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新发现重要文物500余件

　　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K3-K8）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目前已出土重要文物500余件。检测发现4号坑曾存在过丝绸。5号坑出土目前发现最重、体量最大金面具。8号坑面积最大，仍在清理过程中。此次发现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提供新的实物材料。

　　新京报讯 据国家文物局消息，昨日上午，“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6座“祭祀坑”规模3.5至19平方米

　　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考古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祭祀坑”平面均为长方形，规模在3.5-19平方米之间。目前，3、4、5、6号坑内已发掘至器物层，7号和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中国丝绸博物馆团队通过显微观察，在4号坑灰烬中发现纺织品痕迹，可能附着于青铜器表面。此外，团队采用酶联免疫技术检测到4号坑灰烬层中有蚕丝蛋白，说明4号坑曾存在过丝绸。

　　三星堆遗址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门重新启动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1986年发现1、2号“祭祀坑”，出土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多数文物前所未见，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被誉为“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1987年考古工作者提出“三星堆文化”命名，推断其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周之际。1988年三星堆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逐步揭示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关系密切

　　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家文物局指导四川省开展大规模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陆续发现三星堆古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仁胜村墓地等重要遗迹，不断明确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结构布局。

　　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成都平原、重庆涪陵长江沿岸、嘉陵江流域、涪江流域、大渡河流域发现三星堆文化相关遗址，逐步廓清了三星堆文化分布范围，也揭示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夏商文化的密切关系。此外，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发现以宝墩遗址、郫县古城遗址、鱼凫村遗址、芒城遗址、双河遗址、紫竹遗址等8处长江上游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城址，以及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等成都平原商周时期重要城址，逐步探明三星堆文化源流。

　　国家文物局已确定“川渝地区巴蜀文明化进程研究”作为“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以三星堆、竹瓦街、小田溪、城坝等遗址为重点，深入研究川渝地区文明演进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总体格局的历史进程。同时，指导四川、广汉推进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工作，用好考古与历史研究成果，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

　　三星堆遗址

　　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

　　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

　　焦点1

　　5号坑出土目前发现最重金面具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冉宏林介绍，新发现的六座祭祀坑，每个都有新看点。比如3号坑出土了一座70厘米高的大口尊，是国内最大的一件，圆口方体的铜尊，是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铜类器，还有一件大规模、大体量的顶尊跪坐人像，肩部的装饰十分繁复，这也是独一无二的。“另外，5号坑出土了目前发现最重的、体量最大的金面具，也是首次发现；4号坑发现了焚烧的象牙和玉琮；8号坑发现了疑似墙壁的红烧土残块，以及可能属于房屋地面的一些残块。”

　　冉宏林还透露，现阶段考古勘探没有发现确切的文字，不过在陶器上发现了相关刻画符号，“我们倾向于相信三星堆遗址是有文字的。”

　　目前三星堆8号坑还在清理过程中，从已经掌握的信息看，这里应该会出土比较多的文物和埋葬堆积。“我们是通过两方面得出的这样一个判断：第一，8号坑是面积最大的一个坑，有将近20平方米；第二，前期进行勘探时，这里的物理勘探信息比较强烈。”冉宏林表示。

　　焦点2

　　三星堆博物馆筹建新馆全球征方案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介绍，目前三星堆一共发现八座祭祀坑，初步判断不是同时期形成的，有时代上的早晚，这一点在地层关系上得到了验证。不过它们的性质趋同，都是祭祀坑或者祭祀器物的掩埋坑，不是之前认为的亡国宝器掩埋坑。

　　此次新发现的黄金面具，人脸右耳有个耳洞，引起了网友讨论。对此雷雨表示，此前出土的三星堆人面具都有耳朵穿孔，“说明那时候的古蜀人的确有穿耳洞的习惯，是三星堆的传统。”

　　三星堆博物馆党组书记、常务副馆长朱家可表示，此前通过1、2号“祭祀坑”的发现，三星堆博物馆建立了起来。这次新发掘了6座“祭祀坑”，将为此筹建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目前已在全球征集方案，57家国内外顶级设计团队参与评比。

　　意义1

　　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研究提供新实物

　　雷雨介绍，新发现的六座“祭祀坑”，与1986年发掘的两座“祭祀坑”共同分布于三星堆城墙与南城墙之间三星堆台地东部，周围分布着与祭祀活动有关的矩形沟槽、圆形坑和大型沟槽式建筑等。

　　三星堆第1、2号“祭祀坑”发掘者、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陈显丹介绍，与之前的两座相比，新发现的六座“祭祀坑”坑型都为长方形，基本形制与朝向一致，出土文物种类相似，但出现了很多新器形，同时，祭祀坑大小不同，深浅不一，坑内的文物各有侧重，有的坑象牙多一些，有的坑大件青铜器较多。

　　“此次考古发掘出现的新器形，既反应了与中原文化有密切联系，也揭示了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中吸收融合为己所用的创新。”陈显丹表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三星堆“祭祀区”的新发现有助于解决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比如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有助于复原当时‘神庙’或‘祭祀区’内部的空间，对完整认识当时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乃至于反映的宇宙观念，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专家表示，这次新发布将更加丰富和深化对于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的认识，为更加全面认识三星堆文化与周边地区的文化，特别是与中原地区、江汉平原地区文化的历史关系以及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意义2

　　首创考古实验室文物出土与保护无缝对接

　　时隔30余年，三星堆遗址再次迎来大规模考古发掘，科技考古的作用得到凸显。“针对本次新发现坑的发掘、保护与信息提取，我们专门设计了一套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努力创新设计具有中国风格的考古发掘设施设备。”雷雨介绍。

　　例如，在考古发掘现场直接设置了考古实验室，实现考古出土文物与文物保护无缝对接，此举属于首创。

　　同时，考古工作者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构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

　　“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也是一大特点，在此次发掘工作中，共有30多家单位参与其中，不同单位的多学科研究人员不仅参与考古发掘，还参与多学科研究方案的设定、样品的采集等，避免出现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两张皮的不利局面。”冉宏林表示。

　　三星堆遗址考古人员还对发掘信息进行了全方位采集，冉宏林认为，“考古发掘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的事，也要把信息留给后代，保留足够多的信息为今后的发掘保护研究提供足够丰富的资料”。

　　新京报记者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