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代化什么样？他们聊起了“手机种地”

　　4月17日下午，“新发展格局与‘十四五’大趋势——2021新京智库春季峰会”乡村论坛召开，主题聚焦“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会上，中共潍坊市委书记田庆盈，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林万龙，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梅旭荣，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副局级领导郑渝、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等多位官员、学者、商界精英就农业现代化发展、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热点“三农”问题进行深度交流探讨，并发表主旨演讲。对未来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与丰富图景也进行了精彩讨论，“手机种地”等生动场景也被专家提及。

　　现状：“爬坡过坎”的转型期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十四五”规划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其中，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部分。本次论坛以“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为主题，邀请了多位专家学者及地方政府、地方农业部门负责人，共论农业现代化。

　　“中国从经济发展到农业发展进入了转型阶段，向农业现代化转型。”梅旭荣表示，当前，农业产业中的数量型生产面临困境，传统生产方式面临资源、环境的挑战，“我们需要转型，既要提高产能，又要解决发展面临的问题。”

　　事实上，农业现代化不仅关系着农业转型的问题，也关系着乡村振兴乃至未来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农业不等于农业生产，乡村不等于农村。只有在城乡融合发展视野下思考乡村振兴的问题，乡村振兴才有可能真正做活。”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林万龙表示。

　　在这个转型的关键阶段，农业现代化又面临着哪些困境呢？梅旭荣表示，农业生产效率低，质量效益低下是突出短板。同时，在区域发展中，不同区域又有不同的短板，“比如东部地区的农业支持保护问题、中部和西部的质量效益问题、东北的质量效益和产业体系问题，都是未来农业现代化中比较典型的短板，也是未来工作的重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一直重视农业的发展，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过去这些年来，我国的农业发展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明显的短板，“比如怎样提升规模化的水平，怎样帮助农民就近兼业，发展小城市等”。

　　关键：现代化不仅是技术问题

　　农业现代化包含着哪些含义？中国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员副院长左停表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概念，不仅仅是种植技术的更新，也不仅仅是机械化的装备，“今天的市场跟过去不一样，农产品可追溯、品牌建设，甚至包括农民的职业保护等，也应该纳入农业现代化的视野。当然还有农产品经营现代化，农产品好卖不好卖，跟经营体系有直接关系。”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钟钰也认为，农业现代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概念，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大概五六年前，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中，增加了几个重要项目，包括土地产出率、人均劳动生产效率、资源利用效率等。最近几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则受到重视，大体每年增长1%，现在已经突破了60%。”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农业这个第一产业的形态也在不断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孔祥智表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现代化中，农业产值所占比重都是下降的，但是总的产值量是上升的。而推动产值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科技的进步。事实上，机械化本身就是农业现代化中的一个核心指标。”

　　交锋：小农户的现代化之难

　　农业现代化发展历程中，规模化需求和小农户分散经营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更重要的是，小农户仍是当前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主体之一。如何帮助小农户更快融入现代化之中？

　　京津冀农产品联盟秘书长尹作丰在论坛上介绍，小农户更需要农机、金融等多方面的现代化服务，“在农村市场需要大量的小额金融服务，这一点，在过去的扶贫攻坚中，已经有了很好的做法。包括金融扶贫、农村小额贷款等，给很多困境中的乡村居民带去了希望。”

　　“怎么解决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呢？这涉及我们对大小的理解。”林万龙表示，“讲规模的时候有两种形式的规模：一种是单个经营主体规模的扩大；一种是生产规模不是特别大的生产经营主体能够有效连接起来。中国未来农业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可能更多的需要依靠第二种。”

　　未来：用智能手机种地

　　我国《农业现代化规划》描绘了未来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及完全实现之后的蓝图。在梅旭荣看来，当前，农业现代化已经从数量增长的时代，迈入优质高效和绿色品牌化的时代，“一直到2035年，可能都是这个阶段，”梅旭荣表示，“未来在保障粮食安全基础上，要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发展涉农服务业，帮助小农户更快实现现代化，未来规模化经营是与服务的规模化经营和适度土地规模化经营相辅相成的。此外，还需要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均衡发展、高质量发展，这是我们整个农业现代化努力的方向。”

　　在科技支撑领域，梅旭荣介绍，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可能是农业绿色化、设施化、规模化、园区化、市场化、数字化、品牌化、融合化等，简单来说，就是用手机种地，享城市生活。

　　除了技术的现代化，经营主体的现代化同样重要，党国英表示，“比如合作社，一定是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且具有一定规模的，更高的专业化水平和更具有优势的规模效应，使得这些合作社在市场上可以具备更强的竞争力。当前全国有200多万个大大小小的合作社，很多合作社的竞争力都不足，事实上，真正有竞争力的，几百个就够了。”

　　田庆盈

　　“农业产业化”是潍坊三大模式的核心

　　新京报讯 （记者周怀宗）潍坊是山东省16个市之一，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区位优势独特、交通发达、产业力量雄厚，在过去，潍坊的工业、文化闻名遐迩，近年来，潍坊着力推动农业产业化，打造出“潍坊模式”、“寿光模式”、“诸城模式”等。在4月17日举行的“新发展格局与‘十四五’大趋势——2021新京智库春季峰会乡村论坛”上，中共潍坊市委书记田庆盈做了精彩的主旨演讲，并介绍了潍坊发展的三大模式，“三个模式的核心，就是农业产业化，在未来，我们还要创新提升三个模式，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他说。

　　田庆盈指出，寿光模式是农业生产现代化的典型代表，潍坊是农业产业化的发源地，而诸城则是在商品经济大合唱、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等不同阶段创新探索成果的总成。当今，乡村振兴进入快车道，农业现代化水平逐渐提升，潍坊的三个模式也在不断创新提升。田庆盈介绍，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领域，潍坊逐步引进了多家大型企业，发展乡村产业，把农民吸附在当地。

　　在科技创新上不断突破，主要是在种业领域取得了许多成就，“过去一粒进口的小西红柿种子要十几块钱，后来要5块钱，现在我们自己培育的品种，可能不足0.1元，”田庆盈说，“同时，潍坊在创新国家标准上也做出很多努力，现在黄瓜、西红柿的全国国家标准都是由潍坊制定的。”

　　在机制和制度创新上，潍坊同样有所突破，田庆盈介绍，“我们成立了齐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去年交易额突破30亿。而且，现在我们在逐步探索一个村成立一个资产管理公司，把老百姓的宅基地、老百姓的承包地、老百姓的闲散用地卖给资产公司。过去老百姓的资产不能变现，更不能融资，实现不了资产化。但是通过这一交易，就实现了资产化，可以抵押，也可以贷款。”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潍坊会着力创新体制机制，促进人、地、钱等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坚定地走好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田庆盈说，“在未来，我觉得乡村振兴的路子和面貌是这样的，从乡村到‘村社一体化’。基础设施、公共资源共享，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方方面面，这是第一步。然后还有城镇化，人员人才合理流动，这需要产业进一步升级，如果全部是农业产业，可能不足以支撑。接着是城乡一体化，到了这一步，才会实现城市和乡村的大同。”

　　郑渝

　　落实“田长制”保护好北京150万亩农田

　　新京报讯 （记者田杰雄）4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新发展格局与‘十四五’大趋势——2021新京智库春季峰会”上，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副局级领导、高级农艺师郑渝出席峰会分论坛，介绍了北京种业的发展情况以及“田长制”的政策背景。他在会上特别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保护北京现存的150余万亩耕地，“北京的耕地不能再少了，我们落实‘田长制’就是为了保护、利用、建设好北京这些仅存的农田。”

　　“北京的种业在全国是有一定的分量和地位的。”17日，郑渝首先在会上介绍了目前北京“种业之都”的建设进展情况。他提到，北京在种业方面的创新除了覆盖玉米、白菜在内的蔬菜产业，也在畜禽、渔业方面有所创新，例如北京鸭高档烤鸭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95%以上，瘦肉型樱桃谷鸭占世界市场75%，而奶牛冻精占国内冻精市场的35%，也长期保持在全国首位。

　　“种业是我们北京的优势，但农田保地则是我们北京的短板。”郑渝在峰会论坛中出示了一组北京市农田面积变化的数据，其中显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耕地面积为910万亩，到了2000年，耕地面积不足50年前的一半。特别是最近两三年间，北京耕地面积迅速减少，短短两年间，北京再次锐减了近200万亩的耕地。尽管近十年来，耕地质量总体提高，但耕地中低产田占比较大，资料显示，2018年全市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4.79，四分之三为中低产田。

　　4月初，北京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方案》，其中提到，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建立“田长制”，实行接任、离任交清单制度，把耕地保护作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内容。

　　“‘田长制’的核心主要在落实责任，参照林长制、河长制的方式，一层一层地把责任和压力的机制建起来。巡查时出现问题，是要问责到位的。”郑渝说，按照工作要求，到2021年底，市、区、乡镇、村四级“田长制”责任体系将全面建立，相关配套制度将基本形成，工作格局也将基本确立。同时，还将落实百万亩绿色粮菜生产任务，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林万龙

　　乡村振兴要做好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新京报讯 （记者曹晶瑞）“我个人感觉实施乡村振兴要抓好两个底线，做好两个衔接，促进两个融合。”4月17日下午，“新发展格局与‘十四五’大趋势——2021新京智库春季峰会”“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乡村分论坛上，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林万龙教授在主旨演讲时表示。

　　论坛上，林万龙表示，实施全面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要抓两个底线：一是防止规模性返贫、二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他提到，我国脱贫攻坚取得胜利，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但我们离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有非常远的道路要走。

　　林万龙称，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我国现在以10%的耕地生产全球21%的谷物、25%的肉类、30%的水果，人口占全球18%。我国主要农产品的自给率：谷物98%，玉米98%，大豆17%，猪肉、羊肉、牛奶等有一定程度进口。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的60%。“我们成了第二大经济体，要养活14亿人口，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卡脖子’风险实际上可能是粮食安全。”

　　“脱贫攻坚期健康帮扶政策起了很大作用，资产收益分红是精准面向建档立卡贫困户，过渡到乡村振兴时期，大量的扶贫资产所形成的分红在帮扶对象方面、帮扶模式要进行调整。”林万龙称，大众对规模农业的理解存在一定误区，中国有18亿亩耕地，根据数据测算，我国未来的全国户均经营规模在几十亩地左右，想靠扩大经营规模来实现未来乡村振兴的农业现代化是存在疑问的。“在不同的地区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在中部地区、西南地区、南方地区，要实现所谓大规模的经营是非常困难的。”

　　怎么解决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呢？“这就涉及人们对于‘大’和‘小’的理解。”林万龙举例称，寿光的小农户成就了当地的蔬菜“大产业”。林万龙表示，实际上的“大规模”有两种形式，即单个经营主体规模扩大的“内部规模经济”，以及将小农户有机联系起来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他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方向，便是以社会化、数字化服务体系整合小规模农业生产资源，走“外部规模经济”之路。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