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种者说 畜禽种业如何“出圈”

　　按照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年）》，我国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已超75%，但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在农业育种领域，越高级的生物，育种所要花费的时间越长。比起农作物可以通过南繁育种缩短育种年限而言，畜禽育种几乎没有捷径可走。而且长期以来，我国畜禽种源培育面临 “引进-退化-再引进-再退化”的怪圈。如何“出圈”？畜禽“卡脖子”的环节有哪些？新京报记者分别与陪伴这个行业共同成长了10年、20年、30年的专家们聊了聊。

　　生猪育种：重引进轻选育局面必须转变

　　人们很少像当下这样关注猪肉，猛涨猛跌，新闻总是不断。事实上，价格仅能反映供求关系，育种才能决定产业的真正命运。

　　我国的生猪育种领域，更多的问题集中在生猪品种国产化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认为，“育种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引进之后，基于产业需求再加强遗传选育提升种猪性能的过程。”朱增勇谈到，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育种体系，只是在生产效率上，仍低于欧美品种。朱增勇以“每头母猪提供的商品猪数量”这一参数举例，“在2017年的丹麦，这个数字已经可以达到33头了、德国达到了28头以上，而国内的平均水平则在17-18头之间。”

　　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除了我国生猪育种起步相对较晚、原创性研究不足以外，朱增勇认为，我国生猪企业不愿自主培育，企业间信任度不够，同样羁绊住了国内生猪育种的发展。“育种需要持续研发投入，部分企业急于抓住市场红利，会在猪价较高的时候，增加引进国外品种的频率，但他们往往只简单通过引进品种扩繁，并没把精力放在品种选育上面，长久地做下去。”

　　白羽肉鸡：唯一完全依赖进口的品种

　　上周，2021首届国际畜禽种业科技创新峰会在南昌举办，会议上提到要力争实现白羽肉鸡品种“从0到1”的突破。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赵桂苹当时就在场，而会议强调的内容，正是赵桂苹最主要的工作。

　　畜禽种业已经陪伴了赵桂苹近30年。1992年，大学毕业的赵桂苹，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国家的育种企业中饲养进口白羽肉鸡。这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引入中国的块大型肉鸡，与我国传统的黄羽肉鸡相比， 42天就出栏上市，更适合工业化生产。研究生毕业后，赵桂苹又在农科院畜牧研究所育种团队工作至今，和白羽肉鸡打了太多年交道。

　　同为畜禽育种，生猪改良国内核心品种，只需引进10%种源，然后做杂交改良。“可白羽肉鸡无法靠少量引进去改良，引进不了纯系的种源，目前国内引进的是白羽肉鸡的生产群，这种祖代鸡引进回来后，是用于生产的，无法进行育化。对于生猪来说，每年买10%就可以更新核心群，而肉鸡是需要100%地引进，而且量极大。”赵桂苹说。

　　白羽肉鸡，目前是中国畜禽领域唯一全部依赖进口的品种。赵桂苹说，长期以来引进国外种源，使得国内白羽肉鸡的供给受制于人，对于产业下游的生产影响非常大。由于完全依赖进口，白羽肉鸡的定价权也完全被国外垄断，同时，种源的安全性也无法绝对保障。从这些意义上来讲，我国在这个领域中长期处于被动，在赵桂苹看来，白羽肉鸡的种源问题是真正“被卡住了脖子”。

　　肉牛育种：20年育种史只算刚刚起步

　　与生猪和肉鸡相比，我国肉牛产业起步更晚。直到清末，我国民间都没吃牛肉的习惯，真正的肉牛产业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才终于起步，由于没有建立自己的肉牛品种，为满足市场需求，所用的还是存栏的役用牛。中国农科院牧医所牛遗传育种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李俊雅介绍，我国肉牛育种的历史，至今也才20来年，育种数据远远比不上国外上百年的积累。

　　时光倒退20年，那是2000年初，山东人张青云在中国农科院工作了7年，最终选择回到家乡以畜牧业为方向创业。他今年65岁，当过兵，学过医，在种业领域，没有任何科班经历，但在全国牛肉产量位居前列的山东，他所创立的山东科龙畜牧产业有限公司，却是农业部在2008年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保种场。

　　秦川牛、晋南牛、南阳牛、鲁西牛、延边牛被称作中国五大良种黄牛品种。位于山东济宁梁山县的这个国家级保种场，保育的正是鲁西牛。张青云说，这个品种以遗传性能稳定大、役肉兼用、肉质鲜嫩为特征，但同时，传统的鲁西黄牛也有增长缓慢、增重不多等弱点。

　　我国牛肉总量中，绝大多数的占比都来自于黄牛与国外肉牛品种的杂交牛。张青云的公司里，也有来自国外的品种，但引进的品种并不会被用于杂交育种。“我们只是会参照国外品种的情况，改良地方品种。”张青云也谈到了“引进，退化，再引进，再退化”的怪圈，“这是因为国外最好的种质资源是不可能给咱们的。现实情况是，我们都明白育种这件事的前景很好，可做大做强对于民营企业来说非常艰难，资金投入实在太大。”

　　耗时耗力 畜禽育种路上的那些坎坷

　　事实上，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并没参与育种工作，农业经济才是他的原本专业。11年前，朱增勇开始从事畜牧产业经济研究时，最开始对种业一窍不通，甚至搞不清包括曾祖代、父母代、商品代等畜禽原种的级别，面对采集数据中的“商品代蛋雏鸡”，他讲起最初还因为不会断句而闹出过笑话。

　　多年以后，从事畜牧产业经济和市场预警研究的朱增勇，也更像是国内畜禽种业发展的旁观者。“育种本身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耗时耗力，得耐得住寂寞。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承受住了艰苦，耐住了寂寞，培育出了新的品种，就算是成功了，因为新品种最终还需要接受市场的选择。”

　　残酷的是，时间的积累、大量数据的记录，经常并不通往成功。科研过程中的瓶颈总会令人倍感懊恼。

　　瓶颈有的是因为技术上难以攻克，“比如我们之前培育的一个品种，料肉比一直降不下来，与国外差0.2、0.3的样子，但要知道，对你寄希望于广泛用于生产的品种来说，差一丁点，差距也是非常巨大的。”

　　有的瓶颈是来自资金投入，“比如为了改善育种条件，增强防疫措施，有的企业会重新投资选址新建育种场，这一个厂建起来，就是2.4个亿，但对于育种来说，投入这么多资金，却只算开始。”

　　还有的瓶颈，则源于国外施加的压力和壁垒。赵桂苹提到，国内知名的企业曾在宣布自主育种之后，便被国外种源企业切断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国外不再卖给这个企业任何产品了，企业必须自己去完成品种的研发，才能维持生产。”

　　育种攻坚 产学研和科企合作待提升

　　谈及育种过程中最需突破的方面，专家们都提到了设备和研发投入的不足。

　　张青云一直觉得挖掘和保护地方物种，发挥良种优势，是突破国内肉牛卡脖子问题的关键。在他看来，问题出在落后的技术、应用和投入，而并非在于本土品种的先天劣势。

　　朱增勇谈及我国生猪育种体系主要分为两种，“相对于国外的话，种猪公司相应的全基因组育种技术和国外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而大企业的育种板块，多是依附于企业养殖服务，地位很边缘。”

　　“大量的研究人员在高校研究技术，但大量的育种企业对于新技术的应用程度非常低，这也是一直没有破解的问题。”赵桂苹和朱增勇都谈到，在产学研方面，包括科企的合作机制方面，仍有非常大的值得改善的空间。

　　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