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手稿》 矢口否认的回忆与爱尔兰民族伤疤

　　“沉默会在你自己身上留下一个缺口，然后在你孩子身上留下一个缺口，最终，会导致整个国家的自我意识也出现缺口。”

　　塞巴斯蒂安·巴里的《绝密手稿》入围布克文学奖后，他在接受访谈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巴里从惨痛曲折的家族秘史里提炼祖先们的故事，他们漂浮在血迹斑斑的爱尔兰历史中，被排挤在宏大的主流叙事之外，已经被迫沉默了太久太久。

　　巴里作为第一位两度荣获司各特历史小说奖的作家，注定要成为这个打破沉默、填补缺口的先行者。他以一位被驱逐到孤岛的叔祖母为原型，创作了《绝密手稿》的主人公萝珊·麦科纳提，借这位曾经风华绝代的百岁老妪之手，书写在爱尔兰动荡年代中裹挟沉浮的女性命运。

　　少女与墓园：尘封的爱尔兰往事

　　《绝密手稿》的故事发生在爱尔兰西北部海岸的斯莱戈郡，萝珊·麦科纳提被关在罗斯康芒精神病院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她在人生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将自己的尘封往事写在日记本中，藏在一块松动的地板下面。与此同时，萝珊居住的精神病院将要被拆除，新建的病院床位不够，65岁的高级精神科医生格林需要对每个病人重新进行病情评估，以便决定让哪些病人出院回归家庭。萝珊作为病院中最年长的病人，她的神秘过去引起了格林医生的强烈好奇心。

　　在萝珊的自述中，她回忆自己从少女到嫁为人妇，再到陷入流言蜚语，被诽谤为性欲亢进的花痴症，最后被所有人抛弃、独自产子，由于弑婴的罪行，被丈夫的家人送到精神病院的经过。而在格林医生的备忘录中，他以第三方资料为参考依据，对萝珊的叙述进行观察和评估，直到发现了一个连萝珊都不知道的惊人秘密。

　　通常而言，这种自传体叙事都带有明显的局限，那就是“不可靠性”。巴里对此不仅没有回避，反而利用这一点，以诗化的语言风格和生动的感官回忆，在主流历史和个人记忆的矛盾中，营造出某种结构性的真实。

　　最典型的情节，是萝珊回忆少女时代那个惊心动魄的墓园之夜。那是1922年，爱尔兰刚刚结束力图摆脱英国殖民的独立战争，签订了《英爱条约》，把爱尔兰岛分割为两部分——北部6郡继续由英国统治，称北爱尔兰；南部26郡成立爱尔兰自由邦，由新芬党执政，名义上享有自治自决的全权，但其外交和一部分内政仍置于英国监督之下。然而，一部分新芬党人拒绝接受《英爱条约》，坚持建立独立统一的爱尔兰共和国，因此新芬党分裂为两大政派，二者随即爆发内战。

　　当时，萝珊的父亲约瑟夫是斯莱戈的守墓人，一天傍晚，父女二人在墓园小屋中闲谈，几个共和党士兵抬着一具尸体闯进来，要求约瑟夫掘墓埋葬这个死去的战友，并让萝珊去请当地的冈特神父来为死者进行终傅圣事。萝珊急忙找来冈特神父，神父到了墓园才得知实情，大为不满，因为主教禁止向叛军行终傅圣事。正在这时，自由邦军人破门而入，与共和党士兵发生冲突，并将其逮捕。

　　然而，冈特神父的说法大相径庭。他声称，萝珊看到几个男人趁着夜色在墓园中下葬，她感到奇怪，告诉了父亲约瑟夫，第二天约瑟夫挖出了那口棺材，里面全是枪械。更难以置信的是，里面还有一份秘密集会的记录，居然写着与会者的姓名和地址，自由邦军人就靠这份名单抓捕了共和军士兵。

　　值得注意的是，《绝密手稿》与其他自传体小说不同，通常用于佐证或者纠正传主的第三方资料，也并非完全可信。在冈特神父的记录中，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却对当时明显不合常理的情形了如指掌。显而易见，冈特神父就是靠着这份虚构的记录，摆脱了为叛军行终傅圣事的污点，日后才能在教会中飞黄腾达。

　　那么，萝珊的自述就一定可靠吗？其中最大的疑点就是，向自由邦军人告密的人究竟是谁。当时最流行的说法和目前最合理的推测，都将矛头指向萝珊。但萝珊对此坚决否认，她最强有力的辩护是，她没有任何理由去告密，只要按那些共和党士兵的话去做，他们就不会伤害她父亲这样一个普通的守墓人。

　　我们不该忘记，衰老和精神创伤早已开始销蚀萝珊的记忆，出于有意或者无意，她在某些重要节点上进行了删除、置换和矫饰。萝珊坚称她的父亲仅仅是个守墓人，但在格林医生查到的官方记录中，约瑟夫在成为守墓人之前，是斯莱戈皇家爱尔兰警队的队长，也就是共和军的死敌。

　　荡妇与病院：身份桎梏和性别秩序的双重压迫

　　早在爱尔兰独立战争期间，共和军作为新芬党的武装力量，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脱离英国殖民，采取暗杀高层官员、发起武装暴动和发动恐怖袭击等等激进手段。为了镇压暴乱和恢复秩序，英国政府授意组建皇家爱尔兰警队，虽然警队成员大部分都是爱尔兰人，但共和军将其视为英国政府在爱尔兰的耳目和走狗，双方屡屡发生激烈冲突。然而《英爱条约》签署以后，皇家爱尔兰警队在新成立的爱尔兰自由邦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警员遭到遣散，回到对其充满敌意的同胞中。

　　萝珊的父亲约瑟夫就是被遣散的警员之一，他失业后无以为继，为了养活心爱的妻子和女儿，他向冈特神父卑躬屈膝，甚至用手当烟灰缸接住他抖落的滚烫烟灰，好不容易找了份守墓人的差事。

　　可以想象，当萝珊看到手无寸铁的父亲被几个共和军士兵包围，会何等恐惧。这些反约派共和军，原本就是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对曾经的新芬党战友也能痛下杀手，更何况约瑟夫这样的爱尔兰叛徒。为了保护父亲，萝珊很可能在找冈特神父之前通知了自由邦军人，但她所见到那几个共和军士兵，又并非穷凶极恶，他们为死去的战友真心哀恸，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让死者安息，他们冒着危险从躲藏的山中来到镇上，却由于萝珊的告密，使他们年轻的生命提早凋零。

　　出于负罪感，萝珊篡改了这段记忆，并矢口否认父亲曾是警员，这样一来，她既能保护挚爱的父亲，又能免除伤害他人的痛苦。

　　然而，约瑟夫的凄凉命运不仅来自他的政治身份，也来自他的宗教身份——在天主教居统治地位的爱尔兰自由邦，约瑟夫是一名长老会新教徒。事实上，这也是爱尔兰岛划分南北的依据，北方6郡大多是新教徒，而南方26郡大多是凯尔特天主教徒。

　　约瑟夫作为信仰新教的前皇家爱尔兰警队成员，在爱尔兰自由邦属于双重边缘身份，受到来自政治和宗教两方面主流权威的打压，举步维艰，这也导致了他最后悲惨的结局。更糟糕的是，他的女儿萝珊，不仅完整继承了他的政治身份和宗教身份，还有几乎等同于原罪的第三重边缘身份——性别身份。

　　萝珊的不幸在于，她除了是个女人，更是个美貌的女人。她由于政治和宗教原因迟迟得不到丈夫家人的接纳，又遭到天主教神父冈特的极端厌恶和恶毒攻击，仅仅因为她和男人走在一起，就被认定为放荡淫邪，先是被驱逐到杳无人迹的浅滩岭，被称为“堕落的女人，巫婆，越界的人”，随后又被关进精神病院，饱受屈辱，成为性别秩序的受害者，陷入漫长的折磨中。

　　萝珊的中青年时代，正值爱尔兰保守主义政治最强劲的阶段，而她的精神创伤，也是二十世纪前期爱尔兰妇女悲惨命运的缩影，像她和她父亲这样被长久剥夺话语权的边缘人物，充分显露出当时的爱尔兰在政治、宗教和道德上的专制、保守和偏激。

　　正如巴里所言：“即使没有其他原因，为了其自身的完整，一个真正的国家也必须承认自己的一部分是凶残的、危险的、极不文明的。”他秉持这一理念，创作了包含《绝密手稿》《长日无尽》在内的“麦科纳提家族系列”，以及包含《漫漫长路》《在迦南的那一边》在内的“邓恩家族系列”，让那些以真实家庭成员为原型的人物在作品中反复出现。例如《绝密手稿》中与萝珊短暂邂逅的伊尼斯·麦科纳提，也是巴里早期作品《埃涅阿斯·麦科纳提的行踪》的主人公，和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一样背井离乡，遭到共和军追杀，流亡多年后客死他乡。

　　值得注意的是，巴里通过这些游离于主流历史叙事之外的边缘人物，以个人史、家族史指涉民族史，并非为了控诉，而是为了治愈。事实上，“创伤与治愈”作为巴里作品中永恒不变的主题，在将近40年的写作生涯中，促使他拾掇、拼凑那些被“饥饿的历史风暴”席卷而去的人类碎片。正视创伤性事件、揭示民族伤疤，既是治疗受害者的先决条件，也是恢复公共秩序的基本前提，巴里填补沉默的缺口，呈现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偏差，力图以更具包容性的身份定义，让饱经创伤的爱尔兰民族焕发全新的精神力量。

　　□临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