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邵飘萍在北京足迹

　　邵飘萍（1886—1926）

　　中共党员 浙江省金华市人

　　1916年，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创办《京报》。同年，促成北大成立新闻研究会，并担任导师讲授新闻实务。1919年5月3日晚，邵飘萍在北大法科礼堂发表演说，发轫五四运动，报馆被当局查封后逃亡日本。1920年回国，9月17日，《京报》复刊。1925年春入党。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军阀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

　　京报馆旧址

　　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京报》，担任社长。最初，京报馆位于前门外三眼井38号，后迁到琉璃厂小沙土园胡同，1925年10月迁至魏染胡同30号。

　　北大红楼

　　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成立，蔡元培任会长，邵飘萍被聘为导师。当时，新闻研究会的主要活动都在北大红楼，邵飘萍每周有一到两节课。

　　天桥

　　1926年4月26日凌晨，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仰天大笑，从容就义。

　　一直以来，邵飘萍的京报馆都挂着“铁肩辣手”四字。辣手是技能，铁肩是担当，这位在京搅动风云的一代报人，用对真理和事实的尊重，坚守独立自由之表达，度过了如断梗飘萍般的人生。

　　一生办报，死亦为报。邵飘萍被军阀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枪杀，却至死未透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对于钟爱的新闻事业，他曾留下这样的话：“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杀！”

　　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

　　“铁肩辣手” 自筹资金创办《京报》

　　西装革履、开福特洋车，打开金属盒挑一支香烟点燃，细看烟身，印有“邵飘萍吸”字样。穿梭于军阀统治的北京城，这位精致体面的绅士总能做出旁人无可企及的新闻报道。

　　1916年，邵飘萍以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特派员的名号进京。

　　“近代报纸进入中国，正是清朝末年救亡图存的时刻，作为商业手段的西方报纸，在中国则演变成思想启蒙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说，在此背景下，邵飘萍等一批近代报人满腔热血，希望启迪民众、挽救危亡，因而不计成本甚至不计生命来创办一份报纸。

　　彼时的邵飘萍已是一位十分成熟老练的记者，讲究灵活的采访技巧，却也坚定是非观念。

　　他认为记者应“容貌要整洁与高尚,使人一望而为正派之人”，章士钊见之称其为“温温一美少年”；而为了获得一手线索，他却也会穿上破衣烂衫，头戴布帽乔装暗访；“三教九流”都能真诚对待结为好友，处世灵活应对自如；但面对重大是非和关键内幕，哪怕引来杀身之祸，他也首当其冲选择发稿。

　　因而，许多独家内幕均出自邵飘萍之手，其中“府院之争”的报道极具代表性。

　　1917年初，府院之争（总统府、国务院）矛盾激化。总理段祺瑞出走天津，以胁迫总统府，结果是黎元洪妥协、段氏回京。邵飘萍半夜得知立即赶往北京站，扑了个空，于是换乘汽车，直驰段氏官邸。“到门口他掏出一摞钞票，拿出一半对门卫说，你只要通报，不管段总理见不见我，剩下一半也是你的。”王润泽介绍说，不想段祺瑞欣然接见，两人聊到凌晨3点。这次采访不仅使邵飘萍摸清了府院之争的全部过程，而且还了解到以后政局可能出现的变化。

　　段祺瑞素来痛恨记者，为何还愿意深夜见邵飘萍？王润泽认为，除了邵飘萍采访功力深厚，更关键的在于他深刻把握住了被采访者的心理。此时的段祺瑞获胜回京，满腔得意，正极富倾诉欲，邵飘萍则利用了这种心理成功采访。

　　著名报人张季鸾曾对邵飘萍敏锐的新闻嗅觉和独到的采访本领盛赞有加：“飘萍每遇内政外交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

　　在邵飘萍眼中报纸不仅仅是个人谋生和创造名誉的手段，更是“社会公共机关”和“国民舆论代表”，报纸关键要在思想、经济和组织上保持独立。

　　于是入京两年后，1918年，邵飘萍辞去第一大报特派记者之职，自筹资金，创办《京报》。

　　在创刊词中他明确办报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同时将“铁肩辣手”四字悬挂于编辑部，勉励同仁肩扛社会责任。

　　“当时办报手续并不复杂，相当于现在的‘自媒体’。”王润泽说，许多小报出现在市面上，往往过不了几天便难以为继、关门大吉，遑论产生一定影响力。

　　这家名叫《京报》的“自媒体”仅靠几位编辑记者，着重报道和评述政局、战事，讲求新闻时效和真实性，推崇真理，反对军阀封建统治。问世一月，销量从300余份陡增至4000份，更有最高发行量达到6000份之甚，是当时北京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

　　1925年10月，命途多舛的《京报》经历过封馆、复刊，经营日益稳定，迁入现在位于西城区魏染胡同30号的一栋日式灰砖洋楼。这在当时，是北京新闻界唯一一座自建馆址。楼下是传达室、营业部，楼上是编辑部、经理室等，算得上规模宏大，也印证了《京报》的迅速发展。

　　紧挨着的魏染胡同32号，是一个二进院落，主屋是邵飘萍和夫人的居所，后院是子女的住处。由京报馆走小门可直接到达此处。“为了办报方便，祖父在京的所有办报机构都紧挨着住处。”邵飘萍嫡孙邵澄回忆，前院东厢房曾是祖父的书房，在孙辈的印象里，祖母一直用一片白色窗帘为这间屋子遮光，里面满满当当都是邵飘萍的大部头藏书，用书柜分门别类小心存放。

　　经过两年的腾退修葺，今年6月，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以红色报业博物馆的身份亮相。邵飘萍手书的“京报馆”三字招牌被重新刷上鲜亮的红色，推开报馆大门，正对便是“铁肩辣手”四个大字。

　　北大红楼

　　促成北大新闻研究会 发轫五四运动

　　1918年，在邵飘萍的人生中是极具转折性的一年。

　　《京报》创立的同年，得知北大校长蔡元培有意增设新闻讲演会，邵飘萍四次“致书以促其成”。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1919年2月改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正式成立，蔡元培任会长，邵飘萍被聘为导师。

　　这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术研究团体，也是中国第一个新闻教育机构。

　　当时，新闻研究会的主要活动都在北大红楼，每逢周一、周三、周五晚8点至9点，全体会员聚集在第34教室（二层西三十号）听课、研究、议事。邵飘萍每周有一到两节课，为学员讲授新闻学基础知识、新闻材料的采集方法以及对记者的修养要求。

　　“惟以真理与事实为标准，不知有友，亦不知有敌……”邵飘萍教导同学们，重视新闻的自由和独立。他提出，记者是“社会公人”，最可宝贵的操守是筑于真理与事实之上的“人格尊严独立”。

　　不仅仅是理论研究，邵飘萍希望借此培养一批精干的记者，能报道劳动人民的疾苦和罢工斗争。授课时，除讲述一般的新闻基础知识外，他特别注重政治、经济及劳工情况等，并列出罢工起因、工人工资、劳动时间、劳动者的团结力等29项采写细目。讲课之外，还组织学生外出参观、到报馆实习，鼓励学生贴近社会、为民执言。

　　邵飘萍上课的讲稿汇编后，形成了我国第一部新闻采访学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此后被多次再版。

　　新闻研究会的会员绝大部分是北大的学生和职员，其中不少后来成为我国早期的中共党员。正是在此期间，作为会员的毛泽东与老师邵飘萍结识。

　　据新闻史学家方汉奇考证，毛泽东在京期间常去拜访邵飘萍，邵写作出版报纸至深夜，上午常常补觉，毛泽东则坐等邵飘萍起床后请教学习，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后来，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曾回忆：“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历史性事件在那个阶段以极高密度汇集。转过年来，五四运动便在北京孕育爆发。

　　著名政治活动家许德珩在《回忆五四运动》一文中记述：“《京报》的邵飘萍在五四前一段期间，每星期日来给我们讲他的新闻采访经验，这个会与五四运动很有关系。”可以说，邵飘萍是五四运动的发轫者之一。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交日本。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邵飘萍将愤慨诉诸笔端，接连撰写《请看日本朝野与山东问题》、《国民对待外交之准备勿以空言塞责》等文章，痛斥腐败政府的卖国行径。

　　5月3日晚7时，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聚集在北大法科礼堂。邵飘萍受邀并发表演说，痛陈山东问题，措辞沉痛激昂：“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在他的号召下，同学们的情绪更为激动，大会开至深夜11点，决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至此，学界的“五三”晚会导入了五四运动。邵飘萍当晚未眠，深夜回报馆又疾书报道，理所当然成为第一位记录报道五四运动的记者。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汇集，高举“取消二十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标语牌，呼喊口号，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随之席卷全国。

　　接下来两个多月时间里，邵飘萍发表署名文章40余篇，《京报》与全国进步报刊相配合，为革命斗争声援造势，在青年人中形成重大影响。当局以“扰乱京师治安”“侮辱政府”的罪名下令通缉，并于同年8月21日查封京报馆。邵飘萍在朋友帮助下逃脱，东渡日本。

　　天桥东刑场

　　宣传马列、斥责军阀 被捕后从容就义

　　1926年4月26日凌晨4时，天光微亮，警卫押解“宣传赤化”者至天桥东刑场。邵飘萍站定后拱手道：“诸位免送。”仰天大笑，从容就义。

　　民国初年繁荣的平民市场，也成了邵飘萍40年人生的终点。却无人知晓，这位牺牲者已经是一名党龄满一年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方汉奇告诉记者，在邵飘萍夫人家中曾看到邵在日本时留下的影像。照片中，邵飘萍背后书籍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著述。“这也侧面说明那时候邵飘萍已经大量接触马克思主义。”

　　1920年7月，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飘萍回国，两个月时间将《京报》复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致力于工人运动，邵飘萍便用报人身份作掩护，极力配合宣传工作。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邵飘萍时刻关注，与高君宇、邓中夏、罗章龙等共产党人联系不断，并派出摄影、文字记者四处采访记事。在后来的“二七”大罢工和五卅运动中，《京报》均持续报道，其报道时间之长、规模之巨、影响之大，居全国报纸之首。

　　对于马列主义的宣传，邵飘萍也投入了诸多力量。他先后在《京报》上编发《马克思纪念特刊》、《列宁特刊》，介绍马列的生平、著作及学说，这使得《京报》逐步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重要园地。

　　1925年春，经由李大钊、罗章龙介绍，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彼时，邵飘萍屡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的文章，公开在《京报》上斥责张作霖等北洋军阀是“国民公敌”，还策动张作霖心腹大将郭松龄与冯玉祥联络，通电全国要求张作霖下台。最终，在日本关东军和张作霖的联合夹攻下，郭松龄兵败被杀。邵飘萍又把事件的真相公之于世，引起了北方民众反日、反张运动。

　　张作霖对他恨之入骨，先头部队入京时，明令悬赏捕杀邵飘萍。

　　邵飘萍避居东交民巷。不料《大陆报》社长张翰举被军阀收买，将邵飘萍骗出。军阀政府遂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将其逮捕。邵飘萍被捕消息一出，北京各界立即设法营救，但最终无果。在邵飘萍遗体照片中，被枪杀后右眼下的弹洞清晰可见。全国各进步报刊纷纷刊登噩耗，无不痛惜。

　　冯玉祥痛哭说：“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啊！”

　　■ 声音

　　毛泽东赞邵飘萍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

　　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

　　在邵飘萍40年的生命历程中，其作为优秀进步新闻工作者的贡献和共产党员的身份，最为后世纪念。

　　作为知名记者，他接受进步思想，自觉追求马克思主义，成为最早一批在中国颂扬苏俄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士。1919-1920年在日本期间，邵飘萍先后出版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两本著作，首先向国人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指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缺陷，指出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替代的必然性。对此，邵飘萍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科学研究的成果，授劳动者以必胜之券。”邵飘萍还热情颂扬苏俄“十月革命”开创了“历史上之一新纪元”。1925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18年，邵飘萍创办《京报》，这是民国年间颇有影响力的大报。他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专制，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支持工人和学生的爱国运动。直奉战争中，他暗中联络郭松龄和冯玉祥，使郭松龄临阵倒戈，逼迫张作霖下野，甚至一时预败走日本。冯玉祥为此夸赞：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他出色的采访技巧，留下诸多独家重大新闻报道。当时中国虽然有很多的报纸，也有很多从事新闻工作的人，但真正能以自己高超的采访经验获得重大政治、外交新闻的记者，邵飘萍算独占鳌头。他有生之年所采访的重大独家新闻包括府院之争、金佛朗案、中德断交等。

　　邵飘萍热衷新闻教育，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当时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大都是“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其中不少成为中共的早期党员和领导人物。邵飘萍就是在这时与毛泽东结识，且交往甚密，他还曾多次资助毛泽东。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向美国记者斯诺介绍自己的生平时，特别提到他曾受过两位老师的影响，其中一位就是邵飘萍，并赞他是“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此外，他还受聘于平民大学报学系、法政大学、北京务本女子大学，指导出版过新闻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新闻周刊》和平民大学报学系的《新闻学报刊》，可谓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先驱。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以及平民大学讲课的基础上，参考欧美日本有关著作，同时结合自身的采访及办报经验，写成《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新闻学专著。

　　《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初版，之后再版多次。系统论述了报纸的本质特征、新闻记者的地位与主要任务、记者的修养等多个专题，民国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评价说：“夫负笈欧美之彦，固亦有研讨新闻学者，然尚未见有合实用之著述，则邵君此书，其开山之初祖矣。”

　　1926年4月26日凌晨，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杀害。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同志亲自批准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链接】

　　本文顾问：

　　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润泽

　　参考资料：

　　刘国强 罗芳.邵飘萍 新闻专业主义理想的追寻与失落[J].新闻知识,2009(03):73-75.

　　赵丽萍.一代名记邵飘萍——记邵飘萍的记者生涯[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S1):309-311.

　　哈艳秋 王启祥.五四时期的新闻本位思想探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06):41-44.

　　段宗明.民初新闻记者邵飘萍的政论特色及其形成原因[J].广西社会科学,2005(03):111-113.

　　华德韩.邵飘萍与五四运动[J].中共党史研究,2001(01):74-79.

　　A06-A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