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秘境”的守护者

　　在中国西南边陲，独龙江流经的土地与世隔绝了千万年。海拔四五千米的高黎贡山与担当力卡山，一东一西，夹江而下，雪原、丛林遍布，千古一贯的白色的、绿色的大漠。

　　在大漠里，豹子、老熊、蛇们是相当自由的。而大漠两端的人，进不去，出不来，千万年来遥遥相望。

　　1960年，新中国划定的第一条边界线——中缅边界线，该线在独龙江乡辖区内长度97.3公里。同年，解放军边防某团一连进驻独龙江。

　　现代人称独龙江乡为“中国最后的秘境”，说它是“一个适合旅游的地方”，而最美好的体验或许仅限于“你刚来的第一周”。

　　而后呢？是绵长不断的雨，湿冷的空气，发霉的被子，窝湿的脚底板。还有随时滚滚而下、截断山路的泥沙。现任戍边的民警们说，独龙江地区只有两季两天：冬季、夏季，雪天、雨天，半年雪来半年雨。在这里，阳光是最珍贵的东西。

　　此地的驻守部队有几次更迭：1978年，独龙江边防派出所成立。1983年，武警怒江州边防支队接管防务工作。2019年，独龙江边防派出所改称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全体人员转制为移民管理警察。七十年间，有八名烈士，长眠在了这里。

　　绵长的雨 井盖大的天

　　雨天，没完没了的雨天！

　　彭成军2017年第一次进独龙江，到达所里的头三天是大晴天，而后开始下雨，各式各样的雨，微微拂面的，横劈竖砍的，电闪雷鸣的。当时二十三岁的他几乎每天都在想：明天会天晴吗？能有阳光吗？他想了半年，雨下了半年。

　　什么东西在这里都是湿漉漉的。老乡炒出来的瓜子，放几天就软了；室内的地面永远沤着水露；衣物三天不干，就会发臭；被子一周不盖，长出霉斑；雨季出趟门，鞋袜、裤子必得湿透。刚来派出所一两年的年轻民警也容易得风湿疾病，患处沾水就疼。

　　两年前，二十一岁的郭友进独龙江，与战友包了辆当地百姓的小车，从县城出发，80公里路有749道弯。往往开不足百米，就是一个急弯，车速难上四十公里。路是单车道，一面悬崖一面山壁，会车只能靠退让的本事。时有冲下悬崖、车毁人亡的事故发生。

　　一路上，海拔落差千米，不到七公里的隧道这头白雪皑皑，那头却是草木丰盛。越往山里开，云越多，渐渐长在手边。人沤在云里，在弯道上颠来倒去，器官在左，身体在右。郭友同车的七个战友吐翻了四个。　

　　郭友老家在四川盆地，从前出门，四面八方是天，因此天是“圆的”。而在这里，他看到山从四周拱起，头上只有一片“井盖那么大的天”。这让他觉得压抑。

　　2002年，刚满二十岁的梁进春来到独龙江乡，崇山峻岭阻隔下，什么都成了稀罕玩意儿。有拉西瓜的车千里迢迢开到独龙江，梁进春一瞅，两百块卖一个西瓜！而他们一个月的津贴不过110元，“（吃瓜）是一种奢望”。所里有谁买个瓜，大家纷纷去看，“望瓜止渴”。

　　本地吃食有限，粮食蔬菜都得从山外运进。十月起，土路就给雪封死，走不得。封山前，乡粮管所开着大卡车出山，采购回最易储存的罐头、粉条等食品——电力供应不上，就不能储存易坏的鲜肉与蔬菜。不吃蔬菜，所里人总闹便秘。

　　2006年，组织派“能种菜”的现任教导员杨荣进来做司务长，搞后勤。他在派出所后面拓了块荒地，养猪、喂鸡、搭棚种蔬菜。警员们在封山期间也好吃得稍微丰富些。

　　2015年，新公路全面通车后，菜市、小超市都开进了独龙江。虽品种少、价格贵，派出所总算能卸下操持农场的活儿。

　　但吃不好的情况还是时常出现。每年雨季，雨水冲垮道路，菜市、超市就断了货源。警员们只能吃罐头或自热饭。

　　这样连吃上好几十天，接下去一阵，再看到“红烧牛肉”、“咖喱鸡”等等字样，不免有些生理性倒胃口。

　　即使路况好的时候，买口好吃的也还是奢侈：到今天，进独龙江乡的“快递”仍是“慢递”。曾有人在中秋节前网购月饼，中秋过了一个月才送到乡里。拆开一看，已过保质期，发霉了。

　　巡界

　　巡界是所里的一件大事。独龙江乡离最近的缅甸界只有五公里，

　　独龙江乡辖区内的中缅边境线长97.3公里，沿线设立37到43号七块界碑。2003年，派出所将防务工作移交给解放军，但按所里传统，仍要时不时往几块界碑处去，“看一看”、“转一转”。

　　“相当于，我们以前管防务，管的是线。而现在做边境派出所，管的是面，但面不就包括线吗？”杨荣说。

　　七块界碑中，只有一块是开车能及的。其余几块都在无人区，无一不要经过原始森林、悬崖峭壁。若从乡里出发，少则步行两三天，多则五六天。

　　山野中，“人吃的东西少，吃人的东西多。”

　　最缠人的是蚂蟥。雨水最足的几个月里，但凡钻过草丛的，出来后，身上挂着十几二十条蚂蟥都属平常。蚂蟥刁钻，轻易不叫人发现，吸血前不过香米粒般大小，无孔不入。饱饮后却有小拇指那么大。

　　还有当地特有的毒蚊，长得比指甲盖上的小月牙还小，怎么也防不住。一被咬，就化脓，若咬在脚背上，整只脚能肿成个包子。

　　梁进春遇见过熊，体形较人大上许多。他和战友们隔了百来米，趴着等熊走过，大气不敢喘——虽有配枪，但在边境线两公里内不能随意开枪，遇到猛兽只好能躲则躲。

　　动物在这里来去自如，人却走得好辛苦。

　　路是靠砍刀砍出来的，只几个月不走，植被又会疯长回来。走在里面，只觉得脚下无路，顶上无天，到处只有石头、青苔、烂泥、花草树木。

　　接近垂直的陡坡极多，要拿绳索挂着树枝爬上爬下。绳子不够用，就砍当地特产的小竹子，筷子一样粗细，钩在树上做安全扶手。几个人手拉手，一起上下。

　　行军背包有三十斤重，收着干粮、睡袋、帐篷等物件。水却不用带，“独龙江什么都有可能缺，但永远不会缺水。”山里水汽氤氲，如雾中行走。从白天到黑夜，人都好像泡在水里，浑身湿淋淋的，脚上起了泡，在打湿的胶鞋里一闷，很容易发炎。

　　晚上要睡觉，找个全平的地方也难。只能在稍缓的坡上打个油布帐篷。

　　“为什么人家上一代的做得了，为什么我们做不了？”走不动的时候，梁进春曾这么给自己打气，“我就想别人行我也行，不想丢那个脸。”

　　他走过最险峻的路在一处五六百米高的悬崖上。说是路，还没有成年男子的两个脚掌宽。脚底布满青苔，下不下雨都滑得要命。大家只能摸着藤条，叉开脚、半蹲着挪过去。这种地形在当地有名号，叫“骑马过桥”。

　　最险的43号界碑，来回要十几天，“人轻易去不了的。”梁进春听去过的老战友提过，那界碑在海拔4160米高的担当力卡山的那拉卡山口，方圆60公里内都是无人区。1971年，战士邱旦史在43号界碑的查界返程路上，为掩护队友，遭野兽袭击而牺牲。

　　“去43号界碑，你得把时间算得很准。比如你几小时内必须到达某个地点，要不然你可能就过不去了，气候、地势随时会有变化。”梁进春说，早年所里有巡43号界碑的硬性任务时，但凡完成巡界、成功返回的，都会给予三等功奖励，“因为这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的活儿。”

　　派出所里的人都曾有过并实现过军旅梦，大家在转制前都是武警官兵。

　　彭成军是被电视剧《我是特种兵》吸引来的。他是湖北人，十几岁就离家打工，跑遍了全国各地，总觉得不是归宿。看过那电视剧后，心里一动，报名体检入伍。

　　郭友从小就想当兵，因为在四川老家村里，“当了兵就算出人头地。”成年后就去了云南木康站当缉毒武警。

　　2019年转制前，云南楚雄人高艳平也是木康站的缉毒武警。因获得二等功且服役年限达标，他曾有转业的机会。但他没要，“舍不得战友。”

　　昆明人杨荣“两进两出”独龙江，两次都是主动请调，“人要有点自己的想法和理想。”他待过机关，但最终还是想下基层。

　　辅警唐小聪是土生土长的独龙族人，曾跟着高艳平在木康站缉毒。退伍后，他买了车在外地跑过运输。“外面地方好，平，但我就是待不住，给我一百万也不去（大城市）。”他喜欢山野，喜欢钓鱼、爬山、睡在草果地里。他要回来做辅警，还为了另一种情怀：“反正都是戍边，我现在可以戍自己家乡的边。”

　　这些边防民警的身上还留有军人的习性：互相叫“官兵”、“班长”，回派出所叫“回营区”，管领导叫“首长”，巡界时带着国旗。

　　“最开始我是边防军，到现在是人民警察，不管去到哪里，都是既来之则安之。”郭友说。

　　唐小聪喜欢摇滚，几年前自编一首叫《荣光》的歌，仍能清唱：“在边疆的大山里，我把热血融进江水的澎湃里。五星红旗，猎猎飘扬，边防献身，兵营雄光。边防军人，冲天豪情，守卫边疆，无上荣光。”

　　“隔绝”

　　三月一到，独龙江的雨季拉开帷幕，雨珠噼里啪啦，像子弹一样打在屋顶上。

　　雨下得越大，民警们越爱去唐小聪家烤火。和其他老乡一样，唐小聪家的火堆是从不熄灭的。添把好柴，火焰能冒一尺高，烤手、烤衣服鞋子，再烫壶茶。有时也会喝碗特产“吓啦”——酥油炒鸡，放在白酒里煮，驱寒、祛湿。

　　进到独龙江的民警会逐渐适应这种生活方式：乡里人口极少，流动性也小，白天黑夜都见不到几个人，终年只看到这么几张熟面孔。

　　一位上世纪80年代驻守过独龙江的战士在回忆录里写道：“那样的日子对一个心理健康而意志稍微薄弱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残酷的折磨，而我们驻守在西南最前哨的官兵们则注定要承受这种磨砺。没有电灯，没有电话……长达半年的封山期，看不到一张报纸，收不到一封家书，报纸杂志也只能订半年的，因为封山期无法送达邮件。”

　　梁进春2002年刚进独龙江时，认识一位排长。大雪封山八个月后，排长一连接到三封来自女友的信，前两封质问他为何不写信，第三封说，你是不是不和我好了？就此断了关系。大家总结开山后收的信：“从初恋读到热恋读到失恋。”

　　手机信号是2004年才有的，覆盖范围极小，且一次只供十个人打手机。多一个，就断线儿。梁进春说，早年吃完晚饭，总有一窝蜂的人拥到信号基站下，排队给外面打电话。在此之前，要与外界沟通，只能用乡里的电台。

　　那些日子梁进春记忆犹新：天一摸黑就等着睡觉，甚至未必有电开灯。每周最大的娱乐活动是在双休日给老乡放电影，用一台柴油发电机供能，片子是封山前带进来的。开山后他出去，人家看过的电影、电视剧，他听也没听过，“好像两个世界来的人。”

　　2010年后，通信基站建设完善，全乡覆盖手机信号。

　　然而，直到今天，乡里的供电依然靠两个小型水电站。冬天水位不足、夏天水位暴涨，再加上频发的山体滑坡压垮电线，凡此种种，时常导致断电。电一断，信号就断，持续十几天至半年不等。

　　新人遭遇此情，必然觉得压抑、寂寞，“但经历过一次，就习惯了。再断电，就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

　　去年春末，独龙江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通讯断了十几天。民警们打卫星电话给家里报平安。

　　高艳平给媳妇打电话，头两个给摁掉了，第三个才接——卫星电话显示的是短号，许多民警的家人都以为是诈骗电话。

　　“感觉在这儿待久了，电话也不想打，微信也不想发……过年过节时想问候一下，但你真正掏出手机的那一刻，就停止了，好像无话可说了。”彭成军管这种心理状态叫“隔绝”。

　　民警们的婚恋状况是所里相当“恼火”的问题。转改前，官兵短则一年，长不过四年能出独龙江。转改后则入了编制，几年内恐怕都不会有调动。每年，民警们虽有四十天左右的休假，但一进一出，来回路上就总要耽搁至少五六天——与外界接触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

　　杨荣说，转改成移民管理警察后，所里有四位民警离婚。“有些人的对象到这里探望，一看，这是什么偏僻的地方？回去就提分手了。”而今所里三分之一的年轻人是单身。

　　杨荣自1999年当兵后，在家停留的时间，最长没超过一个月。他与妻子结婚十三年，“待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应该没超过两百天。”

　　女儿出生后，未满月他就回到独龙江乡。再见面时，女儿会爬了。第三次见面，女儿已经能满屋奔跑。

　　总归要有人守在这里

　　去年五月份，一场前所未有的泥石流让所有民警感到震撼。

　　越野车大小的石头从山上落下，砸在派出所的正对面。到处都在塌方，县城至独龙江乡的80公里路上有两百多处塌方，路基尽断，道路破碎。山体像被水泡透了一样，泥土里泛出水汽和水色，“感觉随时随地都要再垮下来。”

　　愈是破碎的路，民警们愈得走上去，疏散、救援沿途的百姓与游客，用脚力运送物资，帮助道路抢修。

　　彭成军徒步两天，从下属村落到乡派出所汇报灾情。有一次，他前脚刚走过去，后面就塌下来了。这是一种很难总结的危险：“你说我这算是经历过生死吗？也没有，也算不上。”

　　高艳平做缉毒警时，无数次遇到闯卡、持武器的毒贩，那时“会有种可以肯定的紧张感。”而在独龙江，恐惧是未知的、如影随形的。“到什么程度呢？泥石流频发的时候，我是没法睡安稳觉的。怕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在床上睡觉，随时能听到那种石头撞击的很大的声音。那声音是不会断的，所以你不敢睡死，也没法睡死。”

　　有一回他在凌晨一点惊醒，听到外面地动山摇，轰隆隆的，伴着泥土腥味，“远比雷声还恐怖很多。”电应声停，他打着手电筒一户户叫出百姓，集中到村里的空旷地带。等天亮了才看清，有大量泥沙顺着河沟，从山上冲进村了。

　　乡里的烈士陵园有八座墓，其中六座是衣冠冢。园中石碑题诗云：“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当地史料记载，1964年，战士张卜在巡界路上突发急性阑尾炎，恰逢大雪封山，无法送外治疗。当时周恩来总理特批了空军出动，向独龙江乡投递药物。然而药落在深山密林中，终没有被找到，张卜不治牺牲。1972年，战士孔玉录遇泥石流冲击，失血过多牺牲……最近的一座墓添于2001年。战士于建辉在建设公路时掉入江里，军民们沿江遍寻几周而不得。

　　“讲实话，这里对外来的人来说，可能是不宜居的。”高艳平说，“但没人守也不可能，总归要有人守在这里。”

　　开春后，民警们去烈士陵园扫墓。

　　民警们扫落叶、敬烟酒，酒是小杯分装的白酒，当地特产的，一座墓前摆一杯。敬完了，也没有多的话可说，就凝神不语。

　　制式服帽下，脸孔多种多样：已挂褶皱的、宽厚严肃的、点着青春痘而显娃娃样的。只有肤色最具一致性——在这个照不进阳光的地方浸泡几年，大家的脸膛子却一张比一张黑。这算未解之谜。民警们分析，在独龙江，他们终日被云层后那看不见的强紫外线照射着。

　　戍边民警的身份带以他们复杂的感情，可直接体现在他们的微信名字上：有叫“边关月”的，有叫“边防小道”的，有以家乡坐标命名、叫“东经某某度北纬某某度”的。

　　乡里共有三条马路，只零星开了两三家饭店、小超市，被大家称为“一环”“二环”“三环”。因此常谈道：“去二环转转？”“在三环吃饭吧！”

　　高艳平外出闲逛时，曾远远见到一朵红花开在山坡上，“特别美的。”高度约有五十来米。他花了四十多分钟爬上坡，近前一看，原来只是树杈上生出的一小片红叶。

　　如果真是朵红花呢？

　　“走近看一眼也好的。”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B08-B09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徐雪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