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孩子需要 我们一直都在”

　　今年1月，最高法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意见》；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设立少年法庭办公室，并在六个巡回法庭设立少年法庭巡回审判点。

　　最高法的“高调官宣”，在全国各地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3月26日，湖南法院集中挂牌成立18家少年法庭；3月29日，海南24家法院集体举行了少年法庭及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的同步挂牌仪式，实现全省法院少年法庭全覆盖；3月30日，江西70家少年法庭集中挂牌……

　　少年审判及少年法庭，再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北京海淀法院少年法庭法官秦硕是一名有近十年少年审判工作经验的法官。2013年，作为当时备受关注的李某某等五人强奸案的审判长，秦硕第一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2017年，在审理“名师家教”强奸、猥亵案时，秦硕做出北京首例对性侵未成年人的被告人宣告“从业禁止”的判决；2019年，她审理的一起校园门口猥亵儿童案，成为北京市首例校外“咸猪手”入刑案……

　　秦硕表示，少年法庭法官所做的，就是让每一个从少年法庭走出来的孩子，变一个人、换一种活法、迎接一个人生拐点，给他们以光明和希望。

　　谈少年审判工作

　　一纸判决书不代表案子结束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少年审判的？刚接触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秦硕：2001年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进的是刑事法庭；2012年，机缘巧合下，我转入海淀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

　　那时我把海淀法院五、六年间涉及少年的刑事案件进行梳理，注意到少年犯判得都很轻，像强奸抢劫这种重刑，按照刑事法官的思路是不可以轻判的罪名，但少年审判则会出现判缓刑。

　　最开始我真的不能理解，觉得即使是青少年犯罪，怎么可以判得这么轻？后来通过慢慢接触我才意识到，少年犯和成年人罪犯完全不一样，少年审判和成年人审判的思路也完全不同。

　　新京报：少年审判与成年人审判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秦硕：少年审判关注的不是一个行为或者一件事，而是一个人。这个人是非常特殊的，是在成长过程中出现了偏差行为的孩子。他跟成年人不一样，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对于法律往往没有概念，他的犯罪动机也往往与正常成年人不一样。所以只有去了解一个孩子为什么会犯罪，才能够真正处理好这一类的犯罪。

　　作为少年法庭法官，我们需要融入到孩子们的生活当中，变成其生活的一部分，才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的需求，真正帮助他们。

　　从这么多年的一线工作经验来看，我们少年法庭法官要帮助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更是一个家庭，且涉及多层关系，如子女与父母、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之间的关系……你根本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才导致孩子出现问题。

　　像在一些弑母的恶性犯罪中，公众看到的普遍是这个孩子到底有多恶劣，但我们还必须要了解这个孩子到底跟他的母亲发生了什么，能让他对最亲近的人痛下杀手。孩子早晚有一天要回归社会，只有弄清其犯罪的真正原因，才能尽量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无法控制的情况。

　　作为少年法庭法官，还会面对被害人和被告人都是未成年人的情况，双向保护工作非常重要。从被告人角度出发，我们要做的是把他变好，因为他还是个孩子，他有机会变好；而从被害人角度出发，则是希望把他受到的侵害程度降到最低。

　　新京报：你曾说少年法庭的帮教是“终身制”的，为什么这么说？

　　秦硕：少年审判工作，一纸判决书并不代表着一个案子的结束，而只是刚刚开始。对孩子的帮教会持续下去。只要这个孩子需要少年法庭法官，我们就会给他提供。只要孩子需要，我们就一直都在。

　　谈第一个案子

　　让孩子迎接人生拐点 给他们光明和希望

　　新京报：从事少年审判近十年，你经手了多少案子？哪个案子让你印象最深刻？

　　秦硕：大概七八百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经手的第一个案子，因为这个案子，才让我开始慢慢理解少年审判工作。

　　那是一起高三学生持刀在大学校园抢劫的案子。正常情况下抢劫犯应该3年起刑，倘若出现加重情节将判处10年以上。

　　这个孩子是取保候审的，我把他和他父母约了出来，想看看到底什么样的抢劫犯可以取保候审。见到这个孩子时我很疑惑：一个瘦瘦高高、白白净净、羞涩与他人交流的男孩怎么会是抢劫犯？

　　进一步了解后，我发现他是个特别优秀的学生：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与亲朋好友关系融洽，而且他的父母也非常优秀。我就更加纳闷了。

　　经过若干次沟通，孩子才在一次单独聊天中袒露了心声：压力太大了，爸爸妈妈都太优秀，优秀到他也必须优秀、追求完美。事发当天，便是这种压力的一次“爆发”。

　　那天他正和父亲看时事新闻，妈妈进屋随口说起“怎么又在看电视”“考不好可没人养”。因为这几句话，当晚他便拿着水果刀离家出走了。

　　他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抢劫，最后走进了离家最近的一所大学，抢了些钱和东西，只为向妈妈证明，“这样我也能拿到钱，不需要你养”。

　　他父母在知道这件事后，问的不是孩子会被判多久，而是什么时候能去上学。在看上去非常完美的家庭里，孩子需要的最基本的陪伴和爱完全没有，而充满了对他的期望和父母的严格要求。

　　通过这起案子，我慢慢意识到，当孩子出现问题时，问题一定不是出现在了孩子身上，而是家庭上。

　　新京报：这个男孩后来怎么样了？

　　秦硕：后来这个孩子被判了缓刑。取保候审期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名牌大学，大学期间一直成绩优异，获得国家级奖学金。缓刑考验期满后，顺利出国留学，目前已完成学业回国工作。

　　像这样的孩子，是少年审判领域特别需要重视的孩子，你让他回归到正常生活中去，以后就会成为人才，会在他所在的领域里做出贡献。绝对不能因为一个偏差行为就“一棒子打死”。

　　在我看来，这就是少年审判的不同之处。我们所做的是让每一个从这里走出来的孩子，变一个人、换一种活法、迎接一个人生拐点，给他们以光明和希望。

　　谈公众质疑

　　虽然委屈 有些事情还是要坚持

　　新京报：少年审判工作备受社会关注，对于某些特殊案件，公众可能还会发出质疑，对此你怎么看？

　　秦硕：针对某些特殊案件，公众质疑一直存在。

　　我们法官去接触这些孩子时，跟舆论的感知是不尽相同的，他们的慌张、恐惧和悔恨，只有法官能看得到。

　　我觉得能够真正理解少年审判理念的人少之又少。我想说的是，少年审判工作不是去一味地惩罚孩子。法律确实带有惩罚性质，这种惩罚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已经给他了。我们要做的则是在教育、感化、挽救的基础上，做好正常的审判工作。

　　新京报：法院及法官个人可能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力吗？

　　秦硕：面对一些公众质疑，我们确实会感到委屈。但有些事情还是必须要坚持的。

　　作为法官，只有我们最了解事情的经过以及孩子的情况。很多细节我们不能对外界公开，了解细节才会理解为什么法官会这么做，而且必须坚持这样做。

　　新京报：这么多年的少年审判工作，有没有让你特别感动的事？

　　秦硕：有时可能就是律师的一句话，说少年法庭法官“很不一样”，或者孩子的母亲向我们表达感谢，我都会非常感动，会跟家长们一起掉眼泪。也许这就是体现我们工作价值的地方。

　　有一次，有个小孩子问我：“法官，我能跟你一起回家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觉得法官的家比较好、比较幸福”。

　　然后我就跟他说，“即便这样，你还是不能跟我回家，因为你的家以后会变得更好”。

　　作为少年法庭法官，我们会变成这些孩子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我们希望，这一部分在他们不需要的时候，默默藏在心底就可以了。

　　少年法庭法官需要带着情感去办案子，这在正常的审判中是不应该有的，但对少年审判工作却尤为重要。孩子这一群体无法自己发声，必须要别人替他们说话。如果没法设身处地地理解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只是单纯从法律关系上去判断案件，可能会多多少少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秦硕

　　新京报记者 徐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