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 瞬间拓宽现代诗的空间

　　波德莱尔被认为是“古典主义的最后一位诗人、现代主义的第一位诗人”，“现代诗”因他而兴起。写现代诗，不读波德莱尔，是不可想象的。

　　不可思议的反叛行为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1821年4月9日出生在巴黎。他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63岁，父亲去世那一年，波德莱尔才6岁。与父亲相伴的6年是波德莱尔幸福的童年时光。巴黎市中心有一座非常美的花园，卢森堡公园，父亲经常带他去那里玩儿；作为画家，父亲也经常带他去看各种美术馆。卢森堡公园里有很多优美的雕像，父亲会给他讲那些雕像的故事。波德莱尔死后，因为《恶之花》带来的盛名，他也化身为雕像，站立在公园的一块绿草坪上，仿佛他又回到童年时经常玩耍的地方。我每次去巴黎，必访卢森堡公园，潜意识里就是想去拜谒波德莱尔的雕像，只见他面容清秀，目视远方，一只手斜插在上衣胸口前，路过的风常常徘徊不去，仿佛想从他沉默的嘴唇间听见几行诗句。

　　波德莱尔的母亲卡罗琳·杜费斯结婚时年仅26岁。她性格忧郁，感情细腻。波德莱尔6岁丧父，同年轻的母亲相依为命。正当幼年的波德莱尔享受这一段“充满母性柔情的好日子”时，母亲却改嫁了。继父欧比克是位军人，当时的军衔是少校，后来一直升到少将，还做过大使。先是幼年丧父，旋即母亲改嫁，这两个事件对波德莱尔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转折作用。

　　母亲改嫁不是7岁的波德莱尔能阻拦的，但他肯定不乐意。他后来说过一句话，意思是，有像我这么敏感的一个儿子，做妈妈的不该改嫁呀！这显然过于苛刻。但7岁的男孩子有他稚嫩的心理结构，有他个人的理解角度，他会觉得母亲对他的爱被一个闯入者抢走了。在母亲的新婚之夜，他把新房的钥匙扔出窗外。

　　波德莱尔随继父一起生活后，幸福的童年一去不复返。隐秘的抑郁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情结”在波德莱尔身上表现得很明显。波德莱尔后来生活中所有不可思议的反叛行为，比如跟他深爱的母亲失和，通过各种方式对抗他的继父，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

　　波德莱尔学业优秀。拉丁语、修辞、作文都很出色。但他在日记里透露，他非常孤独。孤独，成了波德莱尔内心过早体味到的东西。转眼，波德莱尔高中毕业了。面对要上的大学和未来，波德莱尔的继父希望他走仕途，但波德莱尔不肯。他宣布：我要成为一名作家！这对一个官员家庭来说相当于一个丑闻。于是，父母悄悄安排了一次远行，让波德莱尔坐上邮轮到印度去。继父在外交界有一些朋友，他希望儿子在印度得到历练，回来后应该可以谋得一个外交职位。但波德莱尔登上邮轮后，只到了留尼旺岛就不走了。9个月后他返回巴黎。他自负地宣称：“我口袋里装着智慧回来了。”

　　回巴黎后，波德莱尔到了领取遗产的法定年龄。他不顾父母反对，将生父留给他的10万金法郎全部领走。这是一笔巨额财产。波德莱尔把遗产的使用也当作一种反抗方式。他过上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生活。两年过去，遗产花掉了一半！继父跟母亲商量，不能让这个浪荡子再这么奢侈下去，未经波德莱尔同意，他们就找了一个公证人。继父请公证人来管理剩下的财产，规定每个月只给他200法郎。波德莱尔只能接受。糟糕的是，欠债还不上了，他成了一个负债之人。

　　该怎么反抗呢？苦闷、喝酒……或者，干脆自杀吧。波德莱尔真的自杀过一次，但自杀方式有点可笑。1845年6月30日，他拿起一把小小的水果刀，狠狠地扎了自己一刀。虽说鲜血四溅，但死是死不了的。他想以此来反抗父母这个见鬼的决定，但他还是没有力量把它掀翻。自杀未遂，他只好回家跟父母生活了一段日子。不过，波德莱尔很快就决定再次离开这个资产阶级家庭。这次是彻底离开了！他搬进了拉丁区，跟一位混血姑娘让娜·杜瓦尔住到一起。杜瓦尔是一个小剧场的演员，也就跑跑龙套，但魅力十足。一方面，她拥有所有美人“恶”的地方，懒惰、撒谎、粗俗，另一方面，她非常漂亮，情色饱满，能给人带来感官的极乐。波德莱尔始终没有结婚，长久相伴的，就是这位“黑维纳斯”。

　　尽管在文学界赢得一些虚名，波德莱尔却债务缠身。比利时成了他想象中的避难所。1864年6月他抵达布鲁塞尔。他想通过演讲和出版作品赚钱，但算盘落空。最后两年，他的生活是凄惨的。1866年3月的一天，他同两个朋友一起游览那慕尔的圣-鲁教堂时不慎摔倒，导致昏迷、失语和偏瘫。

　　母亲把他接回巴黎，他在杜瓦尔医生的诊所里住院。不少朋友前来探望，圣勃夫、邦维尔、勒孔特·德·李尔等。保罗·莫里斯夫人还特地为他演奏瓦格纳的音乐。为了减免住院费用，诗人朋友们还为他起草了一份请愿书，雨果、巴尔扎克都参与了，连讨厌他的梅里美也签了字。波德莱尔是在失去语言的哑巴状态下死去的，很痛苦。1867年8月31日，波德莱尔永远闭上了眼睛。他死后被葬入蒙巴纳斯公墓，不得不和他痛恨了一辈子的继父欧比克挨得很近。

　　“恶之花”的绽放

　　“恶之花”的法文是Les Fleurs du Mal。懂法文的人知道，“花”在这里是复数，不是单数。“恶”则是一个抽象名词。“恶之花”这种译法让“花”成了单数的抽象之花，失去了“花朵”的直观形象和芬芳香味；实际上，这“花”更是“恶之众花”，是可触可闻的鲜花。波德莱尔用心血栽种和浇灌这些语言之花，它们的香味是奇香、异香，一种扑鼻的浓香，一种麝香那样的极致之香。

　　《恶之花》让波德莱尔重新发现了“美”。他打破了传统的善恶观，认为“恶”具有某种双重性，既有邪恶的一面，但又散发着一种异常的美。诗集中的一百多首诗，“教”我们用新的目光去品味恶中之“美”。而这种“美”同“现在”或“此刻”有关。在《1846年的沙龙》一文中，波德莱尔写到：今天很少有人愿意赋予“现在”这个词以真实的、肯定的积极意义。他强调“现在”的价值，但又赞美作为“美的源泉”的个人感觉。这说明波德莱尔对美的理解，建立在对“现在”的“个人感觉”的基础之上。

　　1857年7月11日《恶之花》面世，奠定了波德莱尔在法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这是波德莱尔的生命之作。他说：“在这本书中，我放进了自己所有的心、所有的柔情、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仇恨……”这本诗集让他一举成名，也带来数不清的非议、指责和围攻，最终惹出一场官司。他的诗作如《给一个太快活的女人》《下地狱的女人》，有人读了根本无法接受。面对这样一场革命，资产阶级的愚蠢马上露出面目。一个记者在《费加罗报》上发表文章，攻击波德莱尔的诗“亵渎宗教、伤风败俗”。当然也有人替他辩护。在1857年8月20日进行的诉讼程序中，辩护人以缪塞、莫里哀、卢梭、巴尔扎克、乔治·桑等著名作家为例，指出“肯定恶的存在并不等于赞同罪恶”，但这并没能让充任起诉人的代理检察长信服。审判结果：“亵渎宗教”的罪名未能成立，“伤风败俗”的罪名成立。波德莱尔和他的出版商遭到惩罚。诗集中有6首诗（《首饰》、《忘川》、《给一个太快活的女郎》、《累斯博斯》、《该下地狱的女人》、《吸血鬼》）被判必须删除。这一审判结果完全出乎波德莱尔的预料。他还以为会被宣告无罪呢！更让他感到耻辱的是，法庭居然用对待罪犯的字眼对待一位诗人。这一判决是什么时候被法国最高法院撤销的？将近一百年：1949年5月31日。

　　1861年，《恶之花》第二版出版，波德莱尔删掉了6首诗，又新添了35首。第二版获得巨大成功。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诗人欣赏他，把他视为一个诗派的领军人物。后来成为大诗人的马拉美、魏尔伦，还专门写文章赞美。但对波德莱尔来说，赞美似乎来得太晚了。由于病痛折磨，他已感受不到什么喜悦。他这样回应年轻诗人们对他的致敬：“这些年轻人……让我害怕得像一条狗。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面对不被理解，波德莱尔说：“只有绝对居心不良的人，才会不理解我的诗的有意的非个人性。”这里的“非个人性”是关键词。波德莱尔的诗每一首读来都有一个主人翁“我”，但波德莱尔真正的意思是，一首诗因为是语言的杰作，一定有“非个人性”，而这“非个人性”恰恰就是人类性。人都有个性，但诗人在表达个性时，恰恰是通过这种隐匿个性的方式，是一种“非个人性”的方式。

　　我认为，大诗人有两种，一种是圆满完成的诗人，有生之年所有能得到的都得到了，所有能探索的都探索过了，才华充分发挥，作品受到公认，比如瓦雷里；另一种是天才早死的诗人（完成的诗人一般不会是天才诗人），比如法国的兰波，中国的海子。天才通常有一个不幸的特点，就是早死。但他们都死在节骨眼上。这个节骨眼，就是对他们的天才的验证。当然，并不是所有早死的诗人都是天才。像波德莱尔这样的诗人，有自由的勇气，有反抗的意志，有创造的能量，有品尝危险、体验极致体验的行动能力，这才是天才的标志。

　　对诗歌形式的实验

　　《恶之花》中有一首诗，被认为是波德莱尔作品中最精妙的，诗名为《黄昏的和谐》。反观我们的现代诗，大多数缺乏对形式的敏感，而实际上，在一首真正的诗里，一定有特殊的形式隐含其中。波德莱尔有对“形式”的天才敏感。

　　波德莱尔这首诗有很多译本。我印象最深的，是陈敬容的译文。陈敬容把它译成《黄昏的和歌》：

　　时辰到了。在枝头颤栗着，

　　每朵花吐出芬芳象香炉一样，

　　声音和香气在黄昏的天空回荡，

　　忧郁无力的圆舞曲令人昏眩。

　　每朵花吐出芬芳象香炉一样，

　　小提琴幽咽如一颗受创的心;

　　忧郁无力的圆舞曲令人昏眩，

　　天空又愁惨又美好象个大祭坛!

　　小提琴幽咽如一颗受创的心，

　　一颗温柔的心，它憎恶大而黑的空虚!

　　天空又愁惨又美好象个大祭坛，

　　太阳沉没在自己浓厚的血液里。

　　一颗温柔的心，它憎恶大而黑的空虚，

　　从光辉的过去采集一切的迹印!

　　天空又愁惨又美好象个大祭坛，

　　你的记忆照耀我，象神座一样灿烂!

　　你们听，没有任何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转折让人感到不通、不悦、不畅。这体现了一个优秀诗人笔下现代汉语的“活力”，比如“每朵花吐出芬芳象香炉一样/小提琴幽咽如一颗受创的心”、“天空又愁惨又美好象个大祭坛/太阳沉没在自己浓厚的血液里”，这四句诗译得很好。而原文就更精妙，尤其节奏、气息和韵律。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对日落黄昏的感受和印象。波德莱尔有一些形式实验很强的作品，但从形式感（声音的音乐感）而言，这一首达到了极致。它的特色是诗句有节奏地反复出现，每一节的二、四句与下一节的一、三句完全相同，整首诗因此获得了一种交错相间、层层推进的奇妙效果。

　　现代诗的困境

　　中国现代诗，从整体上来说，还局限在浪漫主义诗学和象征主义诗学的框架内，不愿脱身而出。现代诗的语言敏感和本体意识在“朦胧诗”人那里有所恢复，但一直要到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更年轻一代中国诗人，才真正重视语言的使用，并以先锋探索的姿态把诗歌创造拽回到语言的本体上来，想把言语用活，想要创造文本。

　　哪一种语言是真正鲜活的？必定是诗人日常使用的言语。以活生生的身体语言入诗，渴望抵达真实之美，这是年轻一代诗人的觉醒。而波德莱尔所说的“个人感觉”，首先就来自身体感官。语言是身体“通感”得以呈现的场所。诗毕竟是写出来的。一个人的感情再丰富，经历再复杂，如果不能形诸一首诗的语言形式，他仍然同“诗人”无缘。隐喻地说，一首诗就是一个语言的身体。在这个语言身体里，有可见的骨血肉(句法、声音、形象），更有不可见的精气神（结构、呼吸、韵律）。

　　作为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波德莱尔专注于“美”，又凸显了“真”。实际上，“真”里面包含着更多的生命不安和灵魂伤痛：不安，是现代人心灵的基本状况；创伤，则是身体在心理层面上的各种症状。对现代诗，波德莱尔的伟大贡献就是他把惊世骇俗的“真实之美”，唯美地呈现在我们的眼睛和耳朵面前，令我们的灵魂颤栗。浪漫主义诗学被《恶之花》带到了一个崭新的去处：语言的情色极乐和心灵的忧郁不安。所以，《恶之花》不仅是一种“语言”的存在，也是一种“心理”的存在，更是一种“象征”的存在。“现代诗”的空间被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瞬间拓宽！

　　我要提出的问题是：经过一百六十多年的演变，“现代诗”还有戏吗？

　　据我的观察，作为第一位现代诗人，波德莱尔可谓横空出世，一出场就站在了“顶峰”，而《恶之花》作为第一本现代诗集，既是起始点，也是最高点。我们必须明白，现代诗呼应着整个现代社会的分裂式变化，宗教的世俗化引发抒情的叙事倾向，对科技的迷信导致对先锋的狂热……兰波说得好：“出发，向着新的未知！”

　　随着技术发展的加速度，语言也加速度地折磨着波德莱尔之后的现代诗人们。如今，法国诗歌已从曾经的峰顶徐俆下行；如今，生活的加速度是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感觉到这种加速度。技术的花样翻新和心灵的渐趋衰弱，已把诗神缪斯引向日常街巷和生活细节。现代诗，一方面从“散文性”中获得裂变之力；另一方面又在散文的现世诱惑中堕向某种不可救药的平庸和迟钝。

　　波德莱尔认为，一个现代诗人同时必须是批评家。翻译过程也是生成批评意识的过程。如今的诗人，必须迫使自己成为批评家，如同如今的批评家也必须要做诗人一样。

　　创作给批评带来新的启示，但批评应有自己“思”的能力。以中国当代诗的批评现状而言，批评文字的“软”和“弱”，批评家的“无思”和“势利”，让批评的创造意义荡然无存，它始终未能超越“贬”或“捧”这两种实用功能。批评一定要有能力提出问题。提不出真正的问题，是当今批评所面临的可悲现状。以波德莱尔的理想，批评和创作应该融为一体。

　　我认为，现代诗已走到一个极端个人性的悖论里。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困境。怎么解决？要么，我们把波德莱尔的现代诗传统“横向”继承过来，用声音、韵律、象征——用身体的投入和生命的冒险来换取写诗的材料；要么，诗歌离开原来的美学尺度，创造一种新的美学尺度。先锋的探索，恰恰需要对“横向”的翻译嫁接和对“纵向”的血缘传承的批评意识。先锋实验不能停留在语言的浅表层面：语言游戏和作诗方法。法国诗歌就是这样，技艺上越来越发达，但给人带来的精神震撼和灵魂启示却越来越少。

　　对诗歌而言，技术总是“窄”的。技术对于善于运用它的诗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技术是语言符号那些有形的东西，诗歌意义却是无形的灵魂气息。诗人的情感、人格都是无形的；吸引人类心灵的那些希望、信念，那些梦想、直觉，都是无形的，但它们却是决定性的。也许人类从整体上进入了“被技术宰制”的现代困境，现代诗也进入了“语言与灵魂脱节”的现代困境。

　　诗歌有自己特殊的知识考古学。我相信它是一种不是知识的“知识”，或者超越知识的知识。如果说诗歌只是知识，这个世界就彻底无趣了。现在，知识的泛滥恰恰在质问每一个诗人：你有能力激发自己去生成新的思想吗？你敢于以新的语言方式去发现和表达吗？这些问题可能就是现代诗得以幸存的哲学条件。

　　告读者

　　波德莱尔 郭宏安译

　　读者们啊，谬误，罪孽、吝啬、愚昧，

　　占据人的精神，折磨人的肉体，

　　就好像乞丐喂养他们的虱子，

　　我们喂养着我们可爱的痛悔。

　　我们的罪顽固，我们的悔怯懦；

　　我们为坦白要求巨大的酬劳，

　　我们高兴地走上泥泞的大道，

　　以为不值钱的泪能洗掉污浊。

　　在恶的枕上，三倍伟大的撒旦，

　　久久抚慰我们受蛊惑的精神，

　　我们的意志是块纯净的黄金，

　　却被这位大化学家化作轻烟。

　　是魔鬼牵着使我们活动的线！

　　腐败恶臭，我们觉得魅力十足；

　　每天我们都向地狱迈进一步，

　　穿过恶浊的黑夜却并无反感。

　　像一个贫穷的荡子，亲吻吮吸

　　一个老妓的备受摧残的乳房，

　　我们把路上偷来的快乐隐藏，

　　紧紧抓住，像在挤一枚老橙子。

　　像万千蠕虫密匝匝挤到一处，

　　一群魔鬼在我们脑子里狂饮，

　　我们张口呼吸，胸膛里的死神，

　　就像看不见的河，呻吟着奔出。

　　如果说奸淫、毒药、匕首和火焰

　　尚未把它们可笑滑稽的图样

　　绣在我们的可悲的命运之上，

　　唉！那是我们的灵魂不够大胆。

　　我们罪孽的动物园污秽不堪，

　　有豺，豹子、母狗、猴子、蝎子、秃鹫，

　　还有毒蛇，这些怪物东奔西走，

　　咆哮，爬行，发出了低沉的叫喊，

　　有一个更丑陋、更凶恶、更卑鄙！

　　它不张牙舞爪，也不大喊大叫，

　　却往往把大地化作荒芜不毛，

　　还打着哈欠将世界一口吞噬。

　　它叫“厌倦”！——眼中带着无意的泪。

　　它吸着水烟筒，梦想着断头台，

　　读者，你认识这爱挑剔的妖怪，

　　——虚伪的读者——我的兄弟和同类！

　　撰文/树才（诗人、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