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出发的起点，返程的归宿

　　北京，元明清三代的帝都，恢弘壮丽的宫殿屹立在中轴线之上，红墙高耸，金瓦辉煌，满足一个人最雄伟的梦想。这是一座由数百年历史积淀的城市，奇妙而精彩的故事，犹如落英红叶，随着岁月的流动，缓缓流入记忆的池塘，沉淀为这座城市从容内敛而又雄浑豪迈的精神气质。初来乍到者，或许会被它至高无上俯瞰天下的京师气象所震撼，但如果能在这里长久地生活，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便会从蛛网四布的胡同街巷中，伸出它幽深的触角，俘获那些好奇而敏锐的心灵，将他们融入到北京庞大的身躯之中。

　　对梁思成来说，没有哪座城市，比北京更具有吸引力。它既是出发的起点，也是返程的归宿。

　　刻印

　　不同的城市

　　1913年，十二岁的梁思成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他的父亲梁启超在紫禁城边的南长街买下了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十五年前，在距离这里不过数里的紫禁城中，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处决了与他一起参与变法的八名同志，砍头的菜市口刑场，距离这处四合院也不过数刻之遥。只要往前穿过几条胡同，便能抵达当年他躲避追捕藏匿的日本使馆。

　　父辈在这座城市中的印记，或许也会以某种特殊的形式传递给自己的子女。1915年，梁思成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清华学校，他的同学称他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梁思成是清华学生的小领袖之一。

　　但奇怪的是，梁思成似乎从未运用过他的政治天赋。父亲对他在国学上的督促和培养，只是被他用作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工具。1924年他赴美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的既非国际政治也非外交，而是建筑学。北京十一年的少年学习生活，一步步地将梁思成推向中国古代建筑研究这一毕生志业。但20世纪初北京政局的风云变幻，却似乎并未给他的人生留下太多的深刻的印记。

　　或许一件意外事故可以说明部分原因。1923年5月7日，梁思成和他的弟弟思永等人从西山清华园来到北京城里，参加国耻纪念日的示威游行。就在临近中午，梁思成和弟弟思永骑着摩托车追赶游行队伍时，一辆疾驰而过的轿车突然撞向他们。思永被抛了出去，梁思成却被压在车下。

　　坐在车上的人是陆军中将金永炎，在撞完人之后，这辆轿车疾驰而过。在次日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梁启超描述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压在摩托下的梁思成被仆人曹五抱回了家：

　　“出事后约莫二十多分钟，思成渐渐回转过来了，血色也有了。我去拉他的手，他使劲握着我不放，抱着亲我的脸，说道：‘爹爹啊，你的不孝顺的儿子，爹爹妈妈还没有完全把这身体交给我，我便把他毁坏了，你别要想我罢。’（又说）‘千万不可告诉妈妈’。又说：‘姐姐在哪里，我怎样能见她？’”

　　梁思成在车祸后的话，几乎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一儒家孝道观念的现实表达。对一位在清华学校接受八年西方教育的叛逆期少年来说，这种完全传统孝悌之义的表达，多少有些不同寻常。这似乎证明，梁思成在内心底更认同中国传统式的孝悌伦理观念。而西方基于个人主义伦理的政治原则，并未得到他内心更深层的认同。自五四运动以来反抗旧式家庭伦理，打倒父权为口号的历次政治运动，必然与他的内心认同的伦理道德产生极大的冲突——梁思成是一个容纳西方文明的传统士大夫，而不会成为一个积极参与政治的西式公共知识分子。

　　这段少年时代的车祸经历，梁思成在成年后却很少主动谈起。但它给梁思成留下了一个终身的痕迹：由于股骨闭合性骨折和医生的处理不当，梁思成的右腿比左腿要短了一截。不得不在鞋后跟加上一个小垫子才能更好地走路。而另一个经常被梁思成的传记作家所忽略的细节是，梁思成、思永兄弟并非这场车祸的唯二受害者。第二天，梁启超经过六部口时，“见一个死尸横陈，就是昨天下午汽车碰坏的人，至今还没殡殓，想起来真惊心动魄”。比起这位无名遇害者，梁思成兄弟却因为是名门子弟，成为报刊一时竞相刊载的新闻人物。肇事者金永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亲自道歉，而他的上级总统黎元洪，也因为梁思成的母亲找上总统府来，只得“极力替赔一番不是”——北京这座城市，对梁思成和那位无名的受害者来说，并不是同一座城市。

　　建筑

　　文化的爱恋

　　尽管梁思成很少谈起自己少年时代的北京生活，但这座城市对他来说定然印象深刻。1928年5月，梁思成和林徽因从美国留学归国，刚好遇到了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查尔斯和芙瑞利·查尔德同行。在他们眼中，新婚燕尔的梁思成夫妇显得格外迷人醒目。火车抵达北京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即刻成为了这对美国夫妇忠实的导游：

　　“从景山到天坛，从玉泉塔到西山，参观了各式饭馆、戏院、街市、店铺，甚至一探梁老先生有围墙的私家花园，溜进叔叔阿姨的豪华宴会厅，会场设在养着小鸟，夏日花卉，有水池、树木的内院里。紫禁城里是一间又一间空荡寂静的房间和冷然无声的庭院。一切都呈现在眼前，夹杂着热切和殷勤。”

　　梁思成夫妇所表现出的热切和殷勤，与其说是全然出自中国人的好客传统，倒毋宁说是一种充满友善的自豪感。查尔德夫妇也描述了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性格，林徽因“感情丰沛，爱开玩笑，对任何事都很坚持，走到哪儿都惹人注目”，而梁思成则是“温文尔雅，有幽默感，神情愉快，对古代公共建筑、桥梁、城墙、店铺和民居的任其损坏或惨遭破坏，表示深恶痛疾。”

　　如果这对夫妇在多年后对新婚燕尔的梁思成夫妇的回忆可靠，那么梁思成在这次回到北京时，就已经表现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深情挚意，以至于对这座古老城市中古代建筑遭到毁坏的行为愤懑不已。这种强烈的情感，究竟是在何时形成的？多年后，梁思成对他的朋友们曾谈起自己为何选择建筑这一行。

　　最初的原因，应该是因为爱情，梁思成在第一次拜访林徽因时，林就告诉他自己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条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开始灼烧着他的内心：

　　“在宾州学习时，看到欧洲各国对本国的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写出本国的建筑史，唯独中国，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当时西方学者尚未注意中国建筑的发展和技术。但我感到日本学术界已开始注意中国。如著名学者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等，都对中国建筑艺术有一定的研究。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末早晚这块领地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同时，我在学习西方建筑史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我国有着灿烂的民族文化，怎么能没有建筑史？！”

　　因耻后于人而激发出的义愤，是梁思成投身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强烈动机，但在这种义愤激情波澜沸腾的表面之下，他的心底，还涌动着一股浪漫的潜流，这是一种对建筑之美和创造建筑文明的人性暗藏心底的赤诚爱恋。在写于宾州大学留学期间的一篇讨论汉代三层楼陶制明器的论文中，他想象了一位住在这座陶楼上的可爱小姐：

　　“她一定曾经细心抚弄她的娇嫩盆花，并且摆在这个窗台上，或者她一定曾经心事重重地斜倚在窗边，默想着浪漫的白马王子，他可能有朝一日，自远方来请求她的父亲把女儿嫁给他。”

　　梁思成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情感，或许正如那位等待迎娶楼上公主的白马王子，想象着她的孤寂、哀怨，想象着她在期待自己的到来，迎娶她与自己共结连理，将她拥入自己的怀抱当中，融为一体。

　　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北京的短暂停留，让这位海外四载的归国游子，再次感受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强烈魅力。按照计划，梁思成以为自己会回到北京，在清华大学任教。但清华大学在提供一个建筑学教席上显得有些犹豫。而恰在此时，沈阳的东北大学筹备成立建筑系。比起清华大学的犹疑，东北大学的邀请则干脆许多。于是，梁启超在梁思成做出回答之前，抢先替他做出了决定：“东北大学更好一些，因为在那里开创一个建筑师事业的前景很好。他可以在那成立一家事务所，从小开始，慢慢做大”。

　　梁思成就这样与北京擦身而过。前往沈阳。东北大学的教职对梁思成夫妇来说，确实是个挑战，但也同样是个尝试。梁思成在东北大学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培养出他一种清晰的、富有感染力的表达能力，能够将复杂的建筑术语和概念以一种简明清晰的方式阐明透彻。

　　东北大学的校区毗邻沈阳郊区的北陵。这座清代初年的陵寝，安葬着前清的两位开国之君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梁思成和林徽因将这里作为他第一次丈量古代建筑的试验田。之后在他全国各地测绘丈量古建的考察，都以此为起点。

　　梁思成在沈阳最意味深长的一件事，则是他试图保护沈阳漂亮的钟鼓楼。这两座始建于清初崇德二年（1637年）的古老建筑，在过去的三百年里，一直都是沈阳的地标性建筑。每当晨昏击钟敲鼓之时，钟鼓之声便传遍沈阳的大街小巷。但盛气凌人的现代车轮，却对日复一日晨钟暮鼓的呢喃感到厌烦，日渐增加的人流与车流，也越来越将横在路口的钟鼓楼视为前进的障碍。1929年11月，沈阳市政公所呈报辽宁省政府，提请拆除鼓楼以利交通。闻听此讯的梁思成想将它抢救下来，他向主政官员说明了自己的理由：

　　“毁坏容易保护难。它们一旦消失就不能再恢复了。为什么你要选择把它毁掉呢？”

　　但对主政的官员们来说，毁坏与保护，拆除与恢复本就是一对反义词。既然已经做出了拆除毁坏的决定，就等于彻底否定了恢复保护的选项。除非眼光足够超前，不然不会有谁会逆料到这些被一个命令轻易抹除的古老建筑，有朝一日会成为世人追忆哀悼的珍宝。

　　1931年7月25日，钟鼓楼被彻底拆除。一个半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从西门直入，沈阳沦陷。梁思成在东北大学的教职生涯也宣告结束。他带着在东北大学积累四年的宝贵经验，回到北京。这里将为他提供施展拳脚的舞台。而意味深长的是，梁思成在沈阳四年的经历，多少像是一个预演。只是一如沈阳的那些官员无法逆料到被他们拆除的钟鼓楼，将在半个世纪后成为这座城市心头永久遗憾的伤痕，梁思成也无法预见自己在沈阳遭遇的一切，也将在北京这个更大的舞台上演。

　　启程

　　从北平出发

　　北京再度张开双臂拥抱这位擦身而过的游子，这一次，梁思成和林徽因决定留在这里。他们买下了北京东城根北总布胡同三号一座典型的四合院。梁思成的朋友费慰梅描述了这座优雅清净的小院：

　　“高高的墙里是一座封闭而宽敞的庭院，里面有个美丽的垂花门，一株海棠，两株马缨花。沿着院子，每一溜墙边一排平房罗列，屋顶铺灰瓦。平房与平房之间有走廊，方砖墁地，廊顶铺的也是灰瓦。房间面向院子的那面是大片大片的门窗，镶嵌着精致的木格子。格子里糊了或挂着漂白的薄纸，让阳光花花泼洒进来，而外人却看不见里边。院子的北边有一道中央门廊通往客厅，这个厅比别的房间大些，坐北朝南。梁家把几个窗户宽敞的下层窗框上糊的纸卸下，换成了光溜溜的玻璃，这样视野范围扩大了些。大片玻璃窗将外面的花草风景延进屋里来，临冬时，寒冽冽的北京，又迎来一片温暖的阳光。每一片玻璃窗顶都悬着一卷纸帘，晚上可以放下来，室内室外顿成两个天地。屋前入口的地方又是另一座小院子，一道墙，转过去是仆人的住房和工作区。”

　　尽管北伐战争结束后，首都从北京移到南京，失去了京师地位的北京也改称北平。但作为文化上的故都，北平的知识分子仍然可以安享优渥的生活。梁家雇了六七个佣人来维持这个五口之家的日常生活。尽管林徽因时常用谐趣的口气抱怨自己操持家务的苦恼和指使佣人的烦躁，有时也对梁思成埋首工作的迂讷轻加讥评，但这座小院里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女主人的机智和幽默让这里成了北京文人圈里著名的“太太的客厅”。

　　此时，梁思成也加入了一个足以让他为之投入全部精力奉献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在政府中历任要职，对中国古代建筑也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中国营造学社”这个名字，就取自宋代建筑学家李诫撰著的建筑论著《营造法式》——多年前，梁启超也将同一部书送给自己的儿子，勉励他以此为切口，钻研中国古代建筑学。

　　从某种程度上说，营造学社这样纯学术的民间机构，只能诞生在当时的北平：它不能太商业化，也不能缺乏资金的运作；不能与权势靠得太近，但也不能完全没有权势的庇佑。有想象力的退休官员、充裕的资金，以及华北首屈一指的文化之都，这三个重要因素都推动着梁思成可以安心加入营造学社，领取一份优厚的报酬，运用学社丰厚的资源，开始学术研究。他从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入手，步步深入晦涩难解的宋代《营造法式》，对其进行解读。但仅仅是依靠文献逐字逐句的解读，并不能真正了解个中真谛。梁思成也向故宫中的老工匠求助，从这些亲身实践的老匠人口中，获取解答古代建筑学典籍秘密的钥匙。

　　但作为一位接受过西方建筑学训练的行动派，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构想并不仅仅局限在文献之上。作为昔日的首都，北京四通八达的交通，为梁思成和林徽因提供了外出考察的便利条件。以北京为中心，他们可以走遍整个华北，去踏访考察那些可能留存于世的唐宋建筑。作为文化都会，图书馆和大学丰富的藏书，也可以为寻访古迹提供必要的线索。蓟县独乐寺、正定隆兴寺、山西应县木塔、赵州桥、赵城广胜寺以及给梁思成和林徽因学术生涯带来狂喜的五台山佛光寺唐代木构建筑，这些重要古迹的考察之旅，无不以北平为中心和起点。

　　作为文化古都的北平，本身悠久的历史也足够让人着迷。“一年来，我们在内地各处跑了些路，反倒和北平生疏了许多，近郊虽近，在我们心里却像远了一些”，1935年，梁思成在《营造学社汇刊》发表的《平郊建筑杂录》（下）对自己过去一年来忽视了北平郊外的古建而表示自责：“一年半前所关怀的平郊胜迹，那许多美丽的塔影，城角，小楼，残碣于是全都淡淡的，委曲的在角落里初稿中尽睡着下去。”他特意向之前平郊考察中被忽视的天宁塔赔罪，自己“因为急于辩证它的建造年代，我们竟不及提到塔之现状，其美丽处，如其隆重的权衡，淳和的色斑，及其他细部上许多意外的美点，不过无论如何天宁塔也绝不会因其建造时代之被证实，而减损其本身任何的价值”——对这位古建筑学家来说，建筑本身的美感，甚至足以超越它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单纯好奇爱古的心灵，探访古迹路途所见的美景，本身就可以给辛苦的行者以一种“神异的快感和美感”。

　　然而，这一切沐浴在和平阳光下优美的古代建筑，仅仅两年后，就将被浓黑的硝烟夺去优雅的神采。引领读者探索古建之美的导览者梁思成，也不得不拖家带口逃离这片被丑陋的战火肆虐侵蚀的城市。当他再度归来，历经劫波的北京，伤痕累累的命运，正等待着一场新的变化。

　　归宿

　　城与人

　　“北京雄劲的周围城墙，城门上嶙峋高大的城楼，围绕紫禁城的黄瓦红墙，御河的栏杆石桥，宫城上窈窕的角楼，宫廷内宏丽的宫殿，或是园苑中妩媚的廊庑亭榭，热闹的市中心里牌楼店面，和那许多坛庙，塔寺，第宅，民居。它们是个别的建筑类型，也是个别的艺术杰作。每一类，每一座，都是过去劳动人民血汗创造的优美果实，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今天这些都回到人民自己手中，我们对它们宝贵万分是理之当然。”

　　《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可能是梁思成最热情洋溢的论文之一。这篇刊登在1951年4月《新观察》上的文章，试图赋予这座他所珍爱的城市以新的意义。在历经“封建帝王威风的中心，军阀和反动势力的堡垒，忍受着侵略者铁蹄践踏的沦陷城”后，它已经成为了生气磅礴迎接曙光的新首都。

　　梁思成在这篇文章中细叙北京自唐代幽州城以来千年历史变迁。但他的目的并非简单歌颂北京城获得的新生，而是期望对这座城市提出符合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城市规划方案。他高声颂扬北京历代杰出的规划和优异的成就，水源河流连成的生命线，贯通南北气魄豪迈的中轴线。尤其是北京的城墙和那些美丽的城楼，“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中华人民的璎珞了”。

　　在梁思成的构想中，“壮观的城楼角楼，站在上面俯瞰城郊，远望风景，可以供人娱心悦目，舒畅胸襟。”而城墙上面的全部面积也可以整理出来，“面积宽敞，可以布置花池、栽种花草、安设公园椅，每隔若干距离的敌台上可建凉亭，供人游息。由城墙或城楼上俯视护城河与郊外平原，远望西山远景或禁城宫殿。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三九·七五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

　　今天的读者幻想的所有线索，除了这些优美欢畅的文字，就只有那幅他亲手绘制的想象图。或许西安目前保留的城墙，可以给人提供一些现实的想象空间。

　　城市一如人体，它有着自己的四体百脉，有着自己的骨骼神经，它也有着自己的新陈代新，在过去数千年的岁月中，城市在不断生长，一代代居民，也用自己的血汗为这座城市输送养料，滋养它的生长。

　　年老与年轻的轮转，新与旧的交替，甚至拆毁与重建，都是每一座城市不可避免的宿命。就像梁思成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的开篇所写的那样，北京“是一个极年老的旧城，却又是一个极年轻的新城”。人与城市之间的命运，就在岁月轮转、昼夜交替之间，连为一体。

　　撰文/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