐步量化。
“重大突发事件,必须贯彻中办和国办的相关意见,‘一把手’是第一新闻发言人。”白岩松说。
谈 媒介素养
把媒介素养培训纳入日常工作当中
新京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媒介素养,你有哪些具体建议?
白岩松:这有很多工作需要做。首先在各级领导选拔,尤其是党政一把手的选拔过程中,将媒介素养作为重要的选拔标准之一,探索并明确该项能力的评估方式。在年度各级领导尤其是党政一把手的工作考评当中,将是否与媒体与公众主动沟通当成工作考评的内容,并逐步量化。
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课程当中,将媒介素养作为必修课,尽快完善相关教师队伍和教材的体系建设。各级政府应每月都召开相关的新闻发布会。其中,除政府新闻发言人的例行工作之外,各主管领导也应该每年至少参加一次新闻发布会。
此外,新闻发布的参与人,要根据相关新闻事件的程度和舆情不同状况,进行分级设置处理,一般情况由新闻发言人负责信息公开,但随着事件程度的升级,确立相关领导的信息发布职责,重大突发事件,必须贯彻中办和国办的相关意见,“一把手”是第一新闻发言人。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全面深化,逐步探索在高校当中,把媒介素养的课程由讲座向选修直至向必修课方面发展,提升整个民族的媒介素养能力。把各级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培训纳入日常工作当中,每年利用线上,进行一定课时的媒介素养培训,每三年必须参与一次线下培训,使整个社会由注重新闻发言人的成长向注重各级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方向的前行。
谈 延迟退休
希望延迟退休加入一个“自愿原则”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今年两会你还提出建议,“60岁-70岁退休人员对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进行三年为周期的准志愿服务”。你怎么看延迟退休这个问题?
白岩松:这份提案我还在完善、沟通、充分了解情况,听取大家意见,争取在今年内提交。
针对延迟退休,我一方面支持,另一方面我希望决策者听听更多人的建议。
第一,我特别希望延迟退休加入一个“自愿原则”。我的同学中已经有人在考虑退休了,他们其中有人愿意在本单位退休,甚至是尽早退休,而不希望延迟退休。60岁退休后,他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第二,我们要注意60岁到70岁这个年龄层的人才利用问题。根据中国现有健康水准,60岁到70岁是一个庞大人群,这批人依然可以用“年富力强”来形容。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同时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退休后可以去西北、西南、东北等地区,以准志愿者的身份去进行教育、科研、文化等各方面帮扶。
这次会上我没有直接提出这个提案,因为我接下来要去做一些减法。从大的概念上写这篇提案很容易,但要转化为科学决策就需要更加严谨周密地去调研,去做更多调查,群策群力把细节做好。比如双向选择机制怎么搭建、养老保险制度怎么完善等,很多琐碎的问题需要考虑。在全国两会期间,我发出这样一个声音,希望有更多的人去思考,最后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件听起来很温暖的事情。
谈 提案办理
要用历史的眼光和耐心来看问题
新京报:去年你提出公益慈善机构要改革,进展怎么样?
白岩松:去年我提到,各地一定要考虑慈善机构公信力的建设,因为这涉及政府公信力问题,要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去思考慈善公益机构的透明度和完善运作。过去一年慈善机构在思考、自身也都在改进,但我想还有系统改进的空间。
新京报:你有收到相关承办单位的回复吗?
白岩松:我已经做了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了,一般都会收到回复,现在的答复也越来越规范化。但我还是认为,多从委员自己的角度去思考,你的提案是不是有力度、是不是非常专业、是不是捅在了时代的痛点上?有时候你要知道单纯地发出声音都可能对未来有好的影响。
几年前我建议,面对双一流,我们更要看重和发展非名校。虽然我只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简单答复,但在社会层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像刘震云、马未都、单霁翔等很多专家一起开始走进了非名校,去和孩子们沟通交流,几十场下来,形成了效果。我在这个提案之后也已经去了5所非名校。
委员要有积极平和的心态,积极去做事、去做提案、去推动,发出你的声音,要用历史的眼光和历史的耐心来看问题。
谈 兑现承诺去武汉
武汉是一座具有男子汉气概的城市
新京报:去年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你曾许下诺言要去武汉做三件事,感动了很多人。
白岩松:武汉解封之后,我去了两次武汉。第一次去是参加姚基金的慈善赛,原来的方舱医院转身变为7500人入场观看篮球的比赛场,我在现场感慨万千。然后我跟我的几个大学同学吃饭。第二次去武汉,我请我们记者站的所有人喝酒,参加武汉同济医院的120周年院庆。这是我当初答应的三件事都完成了。
新京报:去现场听武汉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感受?
白岩松:最深的感受是他们已经能心平气和地去讲惊心动魄的事儿。有两件与酒有关的小事,让我难忘。
央视记者站的同事们,疫情刚开始他们已经不敢回家,十几个人挤在办公室里睡,没多少天散装的白酒全部喝完。因为每天晚上从新闻现场回来又冷心里头又慌,又跟家人见不着面,喝点酒才能睡觉。喝了这么多散装白酒,你就能知道那些夜晚武汉人是怎么过来的。
武汉同济医院院长王伟跟我讲,疫情初期最严峻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回到宾馆突然觉得浑身发冷,担心自己发烧了,但也不想回去给同事添麻烦。一看屋里有一瓶酒,没有任何菜,在屋里找到了25粒花生米。最后他就着这25粒花生米喝了半斤白酒昏睡过去,第二天早上起来体温正常,就去上班了。这25粒一定是他自己一粒粒数出来的,你就会想那晚他经历了什么。
这两件与酒有关的小事,他们全是笑着跟我讲的。这两次我回武汉,很多这样的小细节打动着我。经历这次疫情,我觉得城市也有性别,武汉是一座非常具有男子汉气概的城市,凭借混不吝的劲儿自己硬生生地闯将过来,真是不容易。
新京报记者 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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