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北夫妻警务室：与寒冷和孤独作战

　　洛古河警务室内，时不时传来小孩的哭闹声。沈欣已经抱着孩子在屋里转了几个小时，胳膊酸疼。但她刚一撒手放床上，孩子就哇哇大哭。这八十平米的警务室，她已经来来回回绕了许久。

　　警务室外，气温零下二十摄氏度，洛古河村路面上的积雪没过了膝盖。几百米外的黑龙江冻成宽阔的江道，上面铺着一米多厚的雪。

　　这是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北极镇下的一个小村子，位于黑龙江源头的中俄边境线上，与俄罗斯波克罗夫村隔江相望。

　　在当地人看来，这里真称得上是“苦寒之地”，年平均气温零下5摄氏度，冬天早晨七八点天亮，下午三点就黑了。

　　史先强和妻子沈欣就驻守在这里。2010年，北极边境派出所在洛古河村设立了夫妻警务室，负责管辖44公里黑龙江段的边境线和洛古河村的安宁。

　　除了寒冷，他们还要与漫长的黑夜和孤独对抗。

　　“说实在的，在这地方，坚守就是工作。365天里，要是364天都巡逻了，就那一天没巡，但万一就那一天出事了怎么办？”巡江的时候，史先强心里琢磨着这句话，就顶着风雪把每天十公里的江道走完了。

　　“看着天一点点变亮，再一点点暗下去”

　　窗玻璃上有层薄薄的霜。沈欣穿着一条黑色打底棉裤，套着黑白条纹毛衣，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在和妈妈视频聊天，视频里的小男孩两岁多，沈欣对怀里的孩子说，“浩浩，来跟哥哥打个招呼。”

　　1995年出生的沈欣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老大叫“饭团儿”，老二叫“浩浩”，才四个月大。

　　一天24小时，沈欣几乎不出门，就在警务室里照顾孩子。屋子里有张一米八大的床，堆满了孩子的纸尿裤。桌上有个老式台式电脑，没有网络，平时只能用来写写文档。没有WiFi，流量要省着点用，手机里仅存的几集电视剧是丈夫史先强在村委会下载好的。

　　快中午十二点，史先强结束了上午的巡逻工作，回到了警务室，帽子上、鞋上都沾着雪，脸冻得泛红。他进来先抱了会儿子，抽了根烟，就去厨房做饭。

　　厨房的凳子摆在过道上，晾满了洗过的衣服。水箱“咕咚咕咚”响着，做饭的水是从卧室的水井里引上来的。架子上摆满了西红柿、青椒、茄子和鸡蛋，加上冰箱里冷冻的肉，是家里仅剩的食材。

　　洛古河村菜、肉、水果都没得卖。北极边境派出所和漠河边境管理大队每半个月送一次物资，一次不能带太多，不然容易坏。

　　沈欣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早已习惯了这种极寒的环境。但洛古河村，她是第一次来。这里交通不便，物资全靠从外往里送，“北极村还有学校、餐馆和快递驿站，这儿啥也没有。来了之后基本不出门，也没逛的地方，村子十五分钟就能走完。”

　　3月初，洛古河村仍处在冰天雪地中。街道两旁都是上了年头的木房子，木头门框、栅栏围墙。一条120米长的街道，贯穿整个村子。

　　沈欣喜欢网购。但洛古河村没有物流。嘴馋了只能去小卖铺买点辣条和面筋。有一次沈欣想吃车厘子，史先强就找“上县”的村民帮忙买了回来，“能满足的就尽量满足，人家跟着你到这地方来，挺不容易的。”

　　“衣服也不买，这地方穿给谁看呢？”史先强说。而他，就两套警服，来回换。

　　警务室在村口，背靠大山。附近没有其他房子，这里就只有夫妻两人互相依靠。

　　80平米的屋子隔成两间，办公室那间屋子墙上挂着一大块监控屏幕，是今年才装上的，监控屏分成11小格画面，把村子的全貌覆盖在内。但视频仿佛静止一般，只有雪、街道和房屋，很久才出现一个遛弯的老人。

　　作为辅警，沈欣在办公室也负责整理一些工作文案和材料，做做后勤工作。“看着天一点点变亮，再一点点暗下去。一天就过去了。”

　　“在这地方，坚守就是工作”

　　出了警务室几百米就是黑龙江的江面。

　　每天早上六点半，夫妻俩就被孩子的哭声叫醒了。史先强洗漱完，哄哄孩子，出门巡逻。

　　外面44公里的黑龙江段边境线都属于夫妻俩的管辖地。大兴安岭边境管理支队政治处主任温勇介绍说，“在夫妻警务室设立之前，洛古河村也有警力轮换执勤。2010年为了推行警务前移战略，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我们在洛古河村设立了中国最北夫妻警务室，夫妻共同驻守也能更加安心安业。”

　　通常，进入洛古河村需要穿越大兴安岭的一座座大山。路上几乎没有人和车，也没有手机信号。只有风的声音，轮胎与雪地摩擦的声音。幸运的时候，狍子、野猪、狐狸、麋鹿会从白桦林闯到路边，跟人打个照面。

　　现在，史先强出了警务室就可以开始日常的工作。唯一棘手的是——屋内外有六七十摄氏度的温差。

　　出门前，他要穿一层保暖衣、再套个毛衣，套个外套，最后把警服穿上，再戴上帽子、脖套、手套，全身捂得严严实实，光准备工作就要耗掉不少时间。

　　下江道的雪有半米深，踩进去到膝盖，“这雪看着平整，但可不好走。”史先强说。他穿的是紧口的鞋，防止雪进到鞋里。但雪层松软，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上面，很难保持平衡，一个趔趄就会摔倒，全身都难免灌雪。

　　一路下坡走到底就是黑龙江。每年冬天下雪后，黑龙江就开始一层层结冰，雪又一场场落在冰上，整个江面冻得格外结实，形成一条宽阔的大道。

　　江面中间插着红色的国旗标示国界，以南属于中国，以北属于俄罗斯。岸上有边防连队设立的阻断网，严禁非法越界。

　　史先强早已对这一带冰面了如指掌，江道上哪里藏着冰缝子他都一清二楚，他指着不远处的雪地比画，“那个地方，雪下面有一大条冰缝子，三十厘米宽，半米多深”。

　　“十一月江面冻得不厚，人一不小心掉下去，被急速的水流冲到下游，又捅不开上面的冰层，很危险。有时候一条腿陷进去了，还能被捞上来。”

　　有时候，护边员会协助史先强的日常巡逻。他们都是村子里选拔出来的，一共五名。史先强给他们排了值班表。从江道下去，从村里回来，总共十公里，来回两个小时。“有的时候和护边员都没得聊了，就想着快把这段路走完。”

　　除了村子里的这十公里，更长的边境线是一片“无人区”。史先强不定期要和边防连队一起去这些地方巡逻。

　　2020年11月，室外零下三十摄氏度，史先强和连队一起去马扎尔河附近巡逻，车到河边就没法走了，他们下车后徒步前进，在树林里绕了二十多公里。

　　两个多小时后绕到江边，发现一处地窨子，这是一处非法捕鱼点——疫情期间，洛古河村管辖的44公里黑龙江段明令禁止捕鱼。有人来下江捕鱼时在这搭的帐篷，这些人会在这里住一段日子，每天就吃江鱼充饥，捕足数量才走。整个江段，他们一共捣毁了三处地窨子，只是已经不见人影。

　　在返程路上，大家一天没吃东西，发现火腿肠冻得邦邦硬，矿泉水冰凉，兜里带的面包也快成了冰块。巡逻持续了十二个小时，史先强回到警务室天已经黑透了。

　　更多的时候，边境的工作是平静的。“从我工作到现在，没遇到越界过来的，”史先强说，“没有特别惊心动魄的大事，每天就是来来回回走一样的路。”

　　“说实在的，在这地方，坚守就是工作。365天里，要是364天都巡逻了，就那一天没巡，但万一那天出事了怎么办？”他说。

　　“可能未来的几十年也都在这儿了”

　　史先强今年32岁，2008年被分配到黑龙江参军，他的足迹已经遍布大兴安岭，先后去过加格达奇、呼玛县和漠河县（2018年撤销漠河县，设立县级漠河市）当兵。

　　23岁那年，他在北极村的大街上偶遇了17岁的沈欣。两个人从认识到现在，已经相恋九年。

　　起初，沈欣的父母并不同意两人结婚，“毕竟家里就这一个孩子，军人任务重，心疼闺女啊。”

　　但沈欣2017年从吉林警察学院毕业后，还是为了爱情回到北极村。警务室床头柜上摆着一张照片，在一块写着“忠诚”的石碑前，史先强单膝跪地，向沈欣求婚。

　　结婚后，沈欣留在邮局工作。同学们都去了大城市，或者继续读书考研。只有她选择了相反的方向，“聊天时总感觉他们那边是另一个世界。”

　　2019年1月1日公安边防部队改制正式实行。公安边防部队不再列武警部队序列，现役编制全部转为人民警察编制。

　　那年史先强30岁，从北极机动中队被分配到北极边境派出所做社区民警。洛古河村的夫妻警务室恰恰在寻接班人。

　　上一任夫妻贾晨翔和王晓莲已经坚守了近十年。

　　史先强和沈欣报了名，“对我来说，是一个锻炼的机会，趁着年轻总得干点啥。而且总得有人去，我媳妇是本地的，所里其他兄弟都天南海北的，媳妇在外地，更难适应这种生活。”史先强说。

　　当年评选时，一共有四对夫妻作为候选，另外三对夫妇都是异地，妻子、孩子、父母都在老家。

　　“俩人能在一起就好，他想去我就支持他。”沈欣说。

　　2020年3月，史先强先来到洛古河村，跟着贾晨翔学习边境巡逻的工作流程，提前熟悉村里的情况。7月，两对夫妻正式交接。当时沈欣已经怀了二胎，穿着警服，挺着大肚子。

　　儿子出生后，沈欣在北极村娘家坐月子，史先强只在家陪了十几天，就赶回了警务室。

　　浩浩爱哭闹，一家人都束手无策。“每天一听到他撕心裂肺地哭，我就难受，”那段日子，沈欣每天毫无来由地哭，“我当时就特别怨他。为什么去了那么偏的地方，一个人太难过了，有那么一瞬间后悔过。”

　　直到今年大年初五，史先强才把沈欣和浩浩接来警务室，大儿子由老人照顾，“两个人在一起总会好过些”。

　　但史先强白天大多数时间都在巡逻、走访。沈欣依旧独自一人面对。

　　她给浩浩换尿不湿的时候，被孩子踢了一脚，乳腺发炎了，肿得特别疼，但孩子又哭闹着让人抱，“我特别难受，也不方便抱他，他还一直哭，他爸也不在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特别无助。”

　　“再坚持坚持，熬过这一阵子就好了，孩子长大上学就轻松些了。”史先强总用这句来安慰她。

　　她没事就翻翻以前的照片。搬家的时候，她特意从北极村带来一本厚厚的婚纱照，场景在大雪，松林，这些北极边境独有的景色。两人的结婚戒指也放在桦树皮做的盒子里，“从谈恋爱、结婚到生孩子，可能未来的几十年也都在这儿了。”

　　在相恋六周年的日记里，她写道，“忠诚，这是我们爱情的许诺。”日记里还有许多两人一起旅游的照片，从乌镇、青岛到重庆再到云南。

　　来到洛古河村后，旅游成为奢侈的念想。但这些念想支撑着两人在洛古河村的日夜，“说不准，也许就要一直在这工作到退休了。但既然是自己做出的选择，也不后悔。”史先强说。

　　“太阳在山顶画了一个弧”

　　史先强和沈欣遇到的困难，贾晨翔和王晓莲早有体会。

　　2010年5月，29岁的贾晨翔来到洛古河村，路边的雪还没化，背阴处的冰有一米多厚。来时村里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路，没有路灯，房子也有些破败。后来政府统一换了房盖，粉刷成整齐的颜色。2008年村里修通了公路，2010年才实现24小时通电。

　　警务室还是一个土坯房，刚建好不久，门口是碎石铺成的路。卧室靠着车库，密封不严实，相隔的这面墙经常都是一层白霜。贾晨翔记得2010年9月17日就下了第一场雪，“特别冷，屋里的墙角都是冰，早晨起来的时候，水缸里的水也冻成冰，都要用水瓢敲碎。”

　　十年前屋里还没装地暖，取暖就靠烧火墙和火炕，用木头烧，俩人第一年冬天冻坏了。第二年开始烧锅炉，贾晨翔没烧过，不太熟练，经常弄得满屋子都是烟。他每天都要烧到后半夜，有时候到凌晨四点，王晓莲八九点起来再继续烧。

　　“当时感觉不是锅炉在照顾我们，而是我们在照顾锅炉，怕它冻住了，”贾晨翔回忆，“冬天三点天就黑了，无聊的时候就用手机看电子书，早晨不用定闹钟，就冻醒了。”

　　儿子北北出生后的日子才是更艰难的开始。深冬太冷，北北身体弱受不了，王晓莲就带着他回山东老家，等到来年二三月再来洛古河村。

　　那时候北极村到洛古河村的公路还没修建，物资只能从漠河运来。2014年一场大雪封山，持续了一个星期，边防连队只剩下面条，贾晨翔就跟着连队吃了七天的面条，一天三顿，蔬菜水果都没有。

　　北北两岁多时，拉着贾晨翔的胳膊转圈玩，一不小心胳膊就脱臼了。当时正值傍晚，贾晨翔四处找车去漠河，怎么找都找不到，孩子疼得一直大哭，妻子也抱着孩子哭。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叫到车去了县医院，医生花两分钟就把胳膊接好了。

　　“我当时特别怨他，怨这个地方，明明两分钟的事，孩子愣是从晚上五点挺到上午十点，多遭了多少罪，没法形容那种心情。”王晓莲现在想起来还是心疼。

　　夫妻俩原本想着在洛古河警务室可能就是工作两三年，但没想到一干就是十年，贾晨翔觉得，“慢慢也就习惯了，那也说明上级对你的工作认可。”

　　“舍小家为大家”说起来只是一句口号，做起来却实属不易。

　　2018年，当兵满18年，原本是贾晨翔可以退伍自主择业的日子。那一次他难得回山东老家过年，王晓莲畅想着，“冬天两地分开的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儿子也要上小学了。”但赶上2019年公安边防部队体制改革，一家人团圆的希望落空。

　　“后来也就放弃这种想法了，”王晓莲记忆里，“冬天就觉得白天时间特别短，警务室一开门对着一座小山，你就看着早上八九点钟，太阳刚从那边上来，下午三四点它就下去了。太阳就在山顶上画了一个弧，感觉根本没有升到天上去。”

　　去年，贾晨翔被列入国家移民管理局荣归荣调的名单，可以申请调回原籍，王晓莲觉得——“就一个词，十年如一日，高兴肯定有，更多的是心酸，觉得心里一下子就敞亮了。”

　　2020年7月16日，传承交接仪式在洛古河村夫妻警务室进行。王晓莲看着沈欣挺起来的大肚子，觉得一下子就穿梭回八年前自己刚怀孕的那段日子，“她是北极村人，从小到大都在这里长大，洛古河是什么样的地方，她肯定比我更清楚。明知道条件艰苦还选择过来，真的很有勇气。”

　　车载着贾晨翔夫妇离开，洛古河村在视线中一点点后退，这条路他以前走过无数遍，十年的记忆都重叠在一起，“还是不舍的，工作后大部分的回忆都在那里。”

　　无人知晓的角落

　　当地人总笑说洛古河村是附近最“繁华”的村子，“七十一栋楼，九十一条街”，实际上是“其实一栋楼，就是一条街”。银行、营业厅、快递点、饭馆一概没有，只有一个小卖铺卖点零食。

　　村里也没有学校，90公里外的北极村有一所中心学校，可以读完初中。由于交通不便，洛古河村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寄宿。

　　这像是个在世界尽头的小村庄。只有77户106口人，常住人口只有47户，大部分都是老人和小孩。近些年村里人口流失严重，年轻人基本都外出打工，近的在漠河，远点的到大庆、哈尔滨、山东。年轻人出去后，很少有再回来的。

　　只有一代代民警逆行来到这里，为了守护这44公里黑龙江段的边境线和这个边境线的小村庄。

　　这一中国位置最北的派出所现在有四十名民警。最小的22岁，最大的43岁，最远的家乡在广西，最近的在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一年能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苦寒之地”，派出所、检查站的男女比例几乎达到100:1。大兴安岭支队以及黑龙江边检总站专门举办过“青年联谊会”，来帮助边远艰苦地区民警解决个人的婚恋问题。

　　但如今，北极边境派出所绝大多数已婚的民警都是夫妻异地分居，一半以上是单身。至于下一任夫妻警务室会传递到哪对夫妻手中，还是个未知的答案。

　　孩子教育、赡养父母，对这些边境民警都是重担。他们有的在老家买了房子，每个月要承担月供；有的父母年纪大了，身边没人照顾；有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没有父亲陪在身边。

　　史先强也有同样的困惑，大儿子“饭团儿”是姥姥姥爷一手带大的，“我从来没哄儿子睡过一天觉，回家的时候，孩子都不跟我亲了。”

　　父亲在他上初二时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把兄弟俩抚养长大，如今独自在山东青岛的平度老家生活，哥哥在宁夏做石油工人。老人年纪越来越大，身边总得有人照顾，要么接去宁夏，要么接来漠河，“但她受不了这边的气候。实在是有心无力，忠孝难两全。”

　　大兴安岭有许多无人知晓的角落，更有许多这样的小家庭。和史先强一样，都把自己最珍贵的青春留在深山里。

　　副所长王委委2012年来到北极边境，是民警中为数不多把家安在北极村的，妻子是北极村卫生院的一名护士，如今儿子已经四岁大，他也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安家落户，“可能就要拄着拐杖回河南老家了。”

　　大部分时间，日子在循环和重复中一年年过去。虽然他们已经适应了这种气候，但大兴安岭的寒冷刺骨总是出乎意料之外。

　　大雪、星空、森林，这些吸引远方游者前来的风景在他们的眼里变成了十年如一日的寻常。“昆明下雪吗？”，“如果南北派出所能偶尔互换交流一下就好了。”这些奇怪的念想在单调贫乏的日子里偶尔会冒出来，但又在与孤独日复一日的对抗中转瞬即逝。

　　离开后，王晓莲偶尔还会梦到在洛古河村的日子。她和儿子如今住在一个三十平米的一居室，总是会想起警务室门口的那片大院子。夏天傍晚三四点，日头晒得不是特别厉害，她都会把沙发垫子搬到院子里阴凉的地方躺着，太阳一斜，草坪上蒲公英的小黄花在阳光下摇曳，北北在院子里肆意跑着玩，然后骑小车骑一个下午，玩累了就扔在路边，每次有村民或者连队的战友拿回来，“整个村子都知道这些是孩子的玩具，从来没丢过。”

　　史先强和沈欣夫妇有时候会在微信上联系他们，说说村子里的事情，聊聊警务室的工作，但他们从不提起关于情绪的东西，这些孤独与寂寞，彼此都心知肚明，“这也是他们需要经历的。”贾晨翔说。

　　沈欣就盼着夏天快点来，等到黑龙江解冻了，外面没那么冷了，就能推着小车带浩浩去江边走走，在村里转转。

　　他们计划着，等到日子暖和了，就带浩浩去拍一张四人的全家福。

　　新京报记者 解蕾

　　B10-B11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解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