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激活的武汉会比以前更好”

　　庞益兵第四次跨上摆渡车，用力地踩了几十脚油门，发动机仍无反应，他终于放弃。一年多以前，这台摆渡车在火神山医院工地附近来回疾驰，不停歇地拉载建筑工人。火神山关停后，摆渡车插上了“特色牛骨头”的广告招牌，仿佛知道自己完成使命，不再动弹了。

　　武汉封城那日，市民胡守淳正在低烧，经营农家乐的庞益兵接连收到食客退订酒席的电话，配送员尚黎明目睹了繁华的二环一下子空了，医生何平感觉疫情走向不明，前途未卜。

　　武汉解封那日，胡守淳仍在病房，自由变得触手可及，他想“像狗子一样奔出去，在地上撒欢”，何平的通勤路再次变得拥堵，她头一次觉得，堵车也不错。

　　疫情平息了，在对新冠肺炎的余悸中，人们谨慎地重拾往日生活。

　　半个月前，何平见到了重返武汉的援鄂医护人员。曾并肩作战的隔离病房已正常开放，大家都觉得做了一场大梦。然而手机里的微信群、专程赶来致谢的患者又证明一切真实发生过。

　　春天的樱花是武汉最好的景色，这个樱花季，人们终于能再次尽情欣赏这美景。武汉慢慢回来了。

　　忘不了的封城记忆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12楼西侧是耳鼻咽喉科病区，走廊尽头是一个阳台，晾晒着患者的衣物。不时有患者在这里拉伸肢体，眺望远方的楼群。

　　若非呼机上残留着反复消毒的白色痕迹、微信群里仍每天收到新冠康复者的问好，护士胡娟娟会觉得去年的疫情就是一场梦。在“梦”里，这个病区被严格封闭，穿戴三级防护才能进入。上百名新冠患者曾在此住院，他们不能离开病房在走廊上转悠，常常站在房门内，从玻璃窗里向外张望。

　　从外表看，面色红润、活泼健谈的胡守淳，压根不像从鬼门关回来的人。4月的武汉多小雨，胡守淳出门懒得打伞，身体健壮得很。这个65岁的武汉人是协和西院区最后一批出院的新冠患者，家中存放着一沓当时的胸片、化验单、住院单。

　　2020年1月23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知，暂停省内进出武汉的客运航班、旅客列车、客运汽车、客轮。这座九省通衢的热闹城市头一次停摆，将一切精力投诸疫情应对。

　　胡守淳出现症状正是武汉封城前后。但当时他对自己的病情没往心里去，觉得只是感冒。

　　封城那日一早，出租车司机老袁一连接了好几单。有一个乘客要去武昌站坐火车，但其实火车飞机都已停运，即便到了也出不去。还有个乘客骑在一辆共享单车上，见了老袁扔下单车就扑过来，求他送自己离开。

　　配送员尚黎明发现二环内一下子安静下来。他所在的配送点附近是武汉最知名的两所医院，同济与协和，医院对面是最繁华的商业广场，往日总是车水马龙，从没有这么冷清过。街头巷尾的餐饮店都关了，打那天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能在外过早。

　　低烧多日不退，2020年1月27日，胡守淳终于去了医院。他很快被确诊新冠，进入12楼西病区。

　　他在这里打了5次110，认为医生护士要谋杀自己，拒绝戴口罩、拒绝配合诊疗，甚至动手打人，还曾脱光了衣服往外跑——这些都是护士事后告诉他的，他入院后很快出现了幻觉，然后失去知觉，唯一记得的只有从ICU醒来时，发现喉咙里深深插着两根管子，呼吸困难，浑身难受，想自己拔了管，早日解脱。

　　这场史无前例的“战疫”记忆，仍刻在城市与人们的心中。

　　临时客串的定点医院

　　早在新冠肺炎还是“不明原因肺炎”时，武汉协和医院综合医疗科主任医师何平就与它打过照面。

　　2020年1月8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收治了首批3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这是一家综合医院，既没有感染科，也没有隔离病房，由于缺乏硬件条件，3名患者被转运至金银潭医院。

　　继参与接诊该院首批新冠患者后，何平的门诊病人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冠患者。又过了一阵，因为怕被传染，人们开始回避医院，门诊的病人少了。与此相对的，发热门诊里排起了长龙。

　　为了消化越来越多的新冠患者，武汉市多次新增定点医院。2020年1月25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被征用，全院腾空，收治新冠患者。

　　形势的迅速变化让何平心头一凉，对疾病的未知加重了茫然和焦虑，没人知道新冠到底是一种什么病，该怎么治。

　　2020年1月27日，首支援军北京援鄂医疗队抵达，驱散了何平的一些焦虑。这支队伍集结了北京市多家三甲医院呼吸、重症、感染等专业的医护，其中不乏SARS疫情的亲历者。抵汉后一日未歇，实地考察、出具分区改造方案，29日启用了首个隔离病区，何平与北京的医生一起进入病房，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那时，武汉各个定点医院都在经历这样的变化。国家卫健委相继向武汉派出多批专家，指导病区改造、参与一线救治。短短4日间，30支外省份医疗队的四千多名医护进入武汉，开展支援。

　　一边是改造，一边是新建。封城后，武汉确定参照北京小汤山经验，新建火神山、雷神山两家专门收治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

　　厨师当起摆渡人

　　庞益兵的家离火神山只有4公里，开车不到10分钟，他无意间闯入工地，成为了一名摆渡人。

　　庞益兵是土生土长的蔡甸人，有一手好厨艺，在自家的院子里经营农家乐。年关将近，他接了60桌酒席的订单，封城之前，忙着囤购食材。

　　去买菜的时候，市场老板提醒，疫情这么重，还买这么多？他心想，年总要过、婚总要结、饭总要吃，不影响。按原计划囤了4个冰柜的鸡鸭鱼肉，满车的蔬菜，几百斤莲藕。

　　封城公告一出，退单的电话就打来了，再过几天，饭馆不让经营了，三四万的食材成本彻底打了水漂。庞益兵舍不得看菜烂掉，打算捐给附近的养老院。

　　经过火神山工地时，庞益兵看到，为了加快进度，火神山聚集了几百台大型机械和几千名外地工人，彻夜作业。但为避免堵塞工地入口，工人们只能把车停在两三公里外的卡口处，徒步进出。看着街上摩肩接踵的工人师傅，庞益兵觉得累人又耽误进度，于是倒了摆渡车上的菜，开始载运工人。

　　摆渡车的载运空间不到2平米，最多的一次拉了17个成年男人。从早到晚，一天跑上百十来趟，这台600元买回的二手车意外地争气，没有掉过一次链子。

　　在反复摆渡中，庞益兵看着火神山一点点建成，和他想象中高楼大院的样子大相径庭，开诊后就没再去了。

　　封城期间，尚黎明每天开着车穿梭于大街小巷。

　　最开始，尚黎明没太注意到那些特殊的包裹：有吃的喝的，也有口罩、护目镜等医用物品，收件人填得很泛泛，有“白衣天使”“护士姐姐”，还有“任何有需要的医护人员”。随着疫情发酵，包裹越来越多，有时占了整个库存的3成，他反应过来，将这些爱心包裹作为重点货物，每天优先配送。

　　物资有个人寄的，也有民间机构寄的，有国内也有国外的，有时他会打过去询问信息，有时会接到寄件人的电话，问他物资送到没，口音天南海北。还一次，一个河南郑州的市民不知从哪打听到他的电话，提出给协和医院捐赠一批女性专用的经期裤，他帮忙对接了，物资足足装了两大车，价值20多万。

　　这种事情他只在新闻里见过，真正发生在身边，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除了往医院配送爱心包裹，他还给普通市民配送生活物资，一开始能送到家门口，后来送到小区楼下。配送点人手不够，总要送到晚上才能收工，街上的店面都关了，他靠公司送来的自热饭果腹。那两个月，他几乎不与同住的父母接触，进门前先用消毒液将全身上下喷一遍，钻进房间后才敢摘口罩。

　　他在武汉生活了近30年，这个城市总是处于热火朝天的变化之中，听得最多的是车来人往的噪声，这两个月，他突然听清了城市上空的鸟叫。

　　穿越无人之街

　　何平从家到协和西院区，正常通行时间是1小时20分钟，封城期间只要20分钟。有一回，何平一边开车一边和北京医疗队的医生通电话，不留神闯了红灯，再一看，街上没车也没人。

　　病区开放没多久，50张床位就住满了。头半个月，入院患者大多是重症，病房里条件也有限，一连几天出现了死亡病例，他们专门开了一场病例讨论会。武汉的病例持续增加，有一天，白天出院了10个患者，晚上就收进11个，值班医生应接不暇。北京医疗队的医生臧学峰从驻地赶来救场。年轻人没觉睡也很精神，脚下踩着共享自行车，嘴里哼着“我像风一样自由”，还举着手机拍了个小视频，让何平感觉轻松了一点。

　　医疗资源的跟进，减轻了先批定点医院的压力。随后，火神山与雷神山相继收治患者，通过改造现有设施，武汉增加了14家方舱医院，分流病情较轻的患者，人等床的现象逐步缓解。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患者的病情也逐渐好转。胡守淳在ICU住了近半个月后回到了12楼西区，是当时病区病情最重的患者。他胃口不太好，吃不下饭，喝不下营养素，当时的病区主任丁新民吓唬他，不喝就弄回ICU插管——那是他打死也不愿意的事。丁新民离开后，他向护士求情，想少喝一瓶，护士总是搪塞他，喝完这瓶再说。就在这种半凶半哄的照顾下，他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

　　为了患者能早点好，医生护士们想尽办法。给他们理发、洗澡，帮他们寻找失联的亲人，从外面给他们带热干面、水果、春天的花，病区还建了微信群，医生都在，随时为患者答疑解惑。

　　何平上下班途中，会经过几栋高高的建筑，外立面巨大的电子屏幕上，一开始打着“武汉加油”，当时疫情形势紧张，她看着那四个字，心情沉重；后来，出院患者越来越多，病区渐渐空了出来，屏幕上的字变成了“武汉必胜”，她觉得轻松多了，有一次将车停在马路中央，去拍绿化带中盛开的鲜花。

　　随着疫情的控制，方舱医院逐步休舱，火神山、雷神山也在送走最后一批患者之后关停。去年3月31日，何平送走了北京医疗队，盼望着来年春暖花开，彼此还能在武汉重聚。

　　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胡守淳对自由的渴望达到顶点，只想“像一条狗子那样冲出病房，在地里撒欢。”

　　缓慢的回归

　　疫情平息了，武汉的重启并没有在一夕之间完成。

　　老袁老老实实地在家待了两个多月，早就憋坏了，解封后却没有立即出车。同行老肖胆子大一些，很快复了工，然而街头人烟寥寥，出租车跑上五六十公里也拉不到一个客。他身边买车的人变多了，有的人对公共交通心存顾忌，有的人忘不了封城时的恐惧和茫然，有辆车，好像就有一点安全感。

　　庞益兵一直盼着解封，真解封了，心中又不踏实，直到5月份做了全城核酸检测，才觉得时机成熟，推开路障，打开店门。

　　在对新冠的余悸中，人们格外谨慎地重拾往日生活。

　　协和西院区最后一位新冠康复期患者于4月28日出院，何平的科室5月13日开科，到了6月才恢复往日的人流量。那些病情不容再拖的患者，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医院；来看病的还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封城期间，不健康的饮食生活方式和焦虑压抑的心情，让他们也沾染了慢性病。

　　食客们有些报复性消费的意思，庞益兵的生意因而短暂地火热了一阵。情绪发泄完毕，到了六月这股劲头缓了下来，堂食少了，酒席更少了。庞益兵将写着“特色牛骨头”的广告招牌插上摆渡车，停靠在路边，摆起了夜摊。

　　想要像狗一样出外撒欢的胡守淳，连走路都费劲。疾病和长期卧床，让他从150斤瘦成120斤，身体肌肉萎缩，两条腿活像两根细竹竿。他能做的最激烈的运动是躺在床上给自己“翻面”。

　　胡守淳的住院时间长达百日，是协和西院区最后一批出院者。住院单上写明的医疗费用高达几十万，刚看到这个数字，胡守淳感到莫名的愧疚，觉得花了国家太多钱。

　　他的卧室里添置了制氧仪、血压计、血氧仪，自己定了复健计划，终于恢复了正常的活动能力，去年六月和家人一同外出旅游。

　　疫情的烙印

　　城市的街头巷尾，有形与无形之间，新冠疫情留下了独特的烙印。

　　何平最常去的烤肉店，直到6月份才开张营业，为了节省成本，店里只留2个人，包括老板。一些店铺幸存下来，还有一些倒闭，店铺转租。

　　老肖感觉武汉人不爱玩闹了，非必要不出门，打车的人少了很多。他当了20年出租车司机，2020年是最萧条的一年，收入比往常直降一半。一直到今年春季前，生意才恢复了一些。

　　疫情之后，尚黎明变得更加忙碌。他感到人们更青睐线上购物了，由于业务量增长，公司在附近新增了配送点，人手也翻了倍。

　　整个武汉都变得“养生”了起来。以往不少老人被子女哄着骗着才愿意看病，疫情过后，主动来何平诊室的老人变多了。庞益兵将馆子里的塑料碗换成了纸碗，觉得纸碗更健康，他还重写了一份菜单，下架了野兔、野鸭。尚黎明发现日常购买口罩消毒液的人变多了，这是疫情之前没有的。

　　胡守淳喜欢唱歌。高兴时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收尾时破了音，不如生病前嗓音嘹亮了。他开玩笑：“以前能活108岁，得了这病，只能活107了。”

　　火神山早已关停，四面竖着围挡，从外面已看不见医院，庞益兵当初盼着它早日建好，现在盼着它早日拆掉。儿子对火神山充满好奇，他载着孩子从知音湖大道驶过，一边指火神山的方向，一边将车窗关得紧紧的。

　　时隔近一年，在12楼西区，何平与胡娟娟见到了北京的战友。昔日并肩作战的病区已经回归了疫情前的模样，那堵连夜砌起来的隔离墙被推倒，只有天花板上还残留着绿色的痕迹，病房里为了扩容缓冲区而打出的墙洞，被胡娟娟用两个柜子堵上了。

　　回忆疫情时的场景，仿佛是一场大梦。然而手机里12楼西区的微信群、熟悉又陌生的往日病区、专程赶来向她鞠躬致谢的患者，又证明一切真实发生过。

　　疫情给武汉留下的，也并非全是疤痕。

　　武汉的复原比老肖想象得还快一些。一度冷清的美食街恢复了以往的人山人海，过完春节，游客越来越多了。春天的樱花是武汉最好的景色，今年，很多武汉人却不急着出门赏花，而是将武大、东湖“让给”远道而来的援鄂医护，感谢他们曾在这座城市最无助时施以援手。

　　尚黎明感到更有力量了。经历这么一轮，他觉得往后任何困难都可以应对，重新激活的武汉，会比以前更好。

　　何平开始爱上了这座城市。她是湖北黄梅人，在武汉念完大学后顺其自然地留下。她对武汉一直谈不上喜欢，觉得武汉人脾气急，武汉话也不好听，她不会说，也不打算学。经历了一场疫情，她突然发现这座坚韧不拔的城市是如此可爱，聊天时，开始下意识地在“武汉”前加上带有归属感的前缀词——

　　“我们武汉。”

　　新京报记者 戴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