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哨兵

　　少有地方比这里的雪季更加漫长。驻扎在此的战士，早就习惯了一年至少6个月的封山期。当灌木从山腰钻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得裹紧裤脚扛起钢枪，走上几个日夜，直到一个立着44号界碑的地方。

　　这里是边境，西藏最东的边防哨所。

　　先辈们曾因绘制边界线被埋在雪山上，也有战士在巡逻时落水失踪。从1963年至今，这座因条件艰苦补给困难被称作“雪域孤哨”的日东哨所，担负着中缅边境西藏段防区防务，经历了数百名战士轮防。

　　如今，在这个海拔3485米的地方，柏油路取代了骡马，电话也比书信更快到达。哨所每年都会迎来年轻的战士，在踏上边境前，他们就得学会那句流传至今的口号，“宁可雪域埋忠骨，绝不丢失一寸土”。

　　“雪域孤哨”

　　抵达这里需要些耐心。5年前，甘宜鑫和战友们颠簸了11个小时，汽车在秃山和悬崖上拱出无数条脉络，才走到这个海拔2800米的边境县城。

　　大山里的人们总喜欢聚集在靠近水的地方，早在六百多年前，这里就被人们挑中。察隅很小，三面环山，如今的城区也只有一公里、两条街。雪水不间断地从更高的地方流下来，无人照看的野桃花会在水急起来的时候，偷偷开上一季。

　　如果海拔再升起700米，大雪就成为常客。县城往东走一百多公里山路，就能找到叫“日东”的村落。50多间民房的最东边，矗立着西藏边境线最东的边防哨所。

　　去年8月，甘宜鑫被所在边防连队派往日东哨所，担任第35任哨长。他对这里不算熟悉，只知道很长一段时间里，日东哨所因“条件艰苦”而闻名，大雪只会在夏季停止光顾。

　　“日东”在藏语中意为“群山环绕中的高地”。未建哨所之前，只有一排士兵在此驻守。1951年，一支部队挺进察隅县，在每年雪山开山之际，派出小分队驻防日东。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后，日东边防连正式设立。从此这里担负起中缅边境西藏段的防务，定期在通外山口进行武装巡逻。

　　边防任务从一开始就与壮烈相伴。5年间，两批战士先后驻守在海拔4570米的南泥拉山。4个月后，两名战士在撤离途中遭遇大雪封山，在挖雪开路时被掩埋牺牲。

　　这次驻守，为后期进山测绘地图提供了不少信息，两年后，8人小队再次挺进南泥拉山，最终绘制出边界线的走向图。1961年，44号界碑按原计划竖立在雪山上。

　　直到1963年，日东哨所才拥有自己的营房驻地。这年4月，一位营房助理带着一名工人用骡马运来铁皮、铁钉、油漆，战士们就近伐木、砌石，终于在1964年春节造出一间石头营房。

　　战士们只在斑驳的影像里看到过那面不规整的营墙，如今的哨所有规整的宿舍还有个宽敞的院子。没有变化的是，这里的冬日仍然漫长，有时只需一夜，积雪就能把营房埋住，“门都打不开，只能一点点往外扫出片空地。”

　　在海拔高的地方，紫外线难以抵挡，火苗都比山下燃得慢些。战士们至少要在山上待满一年，或早或晚都会出现某些具体的变化，皮肤晒得黑红，嘴上挂着干皮，甚至有人头发也变得稀疏。

　　“最难走的路”

　　对新兵而言，边境只是地图中的一条曲折线，界碑是很难找到的某个点。

　　到达日东的第一个月，甘宜鑫就赶上“武装大巡逻”。负重35斤，全程260公里，耗时4天4夜。路修通后，战士们可以先乘车赶到边境一个叫果哈林的地方。这里是一处边贸市场，保持着以货换货的传统。天亮的时候，两边的中缅居民会把山货带到这里，他们不会注意到，一支巡逻小队正在向不远处的山口挺进。

　　大山不接受外力，只能一脚一脚地蹬。甘宜鑫觉得，这是一条“最难走的路”。他的巡逻经验不多，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时，“崩溃到一步也不想迈”。他看到身边的战友抽筋倒地，然后扯下绑带把小腿肌肉勒死，又走了两个小时。

　　但这次他需要冲在前面。队伍中，最小的战士只有19岁，一个“话痨”的四川小伙，一次次趴下又一次次吹着牛皮往上爬。打小生活在高原上的藏族战士豆吉加也没能轻松征服这里，山路还是给他的右腿刻下了5处伤疤。

　　8月已是夏季，但巡逻线的山口还积着6米深的雪。走过900多公里巡逻路的老兵李翌说，想要通过这样的山口，需要些智慧。“雪冻得很硬，前面的人在上面敲一个窝，铲出脚印，后面的人就踩进雪窝窝往上爬。”但这样的方法也不保险，还是常有人滑下雪坡，摔伤手脚。

　　巡逻的战士不敢传递恐慌的情绪。但李翌听说过，曾有战士在过独木桥时摔下悬崖，再也没有找到。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雪山带来的危险还有饥饿。未通公路时，这段巡逻路要走6、7天，战士的干粮吃完后，就得在雪山上找吃的。

　　当地的居民上山采食蘑菇的习惯传到了军营里，1992年8月，巡逻队的安排长和4名战士上山巡逻时，饥寒交迫中误食了毒蘑菇。下山抢救时，村里的藏族老阿妈旺秋卓玛用土方法给他们救治。安排长把最佳抢救机会让给了战士，轮到自己时，已经回天乏术。安排长去世后，他的墓碑被立在了日东哨所边，每到清明，战士们都来为他扫墓，倒上一杯青稞酒。

　　李翌记得，自己走到抽筋的时候，手脚已经冻得没有知觉，周围望过去除了雪还是雪，有时看起来很近的路，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但不能停下，会拖累战友。”一天的巡逻结束后，战士们会在山上就地休整，把湿透的衣服架在火堆旁，然后挤挤脚上的水泡。像李翌这样的边防老兵，关节早已经不住风雪，半月板磨损带来的刺痛要在下一次出发前才能消退。

　　路似乎没有尽头，翻过雪山，还有冰湖、乱石，雨林里的毒蛇、蚂蟥让人束手无策。每爬一段，就总有新兵喘着大气发问，“还有多久到？”

　　“走一半了”、“就快到了”，老兵们习惯地抛出谎言。

　　界碑

　　巡逻的终点，在南泥拉山口一个立着“44号界碑”的地方。

　　甘宜鑫第一次走到这里时，忍不住盯着那个灰色水泥桩。他和战友们要在这里完成一个传承多年的仪式。战士从背囊里取出油漆，每个人都要上去刷几下。然后大家拽一拽湿透的军服扣好衣领，把国旗展开。

　　军人誓词在寂静的山谷里格外响亮。甘宜鑫说，这段烂熟于心的誓词只有在入伍、授衔和特殊活动时才会念出来，来到这里的人，能多一次机会。

　　界碑后面，同样是一片白茫茫的土地，但属于另一个国度。“战士们都会站在那里望一望，那一刻觉得特别踏实。”

　　巡逻的任务远不止于此。事实上，除了已经确立的界碑，察隅的边境线还存在一些“争议地带”。甘宜鑫说，雪地苍茫的边境，偶尔会出现一些“好事者”，踏错一步的代价，需要边防战士在雪峰上伏地侦察来偿还，“有时候一伏就是3天。”

　　藏族战士豆吉加的第一次巡逻，走到了麦克马洪线（1935年英国伪造的英属印度与中国的边界）上。路上，他看见许多写有“INDIA”字样的石头。“看到了我们就把这些石头扔出去，扔得越远越好。”他们把消除邻国跨越边界活动痕迹的行为称为“捡迹”。

　　豆吉加在这次巡逻中第一次学会了“中国”的英文写法。“我们会带上喷漆，找到石头写上‘中国’或者‘China’，我还会写藏文，就写三遍。”他觉得，这也是宣誓主权的一种方式。

　　边防战士对巡逻有着莫名的“神圣感”。因为哨所需要驻防，每次巡逻都只能去一部分战士。这常常让哨长甘宜鑫为难，每次出发前几天，战士们都会一个个跑来“通融”，不苟言笑的班长李翌、机灵爱耍的四川新兵、经验丰富的藏族小伙豆吉加……

　　没被选中的战士也不闲着，他们会列队送别出发的战友，然后算好他们归来的日子，在太阳落山前煮一锅麻辣的火锅，等他们一起痛快吃一顿。

　　从骡马到公路

　　日东的老兵心中都记挂着两条路，一条是漫山积雪的边境线，一条是通往县城的公路。

　　2014年周永川从察隅被派往日东哨所时，走的还是土路，“车轱辘挨着悬崖跑”。由于长期大雪封山，很多物资还靠骡马来运。“哨所的物资都是一次送上来半年的，每年10月吃到来年4月才有新的补给。”没有菜，就吃罐头。最久的一次，周永川连续吃了半年的土豆。

　　在更早之前，信件也曾被寄托在骡马身上。日东村的老阿妈旺秋卓玛曾担任进藏通信员，哨所传递消息都靠她和骡马队长，把信藏进靴子或口袋，一送就是几十年。

　　周永川曾在日东哨所驻防两年，准备退伍回家时，老阿妈旺秋卓玛握着他的手问，“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他一时不知如何作答，索性向部队申请“再干几年”。

　　周永川经历过哨所的“艰苦”期，做这个决定，需要花些心思才能安抚好忧心的家人。“每次通电话都得告诉他们，我在这里过得很好。”

　　移动信号在2013年才接入这里，至今用手机拨打电话还要等待4秒钟后，才能听到“嘟”的声音。

　　在接入信号前，等待的时间更加漫长。周永川记得，有一次一名连长来哨所驻队时遇到大雪封山，恰逢家中有事，家人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一连好几个月都没消息，最终靠连队的一封电报，才给家人报了平安。

　　如今，一切都便利起来。2015年，靠着水力发电机，日东哨所正式通电;2019年，政府对日东通往县城的路进行了修缮，下山只需3个小时;食堂不缺热气腾腾的饭菜，打电话不用再跑到山坡上找信号。

　　但战士们的巡防任务却没有减轻。2017年，周永川在一次巡逻时登上南泥拉山口，他像往常一样拿着望远镜往外望，平日一片荒凉的丛林里突然多了一座小木屋，“这意味着边境有缅甸人员活跃，当时我就意识到，这里的巡防任务更重了。”

　　一次调整证明了他的猜想。翌年，日东哨所年巡逻次数增加了3倍。

　　日东“村民”

　　很难让军人去表述一些具体的情感。

　　每次走到界碑的时候，甘宜鑫都想把自己的辛苦和自豪告诉家人，却不知道怎么形容，“该说些什么呢？只能说祖国的边境线也有我的一份努力。”

　　甘宜鑫有个8个月大的女儿，父女俩至今只有一面之缘，视频画面里的小宝宝跟他总是不够熟络。他不知道自己还会在边境坚守多久，只是盘算着，“等女儿长大后要带她来这里，看看爸爸曾经走过的路，或许就能理解我了。”

　　很长一段时期，因为通讯不便，李翌都把巡逻时的挂念写在家书里。考虑到涉密问题，他们甚至不能向家人讲述自己的巡逻。只能在信里一遍遍念叨：“爸，你有肝硬化别老喝酒。”“妈，冬天洗衣服冷，买个洗衣机吧。”“弟，照顾好家里，好好读书。”

　　没有巡逻任务的日子，甘宜鑫觉得自己更像日东的村民。生活条件好起来后，他觉得“雪域孤哨”已经不再孤寂。在驻防的半年时间里，他空暇时就会在村里走一走，现在已经能认出大半村民的脸。

　　居住着两百多名藏民的日东村，因为交通闭塞，村民只有重病才会下山，平时小病就到哨所找军医。这里还沿袭着春天采食野蘑菇的习惯，但也总有村民分辨不清误食中毒。通常，军医会备好药，语言不通时就喊来豆吉加翻译。

　　曾经救下4名中毒战士的老阿妈，今年生了一场病，豆吉加跟着军医到老阿妈家出诊，看护老阿妈输液。虽然病着，但临走时老阿妈起身攥住了他的手，给他递上酥油茶和糌粑。

　　村外的青稞在每年的八九月份黄成一片。村民们穿着藏袍弯在地里，不用多久，准会蹿来几个撸着袖子的迷彩服小伙。甘宜鑫很喜欢这样的场景，他们把金黄的青稞捆成一排，看村民赶马驮回家去。年迈的阿妈站在门口，一声声喊他们“回家吃饭”。一场农忙后，哨所难免多出不少糌粑和酥油茶。

　　去年，哨所为了解决供给建了菜棚。叶菜在这里是稀罕东西，战士们种出一茬菜就送给村民尝鲜。不久后，哨所迎来一头村民养的藏香猪。因为有过喂死一头小牦牛的惨痛教训，战士们对这只藏香猪“格外关照”。

　　藏民的热情也表露得直接。有一次，哨所修理庭院被村民看到，之后几乎整村的人都来帮忙，还有人开来了铲车。人们来得快，散得也快，“在这里，互相帮忙成了一种习惯，我们从不用说谢谢。”

　　3月20日，日东村又下了一夜的雪。太阳出来时，两名战士在哨所里打起雪仗，一人吃了亏，赶紧冲过去抱住对方。班长李翌站在一旁发笑，又忍不住抱怨还在落着的大雪。

　　3天后，他们就要再次出发，“雪一来，路就更难走了。”

　　新京报记者 王瑞文 实习生 谢婧雯

　　B02-B03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