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校内托管能给家长减负？

　　直面三大问题，才能妥善解决“三点半难题”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农工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实施小学生免费托管的提案》，建议成立小学生免费托管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发挥政府在资金、形式、内容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引发了舆论热议，网友们称赞这是“最得民心的建议”。

　　低幼龄孩子“接送难”，一直是困扰无数家长的难题。按照有关要求，我国很多城市的小学放学时间在15:00—15:30，而大多数学生家长的下班时间在17:00以后，这就出现了小学生监护的“空档期”，“三点半”难题成了全国性的社会问题。

　　前不久，在教育部召开的发布会上，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各地要推动落实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切实解决家长接学生困难问题。为小学生提供课后服务，业已成为共识，但要把这项民心工程做好，则必须直面三大问题。

　　一是“资金”问题。毋庸讳言，为学生提供课后延时服务作为教职工的额外工作，理应获得相应报酬，这就涉及课后服务的费用。当年遍地开花的晚托班之所以被取缔，牵涉到乱收费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时过境迁，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政府服务意识的提升，很多地方恢复小学课后托管服务，费用由财政买单，也有部分地区在自愿的基础上向家长收取适当的费用。

　　财力允许，当然应该做到“全免费”。但对于条件暂时不具备、财政投入有困难的地方，也可以在坚持课后服务“公益普惠”原则的基础上，让家长合理分担成本。切不可因无力付给老师合理报酬，而影响到教师的积极性和课后服务的质量，这才是大问题。

　　二是“内容”问题，这是决定“三点半课程”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学校课后服务开始之初，坊间不少人认为这就是当年晚托班的“复辟”。其实不然。课后托管服务并不是新瓶装旧酒，也不是学校课程教学的简单延续。

　　随着时代的发展，家长的要求绝不仅仅停留于接送看护孩子层面，更希望学校能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最大限度地利用本身资源为孩子提供兴趣活动的场所。因此，学校课后服务必须升级换代，应当从简单的托管照看升级到丰富的延时服务，除了指导学生尽量在校内完成作业，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补习辅导，更在于秉承志愿原则并开设丰富多彩的兴趣活动，满足家长的多元需求。

　　令人遗憾的是，据笔者所知，很多开展课后服务的学校，基本上还是局限于照看和作业辅导的层次。除了费用比较优惠（或免费）之外，与校外“小饭桌”的功能并没有什么差异。开展校内课后服务，要有高质量的发展目标，不仅要让学生“留下来”，还要“留得住”“有效果”。比如，不妨可以考虑结合素质教育开展科技艺术类社团活动，结合近视防控增加体育活动，结合劳动教育开展实践技能培养，结合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咨询辅导服务，等等。

　　三是“师资”问题。“师资”与“内容”，两者密不可分。如果课后服务只定位于当年“晚托班”的性质，校内的老师足以胜任。倘若课后服务要想更加丰富多彩，做出特色，那就必须开门办学，引进师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充分发挥家长资源之外，各地在实践中还尝试通过多种渠道吸引高校优秀学生、文体工作者、民间艺人等社会热心人士到校提供形式多样的公益性服务。有鉴于此，农工党中央提交的建议中，就提出充分挖掘社区、高校、社会机构以及学生家长等社会资源，形成托管合力，构建以学校为主、社会多方参与的小学生托管服务体系。

　　为了做好课后服务这项公益改革，各地都很“拼”，但要想把经念好，还有许多工作亟待进一步落实。

　　□胡欣红 浙江省衢州二中高级教师，浙江省青少年舆情中心研究员

　　学生、教师、家长都喊累 小学教育老大难问题如何化解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马光瑜关于建议“全面取消小学生作业，推迟小学放学时间”的提案广受社会各界关注。这个提案，关注的是两个问题，一方面是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另一方面是无数陪孩子写作业的家长难以言说的煎熬。

　　从媒体报道看，马光瑜委员的提案表述也想顾及多面：比如前面说要“建议全面取消小学生家庭作业”，后面又说“取消家庭作业不等于不让孩子学习，而是写作业的地方在学校，改作业的人是老师，而不是家长。”

　　这份提案公开后引发的关注和争议，也给我们提供了反思中国基础教育的重要契机。

　　小学教育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全国民众都知道学生学习负担重，孩子累；家长都说自己工作忙，晚上陪孩子写作业苦不堪言；教师也说工作压力大，身心疲惫。让学生提早放学回家，家长很不情愿；学校推迟放学，学生在校完成作业，教师也会抱怨。

　　细究这个问题，不难发现，症结还是出在学生的作业上。小学生家庭作业太多，让学生没有参加体育锻炼，放松身心的时间，也挤占了学生课外阅读时间。体育锻炼与课外阅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马光瑜委员所说：“繁重的家庭作业提前透支了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和学习意愿，非常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问题在于，彻底取消小学学生的作业，这有没有现实可行性？统一取消小学生作业，教师或许会接受，但是，家长会不会有阻力？只怕家长的反对声又是此起彼伏。因为，只要以高考招生为核心的教育机制没有大的调整，大概家长们会争先恐后把孩子送往校外教育机构。

　　可能有些人会建议，“在全国进行一次深入全面的小学生减负大督查，取缔小学阶段的智育校外商业培训机构。”这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这注定不是一场能用行政力量打赢的战争。

　　所以，在我看来，在教育机制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这一问题的解决，目前最具现实性的，是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控制和减少小学生作业总量，现在学生作业量过多，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各科老师布置作业时缺少沟通协调，每个老师眼里只有自己这一门课，但可怜孩子要面对好几门课的老师。二是许多老师教学理念陈旧，喜欢给学生布置大量机械性、重复性训练类型的作业，这样的作业内容单调枯燥，容易破坏学生对某一类知识的基本兴趣，应该废止。

　　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只要学校认真对待，完全可以解决好：学校要建立合理机构，协调各年级各门课之间老师布置作业的情况，并引导老师在作业的综合性、趣味性上多下功夫，这样就能让学生作业总量得到有效控制。

　　解决问题的第二步，就是取消小学生作业。彻底取消小学生作业之后，我们需要在学校和家庭之外，让社会力量发挥更大作用。比如，让各个社区建立儿童课外托管机构，有专业人员辅导学生开展包括课外阅读在内的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也可以培育更多专门以小学生“课后服务”为主要业务的社会专业机构，让孩子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当然，这一切的有效实施，需要给社会机构更多的成长空间，更需要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把“儿童照顾”作为一项社会福利事业，唯有如此，真正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课后服务”才能形成可行的长效机制。

　　□王天定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 调查

　　近八成家长不赞同全面取消家庭作业

　　作为家长，你希望学校开设课后托管服务吗？你希望课后服务包含哪些内容？你希望学校怎么给家长“减负”？近日，“课后托管”这一话题再一次被广泛讨论。新京报推出了关于课后服务的网络调查，就家长关心的课后托管、家长负担作出调查。

　　受访者中，68.02%的家长同意学校开设校内课后托管服务。其中，“体育活动”是家长最希望学校开设的课后服务，愿意学校课后托管服务开设体育活动的家长占比超过80%。仅34.21%家长支持孩子校内课后托管时间自由活动。

　　也有14.41%的家长不支持加强校内托管。其中，最突出的原因是家长认为校内托管质量低，起不到提升孩子学业的效果，该原因占不支持校内托管的家长总数的71.9%。

　　家长对学校布置的哪些任务最“头疼”？60.36%的家长表示，曾帮助孩子做过手抄报等课外作业。40.54%的家长表示，学校要求家长给孩子检查或批改作业。33.33%的家长认为，给孩子作业、通知签字，也有负担。调查中，一位家长补充道：现在什么都要打卡，实际上是把成年人那套硬搬到了孩子身上，反而形成“不打卡就没动力做”的心理。

　　对于在2021年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建议的“全面取消小学生课后作业”，绝大部分家长（76.13%）对此表示不认同。这些家长中，89.35%的人认为，不留作业，孩子知识无法巩固；“小学生学的很多东西，就是要通过重复练习才能记住。”有家长说。

　　课后服务是项社会工程

　　程方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学校提供课后服务是一项社会工程。学校提供课后服务涉及教师的工作量，涉及活动场所，如果到学校外开展课后服务的话还涉及安全保障、涉及社会机构的开放等诸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都由学校来解决显然是不合理、不现实的，需要国家层面来统筹教育部、财政部、工商部门等多个机构。

　　既然是提供课后服务，那就要把中小学生当做一个非常巨大的服务对象，要有服务意识。从国家层面上来讲，也需要考虑相关的成本问题，国家要投入相关的经费支持，学校也应该建立专门的教育经费。同时，国家还可以减税的方式，引导校外民办教育机构向学生提供公益课程。与此同时，还应该从法律的角度予以保障。

　　提升课后服务质量是根本

　　李政涛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开展课后服务需要考虑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提升课后服务的教育质量。

　　首先，要设置好课后服务的内容，做好课后服务课程的设计与开发，这是基础。其次，还要选拔优秀师资从事课后服务，对这些教师进行相应培训，并纳入教师培训、教师研修和教师专业发展体系之中，包括纳入到教师评价与考核的体系中，激发教师从事课后服务的积极性。最后，还要调整和重建教研机制，把课后服务及其质量作为学校日常教研的一部分。

　　同时，也必须看到开展课后服务是一个系统工程与复杂工程，事关学校教育力、家庭教育力和社区教育力的三力融合，涉及校长、学科教师、班主任和家长等多元主体的协调。比如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推动课后服务的保障机制或相关制度条令，为学校和教师提供各种支持。在课后服务费用方面，我认为是否需要缴费不能“一刀切”，有条件的地方和学校，家长可以适当缴费，不能把责任全部转嫁到学校和教师身上。

　　探索多种课后托管模式

　　周洪宇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从学校目前情况看，要求学校课后服务完全与家长下班时间对接，实施起来还是很有难度的。目前政策支持、经费支撑还不到位，学校做起来不容易，教师的负担会比较重。

　　首先，要明确校内课后托管的公益性,为有需要的小学生提供以“保护”与“看管”为主要内容的基础性校内托管服务；第二，积极探索校社合作、引入公益性机构和社会义工的公益性托管模式，鼓励社会组织进入，由社会机构、公益组织、服务团体提供托管服务；第三，试点开展政府买单、市场机构进校的营利性托管模式。在公益性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这类托管模式可以作为一个过渡。

　　家长不能认为课后服务应全部由学校负责。家长更多的个性化需求，不属于学校课后服务的范畴，这一类服务应由市场来提供。

　　看护孩子需家校共同完成

　　倪闽景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小学课后分两个时段为家长提供服务，一直可以延长到晚上六点。部分有个性化需求的家长，放学以后可以接孩子回家。就上海而言，课后服务推出后，家长带孩子去补课的情况减少了，学校组织的兴趣活动孩子们也喜欢。是否能够给家庭和学生真正起到减负作用，还需要时间证明。

　　学校里有两个举措要到位。一是统筹安排，教师轮流参与课后服务，减轻教师压力；二是将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纳入绩效中，增加教师的绩效工资。目前上海教师绩效工资因参与课后服务增加的部分由区级财政承担。

　　课后看护孩子是一个客观需要，需要社会、家庭和学校共同完成。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学校主动承担责任，这是教育系统为社会发展做贡献的一个方面，是一个民心工程。但是，家长不要理所应当地理解为看护都是学校的责任，家长要考虑到老师的辛苦和奉献，避免出现“家长在外面玩，把孩子放在学校里很晚才接走”的情况。

　　新京报记者 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