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原新、陆杰华：人口低速增长下中国经济社会如何转型应对？

　　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人口现状？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加速、人口红利消退等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应对？围绕着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

　　“当前人口面临的结构压力比数量压力更大”

　　新京报：如何看待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

　　陆杰华：人口普查的数据传达出的信息有喜有忧——“喜”的是我们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忧”的是年龄结构，特别是劳动力结构的下行、劳动力可能老化的加剧，“忧”的还有人口增速的进一步放缓，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至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62人。另外一个中性的数据是，在流动人口方面，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这给我们的社会治理带来巨大的挑战。

　　第七次普查结果显示，我们当前人口面临的结构压力比数量压力更大——我们当前的人口国情是人口多又老，且老比多的问题更突出更值得我们去关注。

　　“中国进入世界生育率最低国家阵营”

　　新京报：家庭户均人口的下降有哪些原因？

　　原新：户均人口规模的下降本质原因是低生育率。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91年达到更替水平（即2.1），1992年以后就一直在更替水平之下缓慢下降，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之后略有回升。但是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的总和生育率是1.3，这已经到了超低生育率的临界值，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应当予以关注。

　　“把选择生育数量的机会留给家庭 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新京报：我国生育率未来趋势如何？低生育率是否会保持？

　　原新：低生育率要在短期内回升比较困难。现在增加一个孩子的成本非常昂贵，不仅仅包括经济成本，还包括时间成本、社会成本、政策成本，这些都约束了人们多生孩子的意愿。

　　新京报：近期关于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讨论较多，全面放开生育是否能提振生育率？

　　原新：中国由生育政策决定生育率走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生育政策在降低生育率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但要提振生育率很困难，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政策效应只在短期内释放，整体效应具有局限性。欧洲一些低生育率国家出台的措施，比如完善社会家庭支持政策、增加生育的津贴、延长免费教育等等，提振生育率的效果也非常有限。因此，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现象，还会持续较长时间。

　　陆杰华：我同意要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放开的节点越早越好、越早越主动。为什么？因为当前育龄妇女规模和比例都在下降，如果放晚了，这部分就错过了。

　　新京报：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关于生育政策你有何建议？

　　原新：优化生育政策意味着我国不会止步于全面二孩政策，还会进一步宽松。但放宽生育政策不是为了提升生育率，而是着眼于把选择生育孩子数量的机会留给家庭，政策层面则要在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上做文章。

　　政府需要构建一个生育安全和生育关怀的公共政策体系。首先，要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上修改、消除、废止那些与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不相符合的规定。其次，要构筑家庭发展支持政策，包括婴幼儿的托育及小学教育、陪产假、生育津贴、生育和工作的平衡制度等，以及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体系。第三，要加强生殖健康的相关服务，包括对青少年的性教育和生殖健康教育，以及婚检、孕检、产检、婴儿关怀等服务，还有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最后是整体社会环境的改变，包括文化环境、舆论环境要从原来主张少生、晚婚晚育进行转向。

　　这一体系建立起来，并不一定就会使得人们更愿意生孩子，但是这是政府的一个责任，无论家庭是否生孩子、生几个孩子，都应该公平地得到政策的关照。

　　“明后年老龄化率或超20%，进入中度老龄化”

　　新京报：如何看待我国的老龄化形势？

　　原新：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特点可以总结为四个“超”。一是超大规模的老年人口，2020年普查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亿人，据其预判2025年老年人口会超过3亿，2033年会超过4亿，到本世纪50年代达到峰值时会有5亿左右，也就是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在未来30年之内还能翻一番。第二是超快速度的老龄化进程。我国老龄人口翻一番的速度非常快，大概只要25年左右，发达国家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新兴工业化国家大概需要三四十年时间。第三是超高水平的老龄化程度，30年以后，我国会进入世界老龄化国家最高的方阵中。

　　第四是超级稳定的老龄社会，等到老龄化进程快速走完以后，本世纪的下半叶，人口结构将会非常稳定，1/6是小孩，1/2是劳动年龄人口，1/3是老年人。

　　现在更应着重关注的是农村养老问题。农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和政策的储备远远不及城市，而农村恰恰又是人口老龄化大潮冲击的第一站。

　　陆杰华：当前的老龄化速度还不是最快的时期，未来两三年可能是老龄化更快的时期，明年或者后年老龄化率可能要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

　　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区域之间的差异。31个省份老龄化水平不同，其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有些社会经济并不是特别发达的地区，老龄化速度反而更快。第二，农村的老龄化速度要快于城镇。在应对老龄化的挑战中，我们要去改变过去重城市轻农村的理念。此外，从经济发展来看，我们国家的“富”和“老”是同步的，尤其是我们的农村地区。如果我们应对老龄化不及时，可能会面临“慢备快老”的形势，即应对老龄化的准备很慢，但老龄化的速度很快。

　　“人口红利将由高劳动参与率转为高劳动生产率”

　　新京报：国家统计局表示，人口红利依然存在，我们当前劳动年龄的人口的总规模大概还是8.8亿人。但与2010年相比，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4000多万人。如何看待当前的人口红利？

　　原新：我国的人口红利不会消失，而是会转型。人口机会需要经济条件的匹配，只有当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决策能够与人口机会相匹配，才能够将人口机会激发起来，转变成经济的红利。

　　未来，我国依然具备人口机会。到本世纪末劳动人口约为6.5亿，劳动力规模依然庞大，劳动力的供给优势还是存在的。受教育水平突飞猛进，未来我国的人力资本的存量会越来越雄厚。另外，延迟退休也将成为劳动力的支撑力量之一。要将这样的人口机会转变成红利，需要经济的转型。我国经济不能再依靠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了，而要转变为依靠资本密集型、金融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提升劳动生产率。

　　人口机会会随着人口转变发生转型，收获人口红利的手段和条件也会转型，未来的人口红利将由高劳动参与率转变为高劳动生产率。

　　陆杰华：我国当前还是人力资源大国，但不是人力资本的强国。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是，要改变和超越过去人口红利的模式，要从依靠劳动力数量转向依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通过提高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等把教育的红利变成经济发展的红利，形成我们第二次的人口红利。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顾志娟 侯润芳

　　本版图片/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