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萧军 浪儿无国亦无家

　　1935年，在左翼思潮方兴未艾的上海，一套包含叶紫短篇小说集《丰收》、萧军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以及萧红长篇小说《生死场》三部作品的“奴隶丛书”横空出世，让萧红与萧军这对彼时的伉俪在上海文坛一举成名。

　　此时，二萧的家乡东北，在四年前沦入日军铁蹄之下。在上海，他们既是文坛的闯入者，也是背井离乡的流亡者。对彼时的上海人来说，二萧的小说，是街巷流行的东北抗日救亡歌曲之外，另一种对东北更深切、更触目可见的存在。

　　“高粱地像要倒折，地端的榆树吹啸起来，有点像金属的声音，为着闪的原故，全庄忽然裸现，忽然又沉埋下去。”

　　《生死场》中的这段暴雨将至而未至的描述，也像萧红与萧军这两位生长于东北大地的恋人的寓言。他们之间的羁绊，也如这场暴雨一样，在释放了光与电的伟力之后，唯有“湿的气味的云掠过人头”，宛如高粱地里一场“红色的梦”。

　　爱情的萌芽

　　1932年夏，萧军供职的《国际协报》收到了一位女性读者的求助信，信中说自己被软禁在哈尔滨道外的东兴顺旅馆中，因欠下几百元住宿费无法偿还，旅馆老板打算将她卖到“圈儿楼”妓院去抵债，因此希望报社能帮自己主持公道，救她脱险。

　　这封信写得凄凄切切，报社在场的成员无不动容，编辑老斐（斐馨园）随即同记者舒群等人寻到了这这位来信的读者。萧红实际的情况，比她信中所写更为糟糕——当时她已身怀六甲，被同居半年的未婚夫抛下，又被旅馆老板扣为人质，住在阴冷潮湿的储物间，每天的伙食只有小半碗高粱米饭。

　　知晓了萧红的处境之后，老斐等人都愤愤不平，却也束手无策。直到三天之后萧红再次来信，讨几本文学书打发时间，老斐便请恰好在近旁的萧军走上一趟。萧红被萧军踏进自己这间霉湿的小屋时所呈现的豪气鼓舞了，扬起了“只有带着浑身伤痕的战士互相会见时才能感受到的欢快”。

　　等到第二日萧军再度探望萧红，二人便在东兴顺旅馆的小房间结为夫妻，把“爱之旅程上的一切全作过了。”只是萧军自己，也寄宿在编辑老斐家中，根本无力替萧红还债赎身。他所能做的只有每天步行二十里探望萧红。

　　初恋的日子持续了大半月，萧红的“囚期”却似乎看不到尽头。偏的是这年8月连日的大雨让松花江决了堤，大水淹了道外一带，东兴顺旅馆的老板伙计全部逃难去了，萧红才趁乱溜出了长时间囚禁她的房间，搭着路过的运柴船摸到了萧军寄宿的老斐家。萧军和萧红，终于在老斐家的客厅有了夫妻二人的第一个落脚之处。

　　创作的开始

　　虽然虎口脱险，萧红和萧军面对的却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由于交不起住院费，医生护士都对她冷眼相待，“就是连一头苍蝇也要虐待我”；而怀胎九月生下的孩子也被医院扣押，抵作药费，无法相认（也有一说是被萧军送人）；最后，萧军还没管住自己暴躁的脾气，和借宿的老斐一家反目成仇，他们连落脚的客厅都失去了。

　　拿着仅有的行李，拖着产后虚弱的身子，萧红和萧军几经辗转在哈尔滨商市街找到了一间小屋。萧军以免费做家庭教师、教授武术与国文的代价，换来了这间小屋的居住权。饥饿是这段时间二萧生活永恒的主题，下一顿面包的着落时刻盘亘在他们眼前。

　　有情饮水饱。此时他们物质生活是匮乏的，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1932年岁末，《国际协报》举办新年征文活动，萧红在萧军和身边好友的鼓励下也开始动笔写作小说，并在次年5月完成了第一个短篇《王阿嫂的死》。这篇小说从萧红幼年时目睹的底层农村雇农生活而来，描写了勤劳善良的寡妇王阿嫂的悲惨命运。此后，农村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几乎成为了贯穿萧红一生的创作母题。

　　写作之外，萧红和萧军也常与白朗、罗烽夫妇等中共党员到“牵牛房”开展秘密抗日活动。在“牵牛房”，她如鱼得水、进步飞快。她曾拉着“牵牛房”的女主人袁时洁说：“一个女人要想翻身，必须自己站起来，参加革命事业，不给男人当‘文明棍’，不给男人当‘巴儿狗’”。

　　这段住在商市街25号的经历，此后被萧红写成了自传体散文集《商市街》。在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看来，《商市街》的文学价值被远远低估了，萧红生活的“实质”在这本书中“往往已经力透纸背”。

　　也是在商市街的这间小屋，萧军获得了《八月的乡村》一书的写作素材。经舒群介绍，萧军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傅天飞。1933年春夏，傅天飞找到舒群和萧军，将磐石游击队扩大发展的过程讲上了一天一夜，为的是万一自己牺牲，还能留下两部“腹稿”。萧军在他叙述的基础之上，完成了之后被鲁迅赞誉为“抵抗日本侵略文学的一面旗帜”的《八月的乡村》。

　　但商市街的平静日子没有持续多久。“牵牛房”的活动最终引起了“满洲国”政府的注意，他们只能于1934年6月逃离哈尔滨前往青岛避难。可哈尔滨的白色恐怖又一次延续到了青岛，这年11月，二萧也只好又一次背井离乡逃到了上海。

　　告别与重逢

　　上海，是萧红与萧军在文坛真正崭露头角的地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鲁迅成为了他们的文学导师，并如长辈般在生活中给予二萧关心与帮助。

　　鲁迅向来对人严格，与其交往密切的人中，少有不受其批评或指责的，唯二萧除外。离开青岛之前，萧红便将《生死场》一书的初稿寄给了鲁迅，到上海后和鲁迅的初次会面，萧军又为鲁迅带来了《八月的乡村》抄稿，得到了鲁迅细致入微的修改指正。

　　《八月的乡村》以抗日为主题，无法公开出版，而《生死场》经鲁迅推荐，各方转手长达半年之久仍未得到出版机会。经萧军提议，征得鲁迅同意，他们与同样无法公开出版短篇小说集《丰收》的叶紫组成了“奴隶社”，秘密出版了三本“奴隶丛书”：《丰收》、《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

　　《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让他们在上海文坛一举成名。尽管总被相提并论，萧军与萧红的写作手法与创作才能实则大相径庭，萧军的行文立场鲜明、说理深刻，萧红的小说虽则结构松散，却细腻、鲜活、直击人心。鲁迅也曾坦诚提出“《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成熟些，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是更有希望的。”

　　这种写作风格的不同，某种程度上源于萧军与萧红性格、观念的不同，感情的罅隙也由此产生。1936年，二人的感情已几近破裂，萧军在萧红之外，亦另有了一段恋情。但鲁迅的溘然长逝给了二人沉痛的打击，历经患难，他们终归没有分手。

　　1938年，日本侵略军向山西发动全面进攻。萧军有着军人意气，仗着自己身强体壮，执意留在临汾参加抗日游击队，萧红却认为这是“英雄主义、逞强主义”，希望他与自己共同参加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西安。是去是留，二人始终争执不下，就此告别。

　　分别之后，萧红与同在战地服务团的端木蕻良相恋并结婚，辗转武汉、重庆、香港多地，在31岁这年因贫病客死香港；而萧军在丁玲的劝说之下，并未参加抗日游击队，而是离开临汾前往延安，并在延安遇到了年仅19岁的王德芬，与她结合，共同度过了生命余下的50年。

　　□肖舒妍

　　参考资料：

　　《两个倔强的灵魂》，秋石著，作家出版社，2000年

　　《萧红自述》，萧红著，大象出版社，2004年12月

　　《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萧军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6月

　　《萧红评传》，葛浩文著，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3月

　　《萧军评传》， 王科 / 徐塞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1月

　　坟场是死的城廓，没有花香，没有虫鸣，即使有花，即使有虫，那都是唱奏着别离歌，陪伴着说不尽的死者永久的寂寞。

　　乱坟岗子是地主施舍给贫农民们死后的住宅。但活着的农民，常常被地主们驱逐，使他们提着包袱，提着小孩，从破房子再走进更破的房子去。有时被逐着在马棚里借宿。孩子们哭闹着马棚里的妈妈。——萧红《生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