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 回溯记忆深处，那些温柔伤感的故事

　　作为学者的王尧，最近出版了长篇小说《民谣》，引起了文学圈内外的关注。虽然学者写小说的现象并不罕见，但不少人长期浸润于理论思辨中，在文学创作中少了一些灵光，甚至会把“学术味”“评论腔”带入小说写作中。研究与创作是两种差异很大的思维方式，能兼得二者并在创作中表达个性绝非易事，但在王尧的《民谣》中，并不存在两种思维的冲突，即便不了解文学研究的普通读者，也能从中看到一个成熟作家的文学雄心。

　　诗化语言：散文一样的小说

　　读过《民谣》的读者，大多都认为这是一部“故事性”（或者说“剧情性”）不强的小说，这是一个直觉式的体验。因此，即便小说被“剧透”，其实也不会太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毕竟《民谣》并不是凭借扣人心弦的情节来推动叙事节奏的文本。再加上《民谣》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有读者感觉这更像散文，或者说带有强烈个人记忆色彩的回忆录。这种阅读体验，其实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反馈。这正是《民谣》的文学特质所在，如果从这一点进入文本，便会发现其内在的趣味与意蕴。

　　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会发现类似《民谣》这样散文一样的小说并不少见。比如废名《竹林的故事》、萧红《呼兰河传》、汪曾祺《大淖记事》等作品，其实都不是靠情节来“取胜”的文学经典，但它们都有诗化语言的特色，《民谣》的风格也是如此。阅读这些作品，如同泛舟于青山碧水之间，当午后的暖意在日光下飘扬而至，温柔的山风吹起透亮的水花，荡涤着我们的内心。这些触动内心的力量，轻柔而恒久，它回溯我们的记忆深处，关乎我们的精神成长。

　　这种成长不仅属于个人，也是时代的精神症候。如何看待个人成长与时代的关联，是一个关键的文学命题。尤其是曾经的“时代”变成了如今的历史，当悠扬绵延的记忆浮现出来，如何书写它们，十分考验作家的功力。对书中叙述的那个特殊年代，王尧并没有采取“正面强攻”式的写法，而是用美学趣味来替代风云激荡的时代“外表”，这就让《民谣》保持了足够的个人化的叙述风格。

　　《民谣》在封面上就写道：“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试图重寻民谣习得的年代，那是记忆的原点。”事实上，正是这种回溯记忆原点的叙事，才让《民谣》的叙述具备了很强的历史感与现场感。整部作品以王大头（王厚平）视角来看待苏北农村的时代影像，家族成员与村民共同构成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乡土人物群像。但时代风云激荡的一面被诗化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消释了，聚散分合的故事被揉入温柔的心底。从阅读体验上看，读者未必会直接感受到某种常见的残酷意味，却如同在听一个智慧的中年人，坐在一叶孤舟上，在夕阳还未沉入水下的时候，讲述着那些遥远的记忆。

　　王尧在《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中曾写道：“当我们说小说的技术成熟甚至以为技术已经不是问题时，其实已经把技术和认识、反映世界的方法割裂开来。这是长期以来只把技术作为手段，而没有当作方法的偏颇，这是小说在形式上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作为研究者，这是王尧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上提供的独特思考，当他在《民谣》中实践自己的文学观的时候，这些很有前瞻性的看法，就与他的个人记忆结合起来，酿造了这一坛美酒。对很多作家而言，文学创作就是在流逝的岁月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坐标，通过书写来挽回逝去的美好，或者弥补昔日的遗憾。

　　那些往昔记忆，虽然属于那个特殊年代，但《民谣》中似乎很少有激烈的情绪，即便是书写那些令人感伤的故事，也保持了足够的克制。这是一种无意或者有意制造的疏离感，虽然让叙述走向了记忆深处，却隐藏了评论家常有的批判性。这种叙事技巧其实是相当高明的，在保持文本美学意味的同时，更重要的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书写的可能性：不论是何种记忆，怀旧本身就是一种与历史对话的可贵行为，而记忆正是这个对话中最重要的载体，如何看待记忆，直接影响着整个作品的气象与风格。

　　正如美国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里曾写到的：“怀旧本身具有某种乌托邦的未读，只不过不再指向未来……过去变得比未来更为难以预测，而怀旧就取决于这样的奇异的不可预测的特质”。事实上，这种怀旧中的“奇异特质”，在《民谣》中也有体现，它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时代矛盾的激烈感，而让整个作品的风格变得纯粹而忧伤。

　　奇妙的结构：叙述历史的多声部

　　与《民谣》前四卷散文化的小说内容不同，这部作品在后半部分还有《杂篇》和《外篇》两部分：其中包括“我”在那个特殊时代的学生作文，以及“我”的语文老师的一篇短篇小说。十分有趣的是，王尧还给“我”学生时代的作文做了非常详细的“注释”——对象化的自我，将往昔的自己当成一个“考证”对象，这种奇妙的结构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历史感和现场感，也会让读者会心一笑，至少我看到这里，就觉得兴味十足。

　　这种兴味来自前后两种风格迥异的内容的强烈对比，由此产生了某种荒谬感。在《杂篇》中其实不只有“我”当时写的作文，还有极有时代特色的倡议书、检讨书、儿歌等等。这些内容看似与前面柔和绵延的文风差异很大，但它们却让读者很容易直面时代特征。如果孤立地从审美意味上看这些极具时代特色的文本，恐怕阅读价值不高，但作为时代的精神症候的文本，以及文本背后的时代隐喻，其阅读价值就相当高了。

　　在这里，我甚至感到了王尧作为文学史家的某种思维惯性——即便在叙述小说人物个体精神成长中，也不会忘记提供历史的坐标。这种强烈的历史感，常见于一些成熟的作家笔下，而王尧能在小说处女作中就展现这种叙述自觉，大概与他长期研究当代文学史并十分注重历史现场感的经历有关。正是《杂篇》和《外篇》中这些看似“非文学”的内容的存在，才让《民谣》的文本结构变得奇妙，也展现了叙事结构对作品独特意蕴的价值。

　　俄罗斯作家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曾采用了三个叙述者的视角，分别安排在三个不同的文本里，共同构成了毕巧林的形象与这部文学经典的魅力。王尧在《民谣》中设置“我”的回忆与《杂篇》两种不同的视角，与《当代英雄》的结构特色有相似之处，但仍有很大的创新性。

　　这首先体现在对历史现场感的高度还原上。亲历或者熟悉那个特殊时代的读者，都不会对《杂篇》中的各种文字感到陌生，这些文字及其风格，已经成了某种象征符号。把这些极具现场感的文字放在《民谣》里，其实对“我”的成长故事是一个补充，或者说一个冷静的剖析与理智的说明，就像在博物馆看到玻璃柜里的文物旁边，有一排简单的文字介绍。虽然这些说明性的文字，在历史文物面前并无神采，但没有这些看似枯燥的“解说”，很多旁观者也未必就真的能感受到文物的魅力。《民谣》在面对坚硬的历史记忆时，其实也存在类似的“操作”——提供一些历史的“解说”，或许可以让读者更有代入感与现场感。

　　再者，《民谣》中王大头（王厚平）的故事，并非只存在于悠扬绵延的记忆中，其实《杂篇》中刻意呈现的粗糙与幼稚的“作文”，其实与前文中的精神成长故事遥相呼应。这或许是一种来自文学史家的叙述自觉，却构成了某种历史的隐喻。历史上有很多成长叙事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十七年文学”时期里，这样的文本也不少。如果我们熟悉研究这些文本的方法论，就不难看到：成长叙事并非只是小说人物个体的成长，往往也是时代侧影的记录。

　　因此，虽然《民谣》的故事看似是属于苏北的“地方性知识”，其蕴藏的历史意味却不只存在于苏北，个体的成长背后还有整个时代的风云变迁，只是《民谣》隐去了时代变幻中锋锐的一面。回溯记忆深处，那是有些温柔乃至伤感的故事，在静谧的夜晚，它们挂在星空之上，时而闪耀，时而黯淡。

　　撰文/黄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