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新中国的动员令从这发出

　　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村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身后，一处幽静的小院，静静地坐落在山腰。

　　这里曾经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晋察冀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聂荣臻元帅，在这里住了10多年。

　　毛泽东率领党中央进京之前，曾计划把这里作为最后的驻足之地，在这里举行了著名的“城南庄会议”，并发出了成立新中国的动员令“五一”劳动节口号。

　　城南庄村位于胭脂河畔、菩萨岭下，它曾经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是阜平县建立人民抗日武装的第一村，更是中国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堡垒村。

　　1932年成立党支部

　　今年72岁的李银虎是村志编纂者之一，对城南庄村的历史如数家珍。他介绍，1927年，中国共产党阜平县特别支部就已经成立。城南庄村的胡凤翔来到阜平县城加入共产党，成为阜平县最早的11名中共党员之一，为党组织在城南庄村的壮大播下了种子。

　　1932年，城南庄村成立党支部，胡凤翔担任村支部书记，并担任村民们入党的介绍人。“党支部成立的仪式和入党宣誓在城南庄村东山上的一处树林里举行，那个时候仪式是秘密进行的，没留下记号。我们后辈听父辈们说起，也只有大概方位，不知道到底是在哪棵树下宣的誓，但入党的仪式并没有省略掉。”李银虎说。

　　1933年，保属特委和定县中心县委制定“行唐团山暴动”计划，集中地区所辖的地下党的力量，夺取县警察局和保卫团的武器。

　　城南庄村的地下党员郝玉明、谷子珍都是当初的参与者，在短时间内便筹集好枪支，准备率先夺取城南庄区公所的武装。但因为保属特委和定县中心县委组织不周而走漏风声，“行唐团山暴动”计划胎死腹中。但是城南庄村的党员们在这次行动的筹备中，收获了组织经验和成员团结。

　　据《城南庄村志》载，“城南庄村是阜平县中共党员控制村政权的第一个村。郝玉明、谷子珍当上村长后，对村政权进行改革，将旧政权摊派在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改为按土地摊派，减轻贫雇农的负担。”

　　郝玉明在担任城南庄村支部负责人后，一边宣传党的政策方针，一边秘密发展党员，但在1934年因叛徒出卖而被国民党保定行营抓捕，关入北京草岚子监狱。直到1937年才得以释放。

　　“在郝玉明被关的三年多时间里，支部工作一直都是由我负主要责任。虽说我们没有停止斗争，可是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我们就像没娘了的孩子，断了线的风筝。”谷子珍在《胭脂河畔的一支火把——忆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的成立》里写道。

　　胭脂河畔走出一支义勇军

　　直到1937年，城南庄村党员们才重新和党组织建立了联系。那也是晋察冀根据地最初建立的时间。

　　“1937年11月，聂荣臻司令员带着从115师分出的3000人，来到了城南庄村。”李银虎告诉记者。时任115师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派遣郄晓峰、张毅忱、李光辉等成立工作组，和城南庄村党员们接上关系，帮助城南庄村开展运动、建立队伍。从那时起，城南庄村的革命运动才步入正轨。

　　罗荣桓将33个青年组成的队伍，命名为“抗日义勇军”，城南庄区的妇女们赶做红袖标，上绣“义勇军”三个大字，给队员们戴上。抗日义勇军在一个月内就增加到400余人，当地的百姓们将他们称为“阜平营”。胭脂河畔走出的这支义勇军，南征北战，立下了战功，涌现了英雄。

　　老支书杨文玉的父亲杨瑞文就曾是“阜平营”的一员。

　　在松柏森森的小院中，杨文玉告诉记者，1937年刚刚18岁的杨瑞文，响应聂荣臻司令员的号召参了军，参加过清风店战役、百团大战等战役，1940年因伤残复员回乡。

　　“我父亲的右腿膝盖有一个枪眼儿，右腿不能打弯。回城南庄后做了村副书记，后来又当过村支书。他不能干重活儿，但也不闲着，组织乡亲们修大坝，哪怕一瘸一拐走路，也要忙活一整天。”

　　和杨瑞文一起参军的，还有很多城南庄的年轻人，他们走出村庄，南下北上，投身救亡的战火之中。而在他们身后的村庄，则成了最核心的根据地。那座山上幽静的小院，后来也成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就住在这里。

　　村是堡垒、人是战士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内，栽有桧柏、银杏和榕树，不时听到鸟类啾鸣，尽管游人如织，仍不失清静和幽雅。

　　小院前，“坚强堡垒，前进阵地，战略支点，建国基石”16个大红字耀眼夺目。据介绍，“堡垒”的提法源自于《晋察冀日报》在1941年1月的《论阜平之克服》一文。该文写道：“阜平，素有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模范县之称……每个村庄都是堡垒，每个人民都是战士，绝非轻易撼动。”

　　晋察冀军区和边区政府1937年11月创建后，使得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以阜平为中心的红色根据地迅速增加，推动晋察冀地区军民们的抗日运动走向高潮。各军分区的部队和新建立起来的抗日义勇军、游击队，积极寻找战机袭扰敌人，在不到一个月内，就打死打伤日伪军一千多人，有力地支持了全国抗日运动的进展。

　　一枚独立自由纪念奖章，金灿闪亮，让96岁的杨贵荣想起了自己当兵的日子。1940年，晋察冀军区首长在城南庄村东河滩召开抗战反扫荡动员大会，号召有志青年参加八路军，城南庄村陈先达、陈守连、刘庆山等40多名男青年踊跃参军。杨贵荣、杨梅林、王英荣、赵志莲等10多个女孩子也要参军，她们不顾家人反对，加入晋察冀军区温塘供给部后方医院做了医护兵。

　　5月27日，记者在城南庄见到了杨贵荣。她一头银发，脸色红润，正坐在桌子前吃饭，一碗汤面很快就吃完了。

　　“我妈妈身体各方面都好，就是耳背了，不大听得见。”杨贵荣儿子郭颜虎告诉记者。

　　耳背的杨贵荣说话很响亮，喜欢大笑。“我当过两回兵，一次是1941年，在医院里学习到护理知识就直接上战场了。当时我在城南庄不远的温塘村，鬼子扫荡，轰炸了温塘，我和队伍走散了，就回了家。1945年，重新联系到组织，但档案丢了，就重新参了一回军。”杨贵荣说。

　　1945年，杨贵荣随部队转移至史家寨，并被分配到军需被服厂工作，1946年又转移到曲阳、唐县等地。石家庄解放后，军需被服厂搬迁至石家庄。

　　随着军队，杨贵荣走南闯北，参加过很多著名的战役，她不大记得到底走过多少地方了，只是告诉记者，“去的地方可多了。”她和丈夫郭秀树就是在革命队伍中认识的，两人相差12岁，在抗战中结为了革命伴侣。

　　埋雷好手“炸死一个日本指挥官”

　　在城南庄村，像郭秀树和杨贵荣这样在革命中结成的伉俪并不少见。已经去世的赵进英和丈夫也是革命伴侣。

　　5月27日，城南庄，在赵进英女儿高秀英的家里，高秀英向记者讲述了父母的故事。

　　“我妈妈是在她的娘家谷家庄入党、当兵的，后来嫁到了城南庄，我父亲是在城南庄入党的，”高秀英说，“当时是瞒着我姥姥的，因为我姥爷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所以姥姥有些害怕，不同意。”

　　赵进英14岁就成为了共产党员。1943年8月，赵进英成为谷家庄妇救会主任后，不仅积极组织妇女们为战士们做军鞋、军袜等，还组织人员跟着战士们埋地雷。

　　“我妈刚当兵那会儿，在部队里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送鸡毛信。电影里的鸡毛信都是真的，那时候根据地各个机关之间联系，都靠信件，送信的大部分是地方的党员、村民，遇到信上插着鸡毛的，就知道是特别重要的。我妈跟我说，当时她们送‘鸡毛信’，都是一溜小跑地去送。经常跑上10里地、20里地送信，信藏在鞋里，要是被日本鬼子逮着，就装哑巴。”高秀英说。

　　除了辅助前方的战士，村里的党员们还会直接参与战斗，配合部队埋地雷、打伏击等。“我妈她们几个人一起配合，前一个人先把地雷埋好，后一个赶紧用马蹄和鞋子轻按上印儿作伪装，让鬼子看不出来。地雷不能直着埋，要曲里拐弯着埋，才不易被排除。等到鬼子走了，还得小心把地雷挖出来，要不然就会炸着村民。有好多次，我妈妈埋的雷正巧炸中了鬼子。”

　　高秀英的父亲高玉明更是一个埋地雷的好手。据介绍，高玉明在城南庄村做游击组组长时，在敌人的交通要道埋设地雷，炸伤炸死十多个日本鬼子，其中还有一个鬼子指挥官，当时在阜平县一带的民间，盛传一句顺口溜：“高玉明真是赞，炸死了一个日本指挥官。”

　　2015年，赵进英受邀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高秀英告诉记者，当时是她陪着母亲去北京的。她现在还保留着邀请信件和当时参与者的名录。

　　乡亲血肉铸就的模范根据地

　　石板甬路、白墙黑瓦、方格木窗，今天的城南庄，一派现代化的气象，城南庄村党支部副书记韩国红告诉记者，很多年前，村里就通了下水，改了旱厕，现在的生活，和城里没什么两样。

　　和普通村庄不同的是，这个红色村庄，当初晋察冀根据地的核心地带，几乎每一家人，都能讲出许多革命故事。

　　据《城南庄村志》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城南庄共牺牲烈士28人，其中13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村民李新江指着不远处的青山告诉记者，那儿埋着自己的奶奶、叔叔和姑姑。

　　“他奶奶被日本人杀死的时候，才40岁出头，怀孕已经8个月。为了掩护乡亲们，被日军抓住，开膛剥肚，日军将腹中婴儿取出来杀死；姑姑还不到6岁，也被杀死。就这样，一家三口全被杀了。”李新江的夫人说。

　　李新江介绍，祖父李兴洲当时任阜平县抗敌后援会主任、县议会驻会议长，奶奶张继兰是妇救会主任。“尽管奶奶已经怀孕，但觉得自己是干部，应该为群众安全负责。所以为了掩护群众，不惜自己出来吸引日军注意力……”

　　1943年9月下旬，日军对阜平进行了时间最长、最残酷的秋季大扫荡，据载，日军在3个月内制造许多惨案。仅在1943年9月26日的“阜平平阳惨案”中，就有1000余人丧生，房屋5000余间被烧毁。

　　高秀英说，自己的爷爷当初被汉奸出卖，被敌人推进万人坑活埋。“那时候的人们抗日决心很坚定，因为他们亲眼见过日军犯下的暴行，我妈妈就曾见到一个小孩被开膛破肚。他们对抗日的决心，超出现在很多人的想象。”

　　在日本投降后，城南庄村已经成为安全、稳定的大后方，但村民们支援前线的意愿仍然强烈。

　　《城南庄村志》载，在1948年，村民赵国栋带队成立了支援前线的担架队。担架队是一站式任务，兵役站一下达任务，担架队不管白天黑夜务必立刻出发，而且要在确保伤病员人身的安全情况下实现不同地点的转移。

　　“我也抬过担架，那活可受罪哦，又累又疼，休息都是就地休息。”杨贵荣说。

　　1928年出生的刘富庭，在1947年成为了支援前线的工程兵，“城南庄村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大后方，没仗打，我们就去支援前线。从唐山、张家口、太原到北京，走了很多里路。现在胃不好，腿一到阴天下雨就疼，是那几年风餐露宿落下的病根。”

　　中央原定进京前的最后一站

　　“1948年，毛主席来到我们这个小院子，看到我叔叔，就拍着他的肩膀喊‘小朋友’。我叔叔今年都84岁了，他说现在还记得主席当年的音容笑貌。每次谈起被毛主席喊‘小朋友’的时候他都感到很有趣。”李新江说。

　　一些村民向记者表示，毛主席来城南庄村的时候，曾和自家长辈有过一些互动。村民们还提到，其实城南庄村是中央原定进京前的最后一站。“后来出了叛徒，致使毛主席住所在1948年5月18日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所以中央才转移去了西柏坡。”李银虎说。

　　毛泽东在城南庄村的46天里，做出了一系列决定中国命运前途的决策。

　　1948年4月30日，在这里召开的城南庄会议上，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了成立新中国的 “动员令”：“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同样是在城南庄村，1948年5月1日晚，毛泽东又以个人名义致函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商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宜。至今，城南庄村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小院里，仍保存着毛泽东当年用的那盏油灯。这盏油灯，不仅点亮了城南庄村的晚上，也照亮了新中国将要成立的曙光。

　　雨后，城南庄村通往菩萨岭的柏油路显得更加修长、亮丽，两旁“弘扬担当大义、求是创新、不畏困难、敢于胜利的晋察冀精神”与“推进荒山整治开发，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标语交相辉映。70多年前，毛泽东初次来城南庄村时曾发出感叹：“你这个城南庄，环境优美，空气新鲜，难得，难得！”

　　A06-A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实习生 赵利新

　　A06-A07版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王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