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07月05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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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吴天一
塔吉克族，新疆伊犁人，1982年5月入党。他投身高原医学研究50余年，提出高原病防治救治国际标准，开创“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诊疗救治藏族群众上万名。青藏铁路建设期间，主持制定一系列高原病防治措施和急救方案，创造了铁路建设工人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作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高原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一生扎根青藏高原，提出高原病防治救治国际标准。
青藏铁路建设期间，主持制定一系列高原病防治措施和急救方案，创造了铁路建设工人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
“实际上，我身体算是‘粉身碎骨’了。长期高原缺氧，我现在戴着心脏起搏器。因为经历过无数次车祸，我全身骨头都断完了，但是我一次次坚强地站了起来。”
与家人失联30多年，拒绝美国优厚条件回国
新京报：你是如何走上学医之路的？
吴天一：抗美援朝时，我才上高二，年龄不够、个头特别小。我想我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必须要参军去前线。体检时，我站进去，那个护士长说“你这么小当什么兵啊”。我说，那是我还没发育，还能长大，让我体检行不行。她把我领到主检医生那儿，医生看我挺机灵，就让我检查了一下。入伍后，我没去前线打仗，而是被送到中国医科大学学习。
新京报：听说你和家人之前一直失联，后来是怎么联系上的？
吴天一：1980年，我写了一篇科普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被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妹妹看到了。后来，家里人写信给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这封信最后批到文化部，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批示“海外华人，寻找亲人心切，务必找到”。
我记得很清楚，1981年12月30日，我从唐古拉山基层调研回来，正要卸行李，有人说主任找我，说“你爸爸妈妈从美国来找你了”。他们从1948年离开，再有音讯已经是1981年了。
新京报：联系上父母后，你有没有想过去美国和他们团聚？
吴天一：联系上以后就面临这个问题。上世纪80年代前期，我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做访问学者，这所大学想让我在那里留任，做心肺血管研究所的所长。他们试图说服我，说美国工资待遇好，并且你家人都在这里，为什么要回国？
我仔细思考后，还是决定回到青藏高原，亲情的确重要，但这不能成为事业发展的障碍。说实话，这个选择我从没后悔过，不然我也不会踏踏实实走到今天。
负责青藏铁路高原病防治，无一人因高原病死亡
新京报：在著名的青藏铁路建设工程中，你负责高原病的防治工作，当时面临什么困难？
吴天一：青藏铁路沿线80%的地方海拔都在4500米以上，85%的地方海拔在4000米以上。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人吸进来的氧气，只有在海平面地区吸氧量的一半。而每年上山的工人，都是从平原来的，这就有很大的工作难度。
新京报：在高原反应防治方面，你采取了哪些重要举措？
吴天一：我提出了“三高三低”的概念。
“三高”是什么？一是在高原制氧，当时建了45个制氧站，实现了每45千米到50千米就有一个制氧站。二是建设38个高压舱站，大气压达到760毫米汞柱，就是海平面地带的大气压水平了。三是给病人进行高流量吸氧，保证每分钟有足够的吸氧量，一分钟要到六升、八升。
“三低”就是“低转低转再低转”，对于病情严重的人，必须从高海拔直接往低海拔地带送，同时做好沿途接应。
新京报：你的这些措施，大概救了多少工人？
吴天一：5年内一共有14万多名工人在海拔4500米以上劳动，因高原病死亡的人数为零。当时世界上最权威的专家都说，这是一个世界奇迹。你要知道，从尼泊尔去攀登珠峰，1万个人里最少死1个，一般要死3到5个人。
骨头断过14处，体内还有钢板
新京报：你常年在高海拔地区做研究，当时条件有多艰苦？
吴天一：搞高原医学，首先要自己跟高海拔打交道，哪里海拔高去哪里。1979年，青海省高原心脏病研究所成立后，我开始带队下乡做研究。一开始没经验，火生不着，很多地方没有路，我们就改进了一些装备。我想了个办法，学白求恩用毛驴驮医疗仪器。我按照每个仪器的大小尺寸设计好架子，架在牦牛身上，这样测心电图、血氧、超声等用的仪器都能带去。
新京报：你曾遇到很多次车祸，其中最严重的是哪次？
吴天一：最严重的是青海橡皮山，海拔有4000米左右。那天下小雪，司机从柏油路到沙路没换挡，开太快，一下就从山顶翻到山下。那一次我差点死了。
当时恰好有车经过，他们看车向下滚了，马上下来。我从车里爬出来，身上都是血。山上的人看见我喊了一声“还有一个活着”。我左边四根肋骨、肩胛骨、两条腿都断了，髌骨也断了，当时完全是靠着毅力爬出来的。
我经历过无数次车祸，全身断过14处骨头，现在身体里还有十几厘米长的钢板。他们都说我“粉身碎骨”了，但是我一次次坚强地站了起来。
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实习生 崔菀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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