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 寻找木结构寺庙之旅

　　对梁思成来说，找到一座保存至二十世纪的唐代木结构寺庙，或许就是他执着的信仰之一。但出于学者的严谨和冷静，他对此并不抱有太大期望。这并非是因为他的眼光不够训练有素，而是现实一再给他冷水。在1932年发表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的开篇，梁思成坦率地承认：“唐代建筑遗物的实例，除去几座砖塔而外，差不多可以说没有。”

　　尽管常识告诉梁思成，佛塔本是佛寺的一部分，但现存的佛塔“不是巍然‘独’存，就是与他脚下的殿宇在年代上有千二三百岁的差别。”造成这一切的重要原因，乃是因为中国建筑作为骨干的梁柱一向以木为主，“木本不是不朽的物质，加以历代中国革命成功的列位太祖太宗们除了杀人之外还爱放火，假使他们没有这种特殊的国民性，千余年的风雨剥蚀，蠹吃虫穿，也足以毁坏不少了。”

　　1 失望与希望

　　敦煌莫高窟的木构檐廊，曾给梁思成带来过一线希望。当他在考古学家伯希和《敦煌图录》中的照片里，看到“简单雄大的斗拱、八角形的柱、抹灰的墙”时，不禁推断这是“唐代的特征”。但三个月后，伯希和详尽的回信，还是带给他一个失望的答案，檐廊梁上的题字表明，它的兴建时代，是北宋初太平兴国五年（980年）。

　　宋代木构建筑都已如此珍罕，“唐代建筑更不用幻想。假使我们以后的学者或考古家，在穷乡僻壤中能发现隋唐木质建筑遗物，恐怕也只是孤单的遗例，不能显出他全局的布置和做法了。”

　　在一千两百年前的一天，一位名叫佛陀波利的僧人从北天竺的罽宾国抵达中土。他的目的，是寻找文殊菩萨的道场，传说中的清凉山。当他来到五台山时，见五峰耸峙，草木茂盛，心生欢喜，于是合掌顶礼。就在这时，一位白衣老人从山谷走出，以梵语命他从天竺取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届时文殊菩萨定会在他面前显现。数年之后，佛陀波利终于取回经书，他再度来到五台山，但见文殊菩萨亲自现身接引，他也合掌端然而逝。

　　这一神异传说，让五台山自此成为佛教圣地，乃至万里之外的敦煌也被这一传说深深感染。佛陀波利遇见白衣老人的故事，自然也被画在壁画上，同时绘制在壁画上的，还有五台山上的著名寺院。其中，有一座寺院名叫“大佛光之寺”，在五台山图壁画中的一百五十余座寺院中，它并不算最特立高标的一座，但却神奇地蒙受时间与命运的眷顾，让它在一千年后，与梁思成结下因缘。

　　2 五台山佛光寺的发现

　　梁思成发现五台山佛光寺的故事，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奇版本。据说梁思成是在伯希和的《敦煌图录》中看到了莫高窟61窟的《五台山图》壁画，才在南台外豆村附近发现了佛光寺。在发表于1945年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中，他如此写道，“敦煌石室壁画五台山图中有‘大佛光之寺’。寺当时即得描影于数千里沙漠之外，其为唐代五台名刹，于此亦可征矣。”六年后，梁思成又在《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中再次重申这一点，而这一次，《五台山图》便成为了发现佛光寺的“旅行指南”。

　　1937年6月，梁思成与林徽因，以及两位助手莫宗江和纪玉堂前往五台山。比起第一次从北京前往蓟县的考察，这是一场漫长而又曲折的旅途。从太原开始，他们先是搭乘汽车，但在半路又要换成驮骡，沿着荒僻的山路，进入了五台山。

　　“佛光寺在南台豆村镇东北约五公里之佛光山中……一层高，雄大、坚固和简洁的斗拱，深远支出的屋檐，一望可知年代久远。但能比我们先前所发现的最古木构建筑还要老吗？”

　　带着满腹的疑问，梁思成一行走进了正殿，高大的佛像居高临下地俯瞰着他们，宛如置身仙林。

　　尽管整个塑像群都“经过后世重装，色彩过于鲜缦”，但仍能看出是晚唐时期作品。梁思成推测，如果这些泥塑像是未经毁坏的原物，“那么庇荫它的房屋必定是原来的唐构。因为重修房子必会损坏里面的一切”。

　　然而，想要确认眼前的这座建筑是否真的是他魂萦梦牵的唐代建筑，梁思成还需要找到确凿的证据。

　　3 在蛛丝马迹中寻找证据

　　数百年来，梁思成可能是惟一进入这里的人。狭窄的空间，让他只得屈着身体，用手电探视。但当灯光照到头顶的房脊时，梁思成他们看到了骇人的一幕：千百成群的蝙蝠，黑压压地盘踞在脊条上，犹如密密麻麻垂下的阴云，散发出阵阵难闻秽气。

　　梁思成试着驱逐这些占据殿顶达数百年的黑色住客，但它们顽固地聚挤在上面，不愿展现它们密集身体下的脊檩有无题字。寄生在蝙蝠身上吸血的臭虫也伺机盯上了这些主动献上的人血，蝙蝠的惊飞和臭虫的叮咬，将在接下来的数日里困扰这些辛劳的考察者。

　　梁思成发现了第一个令人振奋的细节：梁架上古法“叉手”的做法，是国内木构中的孤例。“这样的意外，又使我们惊喜，如获至宝，鼓舞了我们。”

　　内柱额上残留的小幅壁画，又给梁思成等人带来了第二个惊喜，其中的一幅与敦煌石窟的唐代壁画，极为相似。这是梁思成所知道的在敦煌石窟之外，中国本土惟一现存的唐代壁画。

　　关键的证据，在几天狼狈而忙碌的工作后，终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显现在梁思成等人面前。他们注意到殿内梁底隐约有墨迹，且有字的左右共四梁。“但字迹被土所掩盖，梁底离地两丈多高，光线又不足，各梁的文字，颇难确辨。”众人各凭目力审视许久，揣摩再三，才认出一二官职，但却无法辨别出人名。

　　这时，林徽因却因为眼睛远视，独自看清了那个人名：

　　“女弟子宁公遇。”

　　“施主是个女的！而这位年轻的建筑学家，第一个发现中国最珍稀古庙的，也是个女人，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在之后的回忆中，梁思成兴奋地惊叹道。林徽因担心辨识有误，特意到殿前确定为唐代的石刻经幢上检查刻在上面的姓名，果然看到了“女弟子宁公遇”的名字，开列在诸位僧尼的名字之前，并被称为“佛殿主”。石柱上镌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857年）。

　　佛光寺由此已经可以确认是唐代木构建筑，但为了严谨起见，梁思成与林徽因请寺僧入村招募工人搭脚手架，好将梁下的土朱洗脱，以穷究竟。但寺僧花了一天，只找到两名毫无经验的老农，筹划一天，才支起一座脚手架。但梁思成等人已经急不可待，他们撕开布单浸水进行擦洗。尽管做了半天只洗出两道梁，而且土朱一着水，墨迹骤然显出，但水干之后，墨色又淡下去，隐约不见。一行人足足花了三天时间，才识读完全文。

　　这一天是1937年7月5日。此时已是黄昏时分，“当时夕阳西下，映得整个庭院都放出光芒。远看山景美极了。这是我从事古建筑以来最快乐的一天！”

　　4 战争中失落的报告资料

　　“营造学社调查组发现唐代建筑寺院，梁思成由五台山佛光寺报告。”

　　1937年7月9日的《北平晨报》第五版以粗体大字刊登出梁思成等人在五台山佛光寺的重大发现。但对那天北平的《晨报》读者来说，却无人关心这一重大发现。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报纸头版刊登的消息：两天前，中日军队在卢沟桥爆发冲突，战火如今已经延烧到北平近郊。枪炮隆隆之声，渐行渐近。

　　闭塞的山村隔绝了消息的来源，让梁思成夫妇与助手们得以在短暂的平静中享受片刻的欢欣。7月15日傍晚，在辛苦忙碌了一天后，梁思成拿到了一捆报纸，头版赫然映入眼帘的大标题让他们大吃一惊——“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

　　出发前，梁思成曾给费正清夫妇写下一封信，讲述自己考察华北古建的急迫性：

　　“对古物的爱好和保护，与日本军阀全不相干。尽管他们国家的人也同样热爱我们的古代文化（这是他们自己文化的源泉）。即便是早在1931年和1932年，我每一次考察旅行总是因为越来越近的日本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显然我们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真正中断之前，我们打算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

　　如今，这封信中急迫的忧虑，在逼近的战火中成了一句悲剧性的谶语。战争让存在与毁灭之间的转化变得易如反掌，只消一枚炮弹，屹立千年的古建杰作便会化为飞灰。梁思成自然无法逆料这座寺庙的命运，就像他无法预知自己将来的命运一样。两年后，1939年夏天，猝然而至的洪水淹没了半个天津城。水漫进天津麦加利银行的地下室，营造学社存放在那里的资料严重受损，其中就包括佛光寺考察的资料。

　　闻听消息的梁思成与林徽因恸哭失声，但却无力拯救。天津此时已经沦入日军魔爪之下，而他们如今也如同浮萍一般，自救不暇，只得在战争的洪水中漂泊浮沉。

　　撰文/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