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士莪 普通种子在大学找到了肥沃土壤

　　1947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杨士莪 男，汉族，祖籍河南省南阳市，1931年生于天津市。我国著名的机械与运载工程专家、水声工程学家、中国水声科技的主要开拓人之一、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第一批国家特殊津贴获得者。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抗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杨士莪（音同俄）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前，正赶上国家建立海军，杨士莪肄业入伍，来到大连第一海军学校任教，自此与海结缘。

　　他从苏联进修回来，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筹备中国首个水声专业，教学生、也培养教师，他成了机械与运载工程专家、中国水声科技的主要开拓人之一。1995年，杨士莪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如今，被称为“90后”院士的杨士莪已经退休，却还在坚持给研究生上课。谈及自己的大学时光，90岁的杨士莪说，“我只是一颗普普通通的种子，不过是在大学时遇到一些好老师、好同学，就像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考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

　　新京报：你是怎么参加高考的？

　　杨士莪：我考大学是1947年，7月初，我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后来又去考了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

　　新京报：考试过程是怎么样的？

　　杨士莪：当时清华大学在南京租了个空房子当考场，考了语文、数学、英语还有物理、化学。我们考了两天，一人一个位子，用铅笔和钢笔答题，考试形式和现在的高考差不多。最后我考上了清华物理系。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高考？

　　杨士莪：学习总归是有用的，但考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考上了挺好，考不上也不见得没出息，要平常心对待。

　　上大学要学三件事，做人、做事，最后是学知识。我后来做教授时老跟学生说，再有名的教授，也不能教给你10年、20年以后的新科技和知识，要靠自己的学习意志和创新能力。

　　宿舍四人里三个是院士

　　新京报：大学课堂是什么样的？

　　杨士莪：清华物理系有个特点，一年级上完了，普通物理、高等数学那些科目，考75分以上才允许入系。我们入学的时候系里五十多人，到了二年级就剩三十多个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些老师不是只教你知识，而是教方法，这对我影响很大。

　　新京报：大学期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经历？

　　杨士莪：我所在的宿舍是个学霸宿舍，四个室友中，周光召、高伯龙和我三个人后来当选了院士。

　　新京报：那时候的大学生学习热情很高？

　　杨士莪：当时我们班统计过大家的学习时间。像我这种爱玩的，也经常在图书馆看书，一个礼拜大概学习60个小时。周光召这种刻苦的，一个礼拜的学习时间都是75个小时以上，每天都有十多个小时。

　　我不是同学中最厉害的，室友高伯龙老骂我“贪玩”，揪着我的后脖颈带我去图书馆。后来想想，如果不是大学遇到了这些好老师、好同学，我不就出溜了嘛。

　　88岁还出海实验，要尽可能发挥余热

　　新京报：你毕业之后去哪里工作了？

　　杨士莪：20世纪50年代初，正赶上国家要建立海军。大连海校到北京抽调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当教员。那时候我读大学四年级，学业还没读完，就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入了伍。

　　1952年，我到了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现在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当老师。1957年，到苏联科学院声学所进修。那里有四个研究室，其中两个对中国人是不开放的，一个是舰船噪声，一个是声纳，都涉及国防机密。当时我就知道，要干这东西就只能靠自己。

　　1959年我回国，年底正式作为中方副队长参加了南海考察。1960年，我在哈军工筹建水声专业，这是中国第一个、到现在也是中国唯一一个比较完整的水声专业。

　　新京报：有没有经历过比较艰苦的时候？

　　杨士莪：1994年，我主导对南海的水声考察，天气热，也晕船。我就唱歌鼓励大家，安抚队员的情绪。在南沙群岛的时候，没有饮用水，船底的压载舱里有淡水，但上面漂着一层柴油，烧开了就照常喝。

　　新京报：你后来做了大学老师，有什么教育心得？

　　杨士莪：后来我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当老师，我喜欢在课堂上提问，要启发学生而不是灌输。我总是说，我只是一颗普普通通的种子，不过是上学期间遇到过一些好老师、好同学，就像找到了肥沃的土壤，所以就长出苗了。

　　新京报：退休之后你还在坚持工作？

　　杨士莪：2019年我88岁时退休了，但是那一年我还在出海实验。

　　我上个月还在给研究生上课。就像我之前说的，人虽然退休了，但是为祖国做贡献的工作是不应该退休的。要尽可能地发挥余热，做到夕阳虽落苍山后，犹映晚霞满天红。

　　新京报记者 彭冲 黑龙江哈尔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