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开局，五年后生活会怎样？

　　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与往年相比，近3000名代表的案头多了一本厚厚的“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

　　我国每五年一次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计）划，已经到了第14个。中国在一本又一本的五年规（计）划指引下，一步又一步迈向现代化。

　　“14”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数字，但是全球肆虐的疫情和阴晴不定的国际局势，国内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使得“14”和2021年都有了新的使命。

　　13个“五年”回顾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53年开始的。

　　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要求，“一五”计划所确定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工业建设是最初的几个五年计划的重点之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包括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三五”至“五五”计划的实施，为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出巨大贡献。

　　从1986年开始执行的“七五”计划，提出了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相互适应、相互促进，“七五”后，中国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

　　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个中长期计划，是一个跨世纪的发展规划。

　　“九五”计划的主要奋斗目标确定为：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九五”期间，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人均GDP达到850美元，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2006年，“十一五”首次将“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十一五”时期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取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性进展，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十一五”之后，我国从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跨越到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永恒认为，五年规（计）划见证了人民生活水平从解决温饱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持续改善和质的飞跃。以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和重要的制度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重要体现。

　　刚刚过去的“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十三五”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作为14亿多人口的大国，2019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2020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GDP总量（国内生产总值）实现历史性突破，首次突破百万亿。

　　杨永恒表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全面进步，除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等极少数指标外，主要指标在“十三五”期末均完成甚至超额完成，尤其是在民生保障、资源环境等领域的约束性指标，体现了我国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及在保障民生福祉、推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突出成就。

　　十四五“新”在哪

　　站在建党百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的关键节点上，“十四五”规划开启的是一段新的征程。

　　2020年10月底，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就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提出了建议。第一项建议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要求“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建议提出，“十四五”期间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这些新优势包括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其中，建议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十四五”时期，中国将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同时，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立足国内大循环，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形成全球资源要素强大引力场，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加快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对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杨永恒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规划的最大亮点，这是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指明了方向。

　　杨永恒表示，“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并不是关起门来自己搞”，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工厂”，也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必须继续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使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

　　“双循环”已经写入了地方的“十四五”规划，比如，北京“十四五”规划起草组成员介绍，国内大循环重点落到供需两方，北京是核心支点，体现的是超大的市场和超强的供给能力；国内国际双循环重点落到“两区”，作为关键一招来系统牵引，实现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互通互动，北京是核心枢纽，体现北京资源配置能力的影响力和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的能力。上海“十四五”规划则提出，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十四五”的发展目标

　　每当一个新的五年规划出炉，GDP增速都是最重要也是社会最关心的指标。但“十四五”规划草案，并没有明确写明年均增速，而是要求“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杨永恒表示，在过去较长时期内，GDP增速都是我国五年规划的重要指标。GDP增速虽然是预期性指标，但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视其为十分重要的发展指标，层层加码，事实上成为“指挥棒”。过度强调经济高速增长，容易扭曲地方政府行为，扩大低效率投资，并可能对市场主体形成挤出效应。

　　他建议更多关注反映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的指标，淡化GDP增速指标。“十四五”时期，经济指标不应该过多强调增长速度有多快，而是质量有多好、效率有多高。建议把关注的重点引向全员劳动生产率、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单位投入（如土地、资本等）GDP产出等反映经济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的指标。

　　各地的“十四五”规划中，已经开始增设反映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的指标。

　　北京的“十四五”规划设置了七大类共有25个小指标，GDP年均增速目标为5%，相比“十三五”规划6.5%的GDP年均增速，明显下调。七大类指标中，减量提质和安全稳定是新增的两类指标，减量提质有3个小指标，分别是生产生活用水总量要求小于30亿立方米，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保持下降趋势，常住人口规模不高于2300万人。

　　上海的“十四五”规划列出了20项“主要指标”，其中有9项是新增指标。GDP年均增速定下的预期目标也是5%。“十三五”规划中建设用地总量等指标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单位建设用地生产总值提升20%”。据了解，上海正在着手制定一套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重要特征之一，正是强调人均、比例。

　　在区级层面，北京市东城区“十四五”规划首次引入创新发展类指标，比如，规定了“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目标为5%左右，每万人拥有高价值发明专利数力争达到82件左右。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表示，从目标导向看，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发展安排，2035年的远景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紧紧锚定了2035年远景目标。从问题导向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将牢牢聚焦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五年后，生活会怎样

　　“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这是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规划的建议，具体将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比如，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行动计划；采取增加居民收入与减负并举等措施，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居民收入是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的基础，也是扩大居民选择自由的前提。应进一步改革财税政策和社保体制，降低居民各种税费负担，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确保居民收入实现稳定增长。”杨永恒说。

　　在教育方面，巩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成果，完善办学标准，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巩固提升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鼓励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在医疗健康方面，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属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加强公立医院建设，加快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推进国家组织药品和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使用改革等。

　　对此，杨永恒建议，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教育和健康服务体系，促进扩容、提质、升级。实现公共教育体系“向前延伸”到学前教育，解决适龄儿童“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向后延伸”到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地方各级政府应以常住人口为依据，规划建设教育、医疗、文体、公租房等公共设施；将外来人口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尤其是要保障外来人口学龄子女享有义务教育。在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方面，应促进医防协同，控制慢性病危险因素，强化规范诊疗，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为了扭转健康工作的理念，建议逐渐引入人均健康预期寿命作为衡量健康发展水平的指标。

　　“2017年，我国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3.8年，低于英国17.4年、美国16.5年、日本15.2年的水平。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未来应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和覆盖水平，进一步提升国民人力资本积累，赋能国家长远发展。”杨永恒说。

　　新京报首席记者 李玉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