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劝阻十余万人 挽回损失8亿

　　“您好，我是海淀反诈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接到预警，您很有可能遭遇电信诈骗了。”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反诈中心拦截劝阻组里，几名年轻的小伙子头戴耳麦，眼睛盯着电脑屏幕，翻动着手里的预警线索，正逐个给事主打电话。

　　电话那头，可能是退休老人，也可能是大学生、公司白领、外卖小哥。

　　他们刚刚都接到过诈骗电话，在被北京市公安局反诈中心预警平台发现后，这些地处海淀辖区内的“准受害人”会接到号码为96110的劝阻拦截电话。

　　海淀分局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心自2018年9月成立，民警邹红带着9名年轻队员扛起了拦截劝阻的大旗，与诈骗分子斗智斗勇。

　　近3年时间里，他们已经预警劝阻群众十余万人，挽回损失八亿余元。

　　“哦，原来是这样啊。”“天呐，我差点就相信他（骗子）了。”对于刚加入海淀反诈中心的年轻劝阻员来说，事主接到电话恍然大悟的那一刻，是他们成就感爆棚的时候，“咱这工作没白干。”

　　“您很有可能遭遇电信诈骗了”

　　拦截劝阻组的办公室里，整齐排列着八个工位，相邻座位间用20厘米高的毛玻璃隔断。

　　预警平台不断推送信息，邹红戴上耳机，拨通了事主的电话。

　　“您好，我是海淀反诈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接到预警，您很有可能遭遇电信诈骗了。”“你才是骗子！”电话随即被挂断。

　　电话再一次拨通，“您耐心听我说，您刚才是不是接到可疑电话了？涉及钱吗？千万别转账！”“嘟”……电话再一次被挂断。

　　隔壁座，年轻民警的电话则相对顺利。事主很感激，“嗯，我知道刚才那个电话是诈骗电话，我没有信，我没上当。”

　　邹红说，每次进行电话劝阻时，遇到的情况都可能不同。为了避免大家在工作时互相干扰，也阻挡不好的情绪互相传播，才专门在不同座位间用毛玻璃进行隔断。

　　邹红是海淀分局反诈中心的老民警。此前，她做过10年的案审民警，自2018年9月海淀分局的反诈中心成立以来，她带着9名年轻队员扛起了拦截劝阻的大旗。

　　拦截劝阻组的工作，就是要把那些接到诈骗电话后将信将疑、已经被骗子话术“洗脑”、正在被骗子“物理隔离”、或者是已经被骗子用手机“控制”起来的事主从被骗的边缘拉回来。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邹红和同事需要从事主的话里判断，他是真的没有上当，还是已经被“洗脑”在配合着诈骗分子演戏，再或者，有时候正在与民警对话的，有可能就是诈骗分子本人。

　　骗术升级下的“斗智斗勇”

　　骗子也在和民警“斗”，招数和手段不断更新升级。

　　“反诈中心成立之初，一次电话拦截中，刚开始我们联系不到事主，后来电话接通后，对方称确实被诈骗。我们就建议他赶紧去派出所报案，告诉他最近的派出所在什么位置、怎么去。”邹红回忆，当时她能听出来电话那头，“事主”也很着急，周边声音也很嘈杂，像是在去派出所报案的路上。

　　但后续反复联系，“事主”还是没去报案。

　　邹红说，直到联系事主家属，才知道家属一直无法与事主取得联系。

　　“我们当时还疑惑了一下，说我们可以打通啊，但很快恍然大悟，骗子把事主的电话呼叫转移到自己的手机上。而他家属打的电话，骗子怕声音暴露没接。直到联系上真正的事主时，他说压根没接到我们的电话。”

　　经验就是在工作中总结出来的。

　　邹红事后回听了这通电话，发现骗子在假扮事主时，还模拟了一个在路上的环境，周边有车经过、有路人说话的声音，目的就是将事主与外界通讯“隔离”。

　　诈骗分子进行呼叫转移的方式不止这一种。邹红后来发现，在进行劝阻拦截时，骗子还会将事主A的电话转接到事主B的电话上。

　　“这种迷惑性就更强了，我们打电话做工作时，B是已经被骗的事主，他焦急的状态和被骗的经过和我们问的完全可以对得上，但就在这期间，我们错失了对A的最佳拦截时间，接下来A可能也被骗成功了。”

　　复杂的情况给了民警更多考验。邹红说，他们会经常复盘一些案例，细查骗子和真正事主的差别。

　　“跑赢跑不赢，有时候就差几秒钟”

　　拦截中心也需要和社区民警紧密联系。

　　对于反复多次电话联系不上的事主，民警会通过他的家人、朋友、同事去寻找，同时要联系属地派出所民警赶紧出警当面劝阻。“这时候事主很可能已经被骗子‘控制’住了，甚至被进行了‘物理隔绝’，这是最危险的。”

　　海淀公安分局中关村派出所王天宇做了近10年的社区民警，他也明显感觉到基层工作的变化。

　　过去社区出警多是办理偷盗自行车、开门撬锁一类案件。现在这类案件少了，超过一半的精力都投入到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上，“没变的是我们还是得赶时间、加速跑，但这次追的是躲在暗处的诈骗分子，跑赢跑不赢，有时候就差距几分、几秒钟。”

　　就在4月11日，王天宇所在的海淀分局中关村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信息，辖区内有人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根据信息指向，王天宇找到了孟女士上班的公司，位于某园区的9楼。他在路上急速奔跑，还不断拨打孟女士手机，但对方电话一直处于占线状态，“这种情况就很不妙了，于是我一边跑又一边联系她公司领导，看看她在不在单位，要先把人控制住。”

　　王天宇赶到孟女士公司时，同事恰好也找到了她。此时孟女士手里的电话还未挂断，电话那头正是诈骗分子。

　　“她见到我时一下子蒙了，因为对方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她已经信了，这会又恰好来了警察，还以为是要抓她走。”王天宇说。

　　冒充公检法人员诈骗是近年来比较常见的电信诈骗。骗子会告诉事主涉嫌违法犯罪，并发送网址链接，其中有伪造的通缉逮捕令。事主在惊慌失措下，很容易就按照骗子说的方法将自己的钱财转到一个所谓的“安全账户”里，同时将提现的手机验证码提供给了对方。

　　王天宇提到，当时孟女士已经添加了骗子的QQ号，根据对方的指引从一个网站上下载了印有自己照片和个人信息的虚假“逮捕证”。“她看到逮捕证时心里很慌张，我赶到时，她正根据骗子的指导进行贷款，一般骗子会让事主多个渠道贷款，将钱款转到一张卡上，再远程控制事主手机，拿到取款验证码。这时候事主的钱就完全不由她自己控制了。”

　　拦截成功后王天宇发现，从接到拦截消息到找到事主不过10分钟时间，其间他跑了3栋写字楼。

　　“直到把你拉回来为止”

　　除了速度的拼抢，拦截民警面临更棘手的情况是，事主已经对骗子深信不疑，“一边被引入泥沼，一边还在和警察对抗。”

　　邹红回忆，她遇到过一位对民警劝阻“顽强抵抗”的老太太，除去打电话外，她和社区民警登门劝阻，但对方并不搭理民警，声称自己没有被骗。但根据经验和掌握的情况判断，邹红确定，这位老太太和骗子联系频繁。

　　“刚开始她丈夫对这事也不上心，但在我的提醒下，他发现家里有房产证不见了，这时才慌了。”根据经验，邹红觉得事主已有经济损失，于是向市反诈中心申请保护性措施，并让事主丈夫把所有银行卡、U盾和房产证都收好，以防老太太转账、抵押贷款甚至卖房。

　　又过了一天，邹红从老太太丈夫口中得知，“她独自背包出了门。”发现情况不对，邹红赶紧追踪，最终在一家宾馆找到了事主，彼时她正在通过远程视频和骗子进行联络。

　　“这也是骗子的惯用手法”，邹红向新京报记者解释，骗子会以防止“泄密”为由指挥事主离开家到附近宾馆开房与他通话，实际上是要通过视频和远程操作掌控事主的手机，“只要在事主的手机上下载一个木马软件，你的各种信息，骗子都能轻松获取。”

　　即便如此，老太太还是没有走出“迷糊”，觉得这些北京警察就是骗子口中的“干扰调查的涉案警察”。

　　在邹红的强烈建议下，老太太到银行查了存款，发现卡里原有的钱都不见了。即便如此，她还是不信任邹红，甚至觉得钱没了是邹红“搞的鬼”。民警只好发动她身边亲近的朋友和家属反复做工作，又过了四五天，老太太终醒悟，去派出所报了警。

　　邹红回忆说，这位事主接到的是冒充“通信管理局”的来电，对方说她名下手机卡涉嫌发送大量不良短信，被强制停机，还欺骗事主，说她涉嫌贩毒洗钱，要抓捕她，经协商可远程办案，要求她对家人朋友和北京警察都要保密。

　　“骗子甚至在电话里说，也有很多北京警察涉案，绝对不能走漏消息，否则你要承担法律后果。”于是老太太一直配合对方“调查”，做了“远程笔录”，进行“资产清查”，下载了对方提供的“安全软件”。

　　“这算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邹红回忆，劝解工作前前后后进行了一周多，所幸的是在他们工作介入后，老太太的钱没有再出现损失。

　　王天宇提及，他也追到宾馆去拦截过一位女事主，对方落入冒充公检法人员的骗子圈套，在一家宾馆开了房，打算与骗子单独视频聊天。“这就是物理隔绝，骗子不让你有与别人商量甚至自己思考的余地，一股脑给你灌输他们的套路。通过视频聊天掌控了事主的手机屏幕。”

　　王天宇追上门说明缘由后，女事主“哇”的一声哭出来，当场失控。

　　后来她告诉王天宇，当时已经在按照骗子的指引输入银行卡信息了，卡中的七万多元钱是自己在北京餐馆打工一点点攒下的，用来养活老家的老人和孩子。“她知道这个钱差点被骗后又惊又怕，但还好最后悬崖勒马没有酿成大祸。”

　　事情发生在2017年，这是王天宇第一次成功将事主从诈骗中拉回，“她得知真相后的那种复杂情绪发泄，我这辈子都难忘掉。”

　　内心在误解谩骂中强大起来

　　到如今，海淀反诈中心拦截劝阻组成立已有三年时间。当初的白墙上现在挂着多个锦旗，“无形战线，忠诚卫士”“人民卫士，反诈英雄”……这是事主对拦截民警的最佳褒奖。

　　更多锦旗成摞叠好被收藏在柜子里，邹红感觉沉甸甸的。

　　“这几面锦旗背后，劝阻的金额可不小啊。”她开玩笑说，这是反诈中心最贵重的东西，也是他们工作的意义。邹红统计，自2018年9月海淀分局的反诈中心成立以来，这支不到10个人的拦截小组，三年预警劝阻群众十余万人，挽回损失八亿余元。

　　成绩的背后，民警们也曾经历被误解、质疑、甚至是谩骂。

　　邹红记得，一次拦截电话拨通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对方听了来意不由分说张口就喊，“你们什么人啊！这么晚了还打电话，让不让人睡觉了。”邹红觉得愤怒又委屈，回他，“我们什么人？我们是警察，这么晚了我们一直在工作，这是为了您钱包的安全。”

　　今年1月刚刚进入反诈中心工作的孙博晗一度不能适应，这和他想象中的公安工作不一样。

　　“我以为警察破案、抓人，很威武的样子。但事实上，我刚开始打电话时一度崩溃，对方不相信时，说话很难听，我心里委屈，特想抓起手边东西狠狠摔一下。”他每天要沟通很多事主，有的事主需要反复联系，有时为了找到事主本人可能要联系至少两三个事主身边的人。

　　这里除了邹红，基本都是二三十岁的同龄小伙。他们的工作感受基本相同，时常互相劝慰和疏解，邹红还会买魔方让这些年轻人们解压。

　　不到一个月时间，工作方式熟练起来，他觉得轻松了些，“心里也更强大了，对方如果对我态度不好的话，想必是对骗子深恶痛绝，只要他没受骗上当，就是好的。”

　　而自从做诈骗拦截工作后，孙博晗给亲戚朋友打电话时也变得“神经兮兮”。对方若是没接听，他脑海里已经出现骗子和朋友交流的画面，“他电话是不是被骗子呼叫转移了”“他不会被骗子洗脑了吧”。

　　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