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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周永开
男,汉族,1928年3月生,1945年8月入党,四川巴中人,四川省原达县地委副书记。解放前,冒着生命危险在川北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推动地方发展、脱贫攻坚、改善民生和生态建设,是群众心中的“草鞋书记”。离休后带领群众植树造林,建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亲切地称为“周老革命”。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等称号。
周永开17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已有76年党龄。在四川巴中任县委书记的近20年间,他常身着粗布装,脚穿谷草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草鞋书记”。1991年离休后,周永开自发在花萼山义务护林,20多年来他护林20余万亩,促成花萼山建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对于获得“七一勋章”荣誉,老人最大的感受却是“惭愧”。“这是党中央授予的最高荣誉,而我觉得自己做的都是些小事,做得还太少了。”
从“草鞋书记”到护林员
新京报:“草鞋书记”的名号是怎么叫起来的?
周永开:“草鞋书记”是上世纪50年代,我还是巴中县委书记时他们这样叫。当时我经常和农民打交道,老百姓都穿草鞋,所以我也穿着草鞋工作。他们很纳闷,为什么领导还穿草鞋,我愿意这样做,就是不想脱离群众。
新京报:为什么退休了还选择去花萼山护林?
周永开:我66岁上山,刚上山时没人认识我,都叫我“外来的老爷爷”。我们入党宣誓的时候都说过,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这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花萼山是川东北一带最高的山峰。我选择那里有两个原因,第一,那里有红色根据地,也是打过仗的地方,牺牲过很多红军战士。第二,那里的生态资源很丰富。
新京报:当时花萼山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周永开:最开始我们准备在花萼山发展旅游产业,结果发现很多树被砍了,一些野生动物也被捕杀了。本来是个自然资源很富足的地方,结果因为宣传教育得不够,被破坏得很严重。所以我决定,先把花萼山保护起来,慢慢恢复自然资源。
新京报:在护林时遇到了什么困难?
周永开:刚去时和村民矛盾很大,因为我们得告诉村民不能砍树、猎杀野生动物。我们写了很多禁令,还设了路障,把禁令写在木板上、贴在石头上。
我去做思想工作,或者把他们叫到一起教育、学习。家里困难的老百姓,我们会主动帮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后来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承诺不再砍树、打鸟。
在茅草屋住了十几年,78岁时因护林摔伤
新京报:后来情况有改善吗?
周永开:慢慢地,他们对我们工作的反对意见就变少了。我们还为他们找了一些新的工作。比如在山上栽树,把他们逐步培养成护林员。
那时候做护林员没有工资,我只能一年给他们每人100元的草鞋钱。我拿了一些自己的积蓄出来,也请示组织,最后筹到了8万元,才将山上荒掉的树林又栽满了树。
新京报:在山上护林时生活条件怎么样?
周永开:当时的条件艰苦,饿了吃干粮,渴了喝山泉。最早我们还是挤住在老百姓家里,后来我就在山上用600元买了两间茅草房,那个房子我住了十几年。
新京报:护林20多年,随着年龄增长你的身体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挑战?
周永开:78岁那年,有一次我去护林时不小心摔到石头缝里了,当时我还借住在老百姓家里,家里养的狗把老百姓带到我摔倒的地方,我才被发现。
当时我和群众的关系已经很好了,他们叫了9个人,走了七八里山路把我抬到医院。这件事让我觉得,只要群众看到了我们真的在为他们办事,他们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把我们看成阻碍他们生活的人。
新京报:家里人支持你做这些事吗?
周永开:家里人一开始不太支持我做这个事。后来他们看到我一年上山这么多次,党组织也支持我,就慢慢地理解了我,还把家里的一些积蓄,一些衣物捐给山上的群众了。
“我做的都是些小事”
新京报:得知自己获得“七一勋章”后心情是什么样的?
周永开:颁奖前我就赶到北京了,为了领奖时看起来有精气神,我特意理了发、刮了胡子。晚上我心情很激动,比平时晚睡了一小时。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这份荣誉?
周永开:6月29日早上,我特意换上了只穿过一次的中山装,别上一枚新党徽,去了人民大会堂。最激动的瞬间还是习近平总书记给我颁奖的时候。除了激动以外,当时还感到很惭愧,因为这是党中央授予的最高荣誉,而我觉得自己做的都是些小事,做得还太少了。
新京报:回去后有什么打算?
周永开:我今年已经93岁了,从北京回去后,我还想去花萼山住一段时间。我每年都会回去几次,一来是想去看看村民,二来想再解决花萼山的一些具体问题。现在虽然脱贫了,但我还想帮他们致富。
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实习生 兰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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