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在北京卫视播出正酣。这是一部颇具创新意义的作品。它传神地渲染出百年前风云激荡的时代氛围,真实地再现了一代仁人志士指点江山的豪迈气概,形象地诠释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原因,深刻地揭示了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不过,这部作品最突出的成就,还在于创作者敢于把笔触伸向历史的纵深处,准确地把握历史的节拍和旋律,真正刻写出那个时代的灵魂。
《觉醒年代》称得上是一部思想的戏剧。它所刻画的人群是中国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思想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主要场景北京大学是各种思潮交汇的中心和各派力量争夺的精神制高点。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作品独有的认识价值。创作者用了三组关系来表现启蒙时期思想的演进:一个是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的关系,一个是陈独秀、李大钊与青年一代的关系,还有一个是陈独秀、李大钊与同时代知识分子、工人的关系,用不同视角的交叉叙事,匠心独具地梳理出一本杂志、一所大学、一个时代和“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这一信念之间的精神脉络。作品不以情节的密度取胜,而以思想的深度取胜。思想的力量来自表达上的直接性,不是靠外在的冲突,而是靠思想碰撞形成强烈的戏剧张力。于是,在这种特殊情境下,思想本身就成为一种鲜活的生命体验。
不过,这不等于说创作者不重视人物塑造,相反,《觉醒年代》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主角,塑造了一群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为挽救国家命运奋不顾身的先进分子形象,谱写了一部革命先驱者的成长史。时代造就了陈独秀、李大钊,陈独秀、李大钊也造就了一个时代。从创办《新青年》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先驱者走过的是一条艰辛的探索之路,他们为苦难与焦虑中的祖国立下一个个清晰的精神坐标。而且,创作者把两代人之间思想火炬的传递贯穿于全部情节之中,令人信服地写出毛泽东、周恩来所代表的青年一代为何选择马克思主义。陈独秀父子之间的感情是剧中的一条重要线索。表面看来,陈独秀对儿子的态度严苛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但这份感情之所以特别沉重,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一位革命家对整个青年一代的期许。直到乔年亲手为陈独秀端上一份黄牛蹄时,他才真正理解了自己的父亲。黄浦江码头,陈独秀送别即将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延年、乔年,眼前恍然出现多年后延年、乔年戴着手铐脚镣,蹒跚而坚定地走向刑场的镜头。陈独秀淡定的目光里有期待,有信赖,也有一点留恋,此时,延年回眸粲然一笑,父亲想要冲过去,但终于忍住,默默擦去眼中的泪水。这是父子间情感的交融,更是两个革命者心灵的辉映。此处,现实时空与想象时空相遇,产生了动人心魄的力量。
同时,《觉醒年代》也是一部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一部电视剧如此酣畅淋漓地书写现代知识分子的风采与风骨,如此细致入微地描摹党的早期领导人丰富的精神世界。与李大钊的热诚、坦荡相比,陈独秀的内心世界呈现是细腻的、复杂的。他有从容洒脱的一面,也有傲岸不羁的一面,个性鲜明而又充满了矛盾,但这种性格的内在矛盾恰恰是他人格魅力的来源。他在学生打出的“陈独秀滚出北大”横幅下泰然走过,在狱中向吴炳湘赠诗后,幽默地用拇指蘸墨按下手印,大量生动的细节让一个革命家的情怀和风度跃然荧屏。陈独秀说:“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离开监狱前,陈独秀放飞了女儿送来陪伴他的白鸽。白鸽是精神自由的象征,而陈独秀超越常人之处在于,监狱的囚禁反而给他带来精神的解放。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有着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勇气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都有着知识分子独具的英雄精神,但两人的区别也非常明显:李大钊坚信自己找到了中国的最终出路,而陈独秀穷其一生都在为时代寻找答案,他的思想本身就包含了那个时代无法解决的问题。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觉醒年代》还是一部中国文化精神的蜕变史。中国文化精神是陈独秀、李大钊思想的底色,也是他们救国救民之路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启蒙运动可以说是一次文化精神的更新。这一代知识分子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民主思想,他们以改造文学为出发点,在旧文化的废墟上,重新树立起中国文化精神的旗帜。他们来自传统,在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中,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更加动人的魅力。值得称道的是,《觉醒年代》还用知识分子的群像塑造,为世人留下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图景,从另一个层面丰富了主题思想。它摈弃了过去单纯以是非善恶评判新旧两派知识分子的观点,着力呈现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学识、品性和神采。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但“道不同,情意在”,在内心深处,他们仍是高山流水的知己。
作品中反复出现北大红楼。它不仅仅作为剧情的发生地、人物的活动场,更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意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策源地,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百年后的今天,红楼依然屹立,中国共产党已然以百年成就的伟业柔化了旧中国的白首,成就了新时代的勃勃生机。创作者再现百年前的风云,是为了把传承精神、坚守信仰的接力棒交到新时代的新青年手上,这才是创作者的现实观照,是史德之所存、诗心之所在。
□李跃森(《中国电视》杂志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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