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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解封一周年,新京报记者重回武汉走访亲历者,“战疫”记忆刻心中,人们重拾往日生活

“重新激活的武汉会比以前更好”

2021年04月08日 星期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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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武汉,新冠肺炎康复者胡守淳,他平时喜欢唱歌。A08-09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4月2日,武汉,庞益兵与他的摆渡车。
4月2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医生何平与护士胡娟娟。
何平展示在封城期间同事送给她的“最贵的包包”。
4月2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原新冠肺炎隔离病房如今已恢复正常门诊,楼道内挂着许多锦旗。

  庞益兵第四次跨上摆渡车,用力地踩了几十脚油门,发动机仍无反应,他终于放弃。一年多以前,这台摆渡车在火神山医院工地附近来回疾驰,不停歇地拉载建筑工人。火神山关停后,摆渡车插上了“特色牛骨头”的广告招牌,仿佛知道自己完成使命,不再动弹了。

  武汉封城那日,市民胡守淳正在低烧,经营农家乐的庞益兵接连收到食客退订酒席的电话,配送员尚黎明目睹了繁华的二环一下子空了,医生何平感觉疫情走向不明,前途未卜。

  武汉解封那日,胡守淳仍在病房,自由变得触手可及,他想“像狗子一样奔出去,在地上撒欢”,何平的通勤路再次变得拥堵,她头一次觉得,堵车也不错。

  疫情平息了,在对新冠肺炎的余悸中,人们谨慎地重拾往日生活。

  半个月前,何平见到了重返武汉的援鄂医护人员。曾并肩作战的隔离病房已正常开放,大家都觉得做了一场大梦。然而手机里的微信群、专程赶来致谢的患者又证明一切真实发生过。

  春天的樱花是武汉最好的景色,这个樱花季,人们终于能再次尽情欣赏这美景。武汉慢慢回来了。

  

  忘不了的封城记忆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12楼西侧是耳鼻咽喉科病区,走廊尽头是一个阳台,晾晒着患者的衣物。不时有患者在这里拉伸肢体,眺望远方的楼群。

  若非呼机上残留着反复消毒的白色痕迹、微信群里仍每天收到新冠康复者的问好,护士胡娟娟会觉得去年的疫情就是一场梦。在“梦”里,这个病区被严格封闭,穿戴三级防护才能进入。上百名新冠患者曾在此住院,他们不能离开病房在走廊上转悠,常常站在房门内,从玻璃窗里向外张望。

  从外表看,面色红润、活泼健谈的胡守淳,压根不像从鬼门关回来的人。4月的武汉多小雨,胡守淳出门懒得打伞,身体健壮得很。这个65岁的武汉人是协和西院区最后一批出院的新冠患者,家中存放着一沓当时的胸片、化验单、住院单。

  2020年1月23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知,暂停省内进出武汉的客运航班、旅客列车、客运汽车、客轮。这座九省通衢的热闹城市头一次停摆,将一切精力投诸疫情应对。

  胡守淳出现症状正是武汉封城前后。但当时他对自己的病情没往心里去,觉得只是感冒。

  封城那日一早,出租车司机老袁一连接了好几单。有一个乘客要去武昌站坐火车,但其实火车飞机都已停运,即便到了也出不去。还有个乘客骑在一辆共享单车上,见了老袁扔下单车就扑过来,求他送自己离开。

  配送员尚黎明发现二环内一下子安静下来。他所在的配送点附近是武汉最知名的两所医院,同济与协和,医院对面是最繁华的商业广场,往日总是车水马龙,从没有这么冷清过。街头巷尾的餐饮店都关了,打那天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能在外过早。

  低烧多日不退,2020年1月27日,胡守淳终于去了医院。他很快被确诊新冠,进入12楼西病区。

  他在这里打了5次110,认为医生护士要谋杀自己,拒绝戴口罩、拒绝配合诊疗,甚至动手打人,还曾脱光了衣服往外跑——这些都是护士事后告诉他的,他入院后很快出现了幻觉,然后失去知觉,唯一记得的只有从ICU醒来时,发现喉咙里深深插着两根管子,呼吸困难,浑身难受,想自己拔了管,早日解脱。

  这场史无前例的“战疫”记忆,仍刻在城市与人们的心中。

  临时客串的定点医院

  早在新冠肺炎还是“不明原因肺炎”时,武汉协和医院综合医疗科主任医师何平就与它打过照面。

  2020年1月8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收治了首批3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这是一家综合医院,既没有感染科,也没有隔离病房,由于缺乏硬件条件,3名患者被转运至金银潭医院。

  继参与接诊该院首批新冠患者后,何平的门诊病人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冠患者。又过了一阵,因为怕被传染,人们开始回避医院,门诊的病人少了。与此相对的,发热门诊里排起了长龙。

  为了消化越来越多的新冠患者,武汉市多次新增定点医院。2020年1月25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被征用,全院腾空,收治新冠患者。

  形势的迅速变化让何平心头一凉,对疾病的未知加重了茫然和焦虑,没人知道新冠到底是一种什么病,该怎么治。

  2020年1月27日,首支援军北京援鄂医疗队抵达,驱散了何平的一些焦虑。这支队伍集结了北京市多家三甲医院呼吸、重症、感染等专业的医护,其中不乏SARS疫情的亲历者。抵汉后一日未歇,实地考察、出具分区改造方案,29日启用了首个隔离病区,何平与北京的医生一起进入病房,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那时,武汉各个定点医院都在经历这样的变化。国家卫健委相继向武汉派出多批专家,指导病区改造、参与一线救治。短短4日间,30支外省份医疗队的四千多名医护进入武汉,开展支援。

  一边是改造,一边是新建。封城后,武汉确定参照北京小汤山经验,新建火神山、雷神山两家专门收治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

  厨师当起摆渡人

  庞益兵的家离火神山只有4公里,开车不到10分钟,他无意间闯入工地,成为了一名摆渡人。

  庞益兵是土生土长的蔡甸人,有一手好厨艺,在自家的院子里经营农家乐。年关将近,他接了60桌酒席的订单,封城之前,忙着囤购食材。

  去买菜的时候,市场老板提醒,疫情这么重,还买这么多?他心想,年总要过、婚总要结、饭总要吃,不影响。按原计划囤了4个冰柜的鸡鸭鱼肉,满车的蔬菜,几百斤莲藕。

  封城公告一出,退单的电话就打来了,再过几天,饭馆不让经营了,三四万的食材成本彻底打了水漂。庞益兵舍不得看菜烂掉,打算捐给附近的养老院。

  经过火神山工地时,庞益兵看到,为了加快进度,火神山聚集了几百台大型机械和几千名外地工人,彻夜作业。但为避免堵塞工地入口,工人们只能把车停在两三公里外的卡口处,徒步进出。看着街上摩肩接踵的工人师傅,庞益兵觉得累人又耽误进度,于是倒了摆渡车上的菜,开始载运工人。

  摆渡车的载运空间不到2平米,最多的一次拉了17个成年男人。从早到晚,一天跑上百十来趟,这台600元买回的二手车意外地争气,没有掉过一次链子。

  在反复摆渡中,庞益兵看着火神山一点点建成,和他想象中高楼大院的样子大相径庭,开诊后就没再去了。

  封城期间,尚黎明每天开着车穿梭于大街小巷。

  最开始,尚黎明没太注意到那些特殊的包裹:有吃的喝的,也有口罩、护目镜等医用物品,收件人填得很泛泛,有“白衣天使”“护士姐姐”,还有“任何有需要的医护人员”。随着疫情发酵,包裹越来越多,有时占了整个库存的3成,他反应过来,将这些爱心包裹作为重点货物,每天优先配送。

  物资有个人寄的,也有民间机构寄的,有国内也有国外的,有时他会打过去询问信息,有时会接到寄件人的电话,问他物资送到没,口音天南海北。还一次,一个河南郑州的市民不知从哪打听到他的电话,提出给协和医院捐赠一批女性专用的经期裤,他帮忙对接了,物资足足装了两大车,价值20多万。

  这种事情他只在新闻里见过,真正发生在身边,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除了往医院配送爱心包裹,他还给普通市民配送生活物资,一开始能送到家门口,后来送到小区楼下。配送点人手不够,总要送到晚上才能收工,街上的店面都关了,他靠公司送来的自热饭果腹。那两个月,他几乎不与同住的父母接触,进门前先用消毒液将全身上下喷一遍,钻进房间后才敢摘口罩。

  他在武汉生活了近30年,这个城市总是处于热火朝天的变化之中,听得最多的是车来人往的噪声,这两个月,他突然听清了城市上空的鸟叫。

  穿越无人之街

  何平从家到协和西院区,正常通行时间是1小时20分钟,封城期间只要20分钟。有一回,何平一边开车一边和北京医疗队的医生通电话,不留神闯了红灯,再一看,街上没车也没人。

  病区开放没多久,50张床位就住满了。头半个月,入院患者大多是重症,病房里条件也有限,一连几天出现了死亡病例,他们专门开了一场病例讨论会。武汉的病例持续增加,有一天,白天出院了10个患者,晚上就收进11个,值班医生应接不暇。北京医疗队的医生臧学峰从驻地赶来救场。年轻人没觉睡也很精神,脚下踩着共享自行车,嘴里哼着“我像风一样自由”,还举着手机拍了个小视频,让何平感觉轻松了一点。

  医疗资源的跟进,减轻了先批定点医院的压力。随后,火神山与雷神山相继收治患者,通过改造现有设施,武汉增加了14家方舱医院,分流病情较轻的患者,人等床的现象逐步缓解。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患者的病情也逐渐好转。胡守淳在ICU住了近半个月后回到了12楼西区,是当时病区病情最重的患者。他胃口不太好,吃不下饭,喝不下营养素,当时的病区主任丁新民吓唬他,不喝就弄回ICU插管——那是他打死也不愿意的事。丁新民离开后,他向护士求情,想少喝一瓶,护士总是搪塞他,喝完这瓶再说。就在这种半凶半哄的照顾下,他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

  为了患者能早点好,医生护士们想尽办法。给他们理发、洗澡,帮他们寻找失联的亲人,从外面给他们带热干面、水果、春天的花,病区还建了微信群,医生都在,随时为患者答疑解惑。

  何平上下班途中,会经过几栋高高的建筑,外立面巨大的电子屏幕上,一开始打着“武汉加油”,当时疫情形势紧张,她看着那四个字,心情沉重;后来,出院患者越来越多,病区渐渐空了出来,屏幕上的字变成了“武汉必胜”,她觉得轻松多了,有一次将车停在马路中央,去拍绿化带中盛开的鲜花。

  随着疫情的控制,方舱医院逐步休舱,火神山、雷神山也在送走最后一批患者之后关停。去年3月31日,何平送走了北京医疗队,盼望着来年春暖花开,彼此还能在武汉重聚。

  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胡守淳对自由的渴望达到顶点,只想“像一条狗子那样冲出病房,在地里撒欢。”

  缓慢的回归

  疫情平息了,武汉的重启并没有在一夕之间完成。

  老袁老老实实地在家待了两个多月,早就憋坏了,解封后却没有立即出车。同行老肖胆子大一些,很快复了工,然而街头人烟寥寥,出租车跑上五六十公里也拉不到一个客。他身边买车的人变多了,有的人对公共交通心存顾忌,有的人忘不了封城时的恐惧和茫然,有辆车,好像就有一点安全感。

  庞益兵一直盼着解封,真解封了,心中又不踏实,直到5月份做了全城核酸检测,才觉得时机成熟,推开路障,打开店门。

  在对新冠的余悸中,人们格外谨慎地重拾往日生活。

  协和西院区最后一位新冠康复期患者于4月28日出院,何平的科室5月13日开科,到了6月才恢复往日的人流量。那些病情不容再拖的患者,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医院;来看病的还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封城期间,不健康的饮食生活方式和焦虑压抑的心情,让他们也沾染了慢性病。

  食客们有些报复性消费的意思,庞益兵的生意因而短暂地火热了一阵。情绪发泄完毕,到了六月这股劲头缓了下来,堂食少了,酒席更少了。庞益兵将写着“特色牛骨头”的广告招牌插上摆渡车,停靠在路边,摆起了夜摊。

  想要像狗一样出外撒欢的胡守淳,连走路都费劲。疾病和长期卧床,让他从150斤瘦成120斤,身体肌肉萎缩,两条腿活像两根细竹竿。他能做的最激烈的运动是躺在床上给自己“翻面”。

  胡守淳的住院时间长达百日,是协和西院区最后一批出院者。住院单上写明的医疗费用高达几十万,刚看到这个数字,胡守淳感到莫名的愧疚,觉得花了国家太多钱。

  他的卧室里添置了制氧仪、血压计、血氧仪,自己定了复健计划,终于恢复了正常的活动能力,去年六月和家人一同外出旅游。

  疫情的烙印

  城市的街头巷尾,有形与无形之间,新冠疫情留下了独特的烙印。

  何平最常去的烤肉店,直到6月份才开张营业,为了节省成本,店里只留2个人,包括老板。一些店铺幸存下来,还有一些倒闭,店铺转租。

  老肖感觉武汉人不爱玩闹了,非必要不出门,打车的人少了很多。他当了20年出租车司机,2020年是最萧条的一年,收入比往常直降一半。一直到今年春季前,生意才恢复了一些。

  疫情之后,尚黎明变得更加忙碌。他感到人们更青睐线上购物了,由于业务量增长,公司在附近新增了配送点,人手也翻了倍。

  整个武汉都变得“养生”了起来。以往不少老人被子女哄着骗着才愿意看病,疫情过后,主动来何平诊室的老人变多了。庞益兵将馆子里的塑料碗换成了纸碗,觉得纸碗更健康,他还重写了一份菜单,下架了野兔、野鸭。尚黎明发现日常购买口罩消毒液的人变多了,这是疫情之前没有的。

  胡守淳喜欢唱歌。高兴时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收尾时破了音,不如生病前嗓音嘹亮了。他开玩笑:“以前能活108岁,得了这病,只能活107了。”

  火神山早已关停,四面竖着围挡,从外面已看不见医院,庞益兵当初盼着它早日建好,现在盼着它早日拆掉。儿子对火神山充满好奇,他载着孩子从知音湖大道驶过,一边指火神山的方向,一边将车窗关得紧紧的。

  时隔近一年,在12楼西区,何平与胡娟娟见到了北京的战友。昔日并肩作战的病区已经回归了疫情前的模样,那堵连夜砌起来的隔离墙被推倒,只有天花板上还残留着绿色的痕迹,病房里为了扩容缓冲区而打出的墙洞,被胡娟娟用两个柜子堵上了。

  回忆疫情时的场景,仿佛是一场大梦。然而手机里12楼西区的微信群、熟悉又陌生的往日病区、专程赶来向她鞠躬致谢的患者,又证明一切真实发生过。

  疫情给武汉留下的,也并非全是疤痕。

  武汉的复原比老肖想象得还快一些。一度冷清的美食街恢复了以往的人山人海,过完春节,游客越来越多了。春天的樱花是武汉最好的景色,今年,很多武汉人却不急着出门赏花,而是将武大、东湖“让给”远道而来的援鄂医护,感谢他们曾在这座城市最无助时施以援手。

  尚黎明感到更有力量了。经历这么一轮,他觉得往后任何困难都可以应对,重新激活的武汉,会比以前更好。

  何平开始爱上了这座城市。她是湖北黄梅人,在武汉念完大学后顺其自然地留下。她对武汉一直谈不上喜欢,觉得武汉人脾气急,武汉话也不好听,她不会说,也不打算学。经历了一场疫情,她突然发现这座坚韧不拔的城市是如此可爱,聊天时,开始下意识地在“武汉”前加上带有归属感的前缀词——

  “我们武汉。”

  新京报记者 戴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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