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 战争洪水中的落脚点

　　战争的洪水中，李庄这个四川古镇，犹如一座渺小的沙洲。虽然它曾是长江上的大码头，但到20世纪初，它已经显出凋敝的老态。古老的建筑沉静而寂寞，街巷中渐渐爬满了青苔。

　　这份凋零的沉静，在战争中被突然打破了。李庄的村民们，带着好奇和惊疑的目光看着那些闻所未闻的学术精英们。那些举世闻名的学者教授，穿着半新不旧的长衫，撑着油纸伞从泥泞的小巷匆匆走过。从1940年到1946年，李庄的文化密度之高，恐怕在世界上都绝无仅有。作为当时全国最高学术机构的中央研究院下设十三个研究所，全部搬迁到了李庄。而梁思成一家也搬到了这里。这里也成为了他们战时辗转流离生活的最后落脚点。

　　1 前往李庄

　　1937年9月5日，梁思成一家逃出已经沦入日军之手的北平，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在天津意大利租界购置的房屋，如今成为这家人安全的避难所。 但天津也已经被日军占领，魔爪随时准备伸向租界。梁思成一家必须抓紧机会在事态恶化之前离开。他们搭船从租界码头出发，一路南下，抵达长沙。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联合大学已经迁移到那里，并决定在11月1日开学。

　　但战火的蔓延远超人们的想象，开学23天后，日军战机对长沙进行首次轰炸。在这天的空袭中，梁家的房子险些被直接击中，炸弹就落在距离大门十六米的地方。逃出坍塌的房屋，黑烟滚滚的街道更不安全。日军的轰炸机向下俯冲，巨大的恐惧让梁家人顿时停住了，他们靠拢在一起，“心想这一回是躲不掉了，我们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承受那悲剧。”但炸弹掉在了街道的那头。那里有一家饭店正在举行婚礼，新娘当场被炸弹击中，血肉模糊的头颅一直飞到街上。

　　这是梁思成一家第一次直面战争的血腥恐怖，但恐怖并非打算放过他们，而是紧跟其后，随时准备威胁他们的生命。梁家再度踏上逃亡之路。从湖南长沙，到贵州晃县，再到昆明。梁家本以为这座彩云之南的边徼城市可以全身安定下来。但1938年9月28日，轰炸机震耳欲聋的咆哮再度响彻昆明上空，从此拉开了长达五年的昆明大轰炸的序幕。1940年11月，日军的空袭越发频繁，梁家不得不再次迁移。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梁思成写道：

　　“不管我们逃到哪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个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打断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

　　这一次，他们的目的地是李庄。

　　2 困苦的家庭生活

　　战争中的流离生活与田野考察的艰苦迥然不同。后者即使再满身泥泞，疲惫不堪，但心中总是清楚地知道，在这一番“自讨苦吃”的探险之后，会有温暖舒适的家在等着自己。但战争消灭了“家”这个词寻常的含义，任何对生存条件的改善，都算得上是“家庭生活”。

　　梁思成一家在李庄的生活，与营造学社的学术工作捆绑在一起。曾到李庄探访梁家的费慰梅留下了这样的记述：

　　“穿过走廊是两间卧室，一间是外婆和宝宝的卧室，另一间是儿子的。再过去就是梁氏夫妇的两间房，一间卧室，一间书房，这就是短臂的全部了。他们的房间朝南，窗外是浓荫覆盖的、赏心悦目的一个院子。徽因的帆布床就安在这间房里，大家睡的则是光板和竹席。对面，在L形长臂的西侧，是一处更大的天井，直直参天的樟树，点缀着小丛的香蕉林。在院落中还散落着一些小平房，一间厨房。”

　　费慰梅的描述，多少会让人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梁思成一家来到了一处桃园仙乡。但李庄并非田园乐土，而是偏僻闭塞之地。当地人对这些拖家带口逃难来的文化人的恐惧多于好奇。中研院史语所和体质人类学所的人体骨骼标本，让当地乡民相信这群不速之客是一帮食人恶魔。他们将其称为“下江人”，“下江人到乡下捉人来吃！军队还帮他们逮”的谣言很快传遍大街小巷。乡民的敌意可以随着时间增进了解而逐渐淡化，但居住环境的恶劣，却无法改变。

　　但比起居住条件的恶劣，最令人困窘的，还是贫穷。梁思成勉力维系的营造学社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只得年复一年跑到重庆请求教育部资助，但讨来所得无几的资助，也很快被飞速的通胀抵消。贫穷直接导致的就是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林徽因本来就患有肺结核，潮湿的空气、清寒的生活和粗粝的饮食导致她旧病再度复发，变得更加严重，饮食不进，瘦得几乎不成人形。梁思成的三弟梁思永在来到李庄后，也感染了肺炎，病势沉重。梁思成虽然忧心，但也爱莫能助。生活和工作的重担压垮了他的脊背，不过四十多岁就已经背驼得厉害。

　　然而，更不幸的打击陡然降临在这个贫病交加的家庭头上。林徽因最疼爱的三弟林恒，抗战爆发后，考取中国空军，对敌作战，不幸在1941年3月14日的一场空战中为国捐躯。为了避免重病的妻子再受打击，梁思成特意瞒着妻子，到成都办理了林恒的后事。他要强忍悲痛，还要尽力安慰痛失爱弟的妻子。林徽因虽然身在重病中，但也勇敢地面对这一噩耗。或许这哀恸太过绵长，以至于直到三年后，林徽因才拿起笔为她的爱弟写下了一首悼诗。

　　3 苦中作乐的建筑研究

　　贫穷、疾病、死亡盘旋在梁思成一家的头顶，但梁思成还是在家人面前竭力表现出乐观的一面。他从不在儿女面前愁眉苦脸。女儿梁再冰眼中的父亲“仍然酷爱画图，画图时总爱哼哼唧唧地唱歌”。哪怕是委托商行当卖衣物，他还会跟儿女们开玩笑说“把派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尽管环境困窘不堪，梁思成还是将营造学社成功地运转起来。因抗战而中辍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在停刊多年后，竟然在李庄这样一个简陋的村镇里再度复刊。梁思成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的重大发现，也刊载在最新复刊的杂志上。

　　从1942年起，梁思成开始把精力放在撰写《中国建筑史》这一鸿篇巨制上。尽管他的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但他还是坚持每天和林徽因工作到深夜。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的开篇，梁思成批评了“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普遍的摧残”的现象。在梁思成看来：

　　“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

　　虽然中国的建筑文化，乃是梁思成执着追寻的心头炽爱。但他对人类文明的成果，却同样能表达出一种文化上的共情，如果战争的本质就是毁灭，那么文明的意义便是创造与传承。无论种族、性别、地域，文明的创造是共通的。

　　梁思成的学生罗哲文在多年后，回忆起1944年夏天的一个细节。梁思成在重庆，每天都在中研院小楼一个单独的房间里，让他用铅笔绘出符号，标明古城、古镇和古建筑。在这幅地图上，罗哲文认出了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尽管日本的轰炸机无时不刻不在对中国的文明造成无可挽回的破坏，威胁着梁思成一家的生命，但在这些标明日本古建古城的地图前，梁思成的眼中不再仅仅是敌我之别，而是属于全人类的文明遗产。

　　1945年8月10日，梁思成正和两位年轻的作家一起用餐。突然，他不说话了，远远地传来了警报声。

　　“一开始是压抑的嘁嘁喳喳，或许是一些人在大街上跑，然后是个别的喊叫声，鞭炮声噼噼啪啪地响，大街早已热闹成了一片，最后四处都是一群群喊叫着、欢呼着，鼓掌的人们，好像全城在一阵大吼大叫中醒过来了。”

　　八年的抗争和坚忍，终于在这个晚上获得了胜利的回报。梁思成穿过欢腾的人群，在一位好心美国飞行员的帮助下，搭乘飞机赶到宜宾，又坐船回到了李庄。苍白、消瘦的林徽因躺在床上，窗外，李庄的街巷已经变成了狂欢的海洋。她已经五年几乎没有离开家门了，这一天，在梁思成和儿女的陪伴下，她坐在轿子上，来到街头，感受胜利的空气。就像所有完成了使命的英雄一样，该回家了。

　　撰文/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