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不是寒门子弟唯一的生命底色

　　近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黄国平和他的博士论文致谢走红网络。人们将他称为“寒门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程猛研究的正是许多和黄国平有着类似求学经历的寒门子弟。从2014年起，他开始关注像黄国平这样农村出身、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寒门子弟，搜集他们通过读书“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成长故事。

　　小时候，程猛听过两个关于教育的隐喻：那些难教、愚笨的孩子被讥讽为“榆木疙瘩”，好像不会有什么光明的未来；反之，可教、聪慧的孩子被叫作“读书的料”，被期待能通过教育出人头地。在程猛的研究中，“读书的料”后来成了这些取得高学业成就寒门子弟的代称。

　　从小，程猛也被认为是“读书的料”。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出生在安徽省三县交界的一个偏僻村庄，父亲是农民，母亲是村小的民办教师。人生的前二十多年，程猛的求学之路从村小出发，途经乡镇中心小学、区县高中、市重点初中，最终到达北京的重点大学。

　　励志不是这个群体唯一的生命底色。在寒门子弟漫长的求学旅程中，他们也许可以在城市找到一份看似理想的工作，成为“读书改变命运”的美谈，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就像程猛在一次演讲中所说：“它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故事，也不是一个逆袭的励志故事。它是一个寒门子弟负重前行，充满了矛盾冲突和困惑挣扎的故事，也会是一个走出不真实的内心投影，重建自我的故事。”

　　“寒门子弟的成长是复杂的”

　　新京报：你怎么定义“读书的料”？

　　程猛：“读书的料”是很多地方本来就有的一个概念。借用这个隐喻指那些进入精英大学、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寒门子弟，因为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小时候可能都会被看作是“读书的料”。

　　新京报：最近热议的中科院博士黄国平的论文致谢披露了他的求学经历，他也属于“读书的料”吗？

　　程猛：黄博士肯定是。我比较少触及如此艰辛的求学历程，看到这篇论文致谢的时候还是挺敬佩他的，他的故事确实励志。

　　新京报：你的研究显示，寒门子弟的求学之路不是一个简单的励志故事？

　　程猛：它当然可以是一个励志的故事，但寒门子弟的成长是复杂的。

　　在写博士论文期间，我们总共收集到了23篇寒门子弟的自传。论文写完后，这项研究还在继续，现在已经搜集50多篇自传了。

　　我会约寒门子弟做访谈，聊对农村出身的看法、对贫穷生活的理解等。这不太会是一场特别平和的对话之旅，会对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造成复杂的影响，比如会对内心造成扰动。有的被访者可能不愿意就一些问题谈得太深。这也说明寒门子弟的成长还可能有我们始终难以触及的那一面。

　　新京报：你在研究中提到一个观点，学习对寒门子弟而言“不只是一种个人事务，而是一种道德事务”。为什么会这么说？

　　程猛：因家庭经济状况和生活资源的限制，农家父母对子女求学的心态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容易放弃，觉得能让孩子有学上、尽到父母最基本的责任就好；另一方面又极容易对他们抱有过高的期待，甚至把自己人生的全部意义都压在孩子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成了寒门子弟的“本分”和“天职”。只有学习好才能对得起家庭的付出，平衡内心强烈的愧疚感。

　　新京报：所以对寒门子弟而言，成绩格外重要？

　　程猛：寒门子弟想要获得认同，更加依赖于成绩。对他们而言，成绩就是一切，不光牵连着家庭的付出，而且关乎自己在班级里的地位和老师的喜爱。成绩能够给予他们安全感和自信。

　　新京报：但通过读书走出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程猛：在我接触的寒门子弟里面，苦读是共通的，很少有人真正是字面意义上的“读书的料”——真的天赋异禀，轻轻松松就取得好成绩。

　　对寒门家庭而言，抗风险能力比较弱。比如说父母生病、感情出问题或是经济遇到困难等。另外一些地区“重男轻女”的现象依旧比较严重，有女孩子初中毕业就打工，过几年再嫁人，这些都让她们没法成为“读书的料”。

　　“冲击来自自身、和家境相关的一切”

　　新京报：在你的研究中，寒门子弟成为“读书的料”离开家乡到大学后，也会面临一些冲击和不适应？

　　程猛：冲击来自于自身，也来源于和家境相关的一切。

　　在读博期间，我们收集的32篇城市中上收入家庭子弟的自传中，有44次提到了钱。他们提到钱时很少提及精确的数字，一般出现的是“花钱”“有钱”“收钱”。

　　在23篇寒门子弟的自传中，有92次提到了钱，经常出现的词是“没钱”“终于攒够了钱”“要钱”“不可能有钱”“借钱”“为了钱”。

　　寒门子弟对钱的记忆是精确的，对钱的态度是慎重的，钱对寒门子弟来说永远都是稀缺的、宝贵的。他们在自己经济独立之前所花的每一分钱都直接牵连着父母在黑黝黝的土地之上、在燥热的工地之中、在马路上的吆喝声里流下的点滴汗水。

　　新京报：除了经济压力，农村出身对这些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寒门子弟而言意味着什么？

　　程猛：在不同的阶段，寒门子弟会有不同的感受。

　　一位南方一所重点大学的博士生说她从来没有讳言过自己的农村出身。在平时的交流中，她会很自然地说自己“以前干农活”“力气大”。她也曾自卑地不敢在食堂吃饭，从逛街和交友中感受着和同学在经济能力上的差距。但她如今已不会因自己的农村出身而感到自卑，反而为有基于农村生活的习惯，规律生活，勤俭节约而傲。

　　有的访谈对象坦陈自己“性格里面有点自卑”，但也有出身农村的骄傲，因为“从农村考出来说明我用更差的教育资源达到了和其他人一样的水平。”

　　还有访谈对象会认为农村的生活经历会让她“比较能吃苦”“重感情”“比较谦虚”。

　　新京报：你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吗？

　　程猛：对我来说，从农村初中转换到城市重点高中的过程是最艰辛的。我曾在自传里面写道，年幼的我感觉城市的孩子们衣着总是那么合乎周遭的人和事物，自己那么不搭。不搭食堂、宿舍、操场，甚至不搭路边的一棵柳树。自己的一言一行总是缺少那么一种悠然自得的味道，容易局促、紧张、不知所措。

　　尽管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很好，但我还是时而感觉到，这不是我的学校，我也不应该出现在那儿。

　　那个时候很茫然，不知道怎么去抵抗这些冲击，但就是很不舒服。你能做的只是把每一天的事情做好，把每天该上的课上好，该做的作业做了。有些事情能消化的消化，不能消化的就悬置在那儿。现在想的话，好像是这么一天一天过下来了，一些困扰慢慢地被缓释。

　　经历过高一痛苦的适应和学业的失败后，高二我转向了文科，成绩终于好了一些。最终，我在这个“不应该出现”的地方通过高考迎来了命运的转机。

　　“教育对不同人存在的意义不一样”

　　新京报：你的研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程猛：我讲述寒门子弟故事的演讲视频发布到网络后，有人觉得自己被看见、得到安抚和疗愈，也有人会质疑“讲述这些有意义吗？”还有人觉得“将将触及了问题”。

　　我倒没有因为一些质疑或批评的声音而觉得被误解，因为不同的人会对如何讲述这些寒门子弟的故事有非常不同的理解。我认为讲述是有意义的，这是在帮助我们理解自己和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甚至可以说，“读书的料”的故事关乎我们每一个人。

　　有听众和我说，这项研究能“促进不同处境人士之间彼此的认知”。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希望看到的。

　　新京报：你觉得教育能改变命运吗？

　　程猛：教育对不同的人而言，存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它本身就承载着社会多元的目的。

　　之前很多人批评毛坦厂中学的教育模式，但我觉得对毛坦厂的批评有一点先入为主，没有考虑到这些家境相对普通甚至贫寒的学子所处的生活。农村学生改变命运的努力往往与他们所处的教育模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些孩子的父母也高度依赖学校和老师帮助自己的孩子改变命运。

　　对我而言，教育肯定是改变了我的命运，不然我今天也不可能坐在这里。

　　寒门子弟和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一样，他们的成长高度依赖一个健全的公共支持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跨越城乡边界的社会流动与其说是个人成就，不如说是社会成就。

　　新京报记者 李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