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江欣苑社区抗疫76天

　　经此一役，大家明白，党员就是党员，他们在居民群众心中真正的形象、身份树立起来了，老百姓感受到了不一样，干群关系更加紧密了。

　　——武汉市江欣苑社区党委书记胡明荣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江堤街道江欣苑社区

　　武汉街头，人流如织。每天早上八点，60岁的胡明荣都要带着社区工作者在社区大街小巷走走看看，遇见居民聊聊家常，看居民有哪些需求和困难。

　　作为武汉市汉阳区江堤街江欣苑社区党委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胡明荣的这套“八点晨步法”已坚持多年，成为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

　　多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渔业村，2004年城中村改造全体村民“洗脚进城”。2009年渔业村与周边几个村重组还建于江欣苑社区，这里也成了武汉最大的农民还建小区。10多年来，胡明荣带领江欣苑社区探索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被中组部誉为全国“村改居”成功转型样本。

　　去年疫情期间，江欣苑社区多年探索出的居民共建共享共治、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模式，经受住了考验。“只有把功夫下在平时，才能从容应考，决战决胜。”胡明荣说。

　　“居民找我们，就是找党组织救命”

　　在江欣苑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一间办公室里，摆放着几大箱疫情期间的材料，有送货清单、社区慰问名单、“四类人员”情况报表等，看单子上的签字，看得出去年那段时间的紧迫。

　　胡明荣拿出一件红色志愿服，签满了社区志愿者的名字，随手指一个，她就能讲出这位志愿者的抗疫故事。“现在这些都成了我们的珍贵文物，要一直保留着。”

　　胡明荣至今还记得去年1月23日凌晨接到的一个电话，“上级打来的，要求通知社区居民不要离开武汉。”

　　不久，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1号通告，10时起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自此武汉“封城”76天，这位社区书记也迎来人生的一次大考。

　　“我是党委书记，必须担起这个责任。”胡明荣回忆，接到电话后第一件事就是从家里开车赶到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召集社区党委会成员开会。“我们平时健全六级组织体系，快速把社区党员、志愿者、网管员组织动员起来，参加战斗。”

　　所谓六级组织体系，就是社区大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楼栋长、单元长，联防联控成为战斗堡垒。疫情期间，江欣苑社区整合市区50余名下沉党员干部、100余名自管党员和200余名社区群众志愿者，组建了13支群众工作队，冲到了第一线。“从守门、巡查到保供、消杀、团购等，这个机制快速运转了起来。”胡明荣说。

　　疫情严重时，江欣苑社区平均一位党员一天要接打近六百个电话。社区居委会委员詹凡是一名“90后”，当时主要负责与密切接触者的对接。她回忆，“我每天打电话像战斗一样，声音特别大，打完电话喉咙嘶哑，不敢摘下口罩喝水。对于不配合的居民，要耐心细致解释，劝导他们配合。”

　　最难熬的那段时间是武汉开展为期3天的集中拉网式大排查，把感染者找出来，压力转到了社区。胡明荣说，这期间自己连续四天四夜没有合眼，喉咙都咳出了血，说不出话。作为社区书记，要负责调度物资，还要负责联系医院，转运发热患者，每天两个手机轮流打，一个没电了换另一个。她对党员干部说，“这个时候，居民找我们，就是找党组织救命，我们要让群众时刻找得到。”

　　58岁的陈满祥当时宅在家，看到社区“90后”志愿者都上街了，他主动加入战斗。“我是党员，可以就近工作。”后来他被分在了保供组，定期到白沙洲大市场、武湖农场生态园，采购新鲜蔬菜、大米、食用油等，送到每家每户门口。“有时从早上五点出发，下午三点拉到社区，一直送到晚上十二点。”

　　吴友斌是武汉市城管执法委停车管理中心50名下沉干部之一，家住在江堤街，疫情期间就近下沉到江欣苑社区，妻子黄玲娣则在社区做起了志愿者。夫妻携手，与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一起值守、消毒、分发运送物资，构建起社区第一道防线。“我一个人外出时妻子还担心我，我俩一起可以互相监督、互相警醒有个照顾。”吴友斌说。

　　去年4月8日，武汉“解封”，江欣苑社区居民自发把私家车开到马路和广场上，鸣笛三分钟，胡明荣泪流满面。“76天，我们闯关成功了，社区群众、党员、志愿者在危难之际彰显了发自肺腑的家国情怀。”

　　“任何情况下基层组织不能散”

　　疫情过后，胡明荣受邀去其他社区演讲，被问得最多的是“为什么江欣苑社区组织动员能力这么强？”“我说要在‘为什么’三个字上做文章：为什么要让他参加社区的活动？他为什么愿意参加社区的活动？这是推动区域党建的关键。”

　　这两个“为什么”，是胡明荣用二十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总结出来的。

　　出生于1961年的胡明荣，从河南嫁到武汉渔业村定居。勤劳要强的她曾做过渔业村集体企业纽扣厂工人、渔业村广播员、出纳、村会计等，1999年通过选举成为渔业村第一任女村长。

　　2004年，武汉市启动城中村改造，渔业村开始拆迁，全体村民“洗脚进城”。2009年，渔业村与周边几个村重组还建于江欣苑社区，成为武汉最大的农民还建小区，由胡明荣担任社区书记和居委会主任。

　　胡明荣说，“拆迁时面临的第一大难题是如何使这些农民向居民转变，如何使‘村里人’转变为‘社区人’，使他们‘三无’变成‘N个有’。”所谓“三无”，就是无收入来源、无文凭学历、无市场竞争能力，个人和家庭的生计问题是摆在村民面前的最大现实困境。

　　于是，村党支部开始着手研究“村改居”后村民的生计问题。为了缓解村民焦虑，在拆迁与还建的真空期，胡明荣多方筹措，成立了龙洲物业有限公司、龙洲建筑公司等集体企业。因低劳动力、低技术含量等特点，这些企业吸纳了众多村民就业，解除了村民的后顾之忧。

　　为保障“村改居”社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胡明荣又带领党组织不断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居民就业由低技术含量岗位向高技术含量岗位转型。“我们三顾茅庐，引进了国家级省级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集体经济投资，在江欣苑办起‘非遗’文化传承园，发展非遗产品销售、非遗旅游产业。让居民在创业文化中提升自己、陶冶自己。”

　　“无论如何发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贯穿始终。”胡明荣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基层组织都不能散、思想也不能乱、工作更不能断。“从渔业村到社区，江欣苑社区始终把党组织建设挺在前面，建立纵到底、横到边的‘组织体系’，干部下基层变干部在基层，沉下身来静下心来，全心全意察民情、解民困。”

　　江欣苑社区居委会委员詹凡说，现在社区除了党务、政务服务两个窗口外，其他人员全部下沉到小区网格，从群众要服务到为群众送服务，做到了人在网格走、事在格中办，对居民的需求了如指掌。“只有了如指掌才能精细地为居民服好务，才能做到第一时间发现和处理群众的急难困苦。”

　　“老百姓感受到了不一样，干群关系更紧密了”

　　疫情改变了很多，包括干群关系。

　　73岁的新冠肺炎感染康复患者钟呼毅，从火神山医院出院后，把病号服带回了家。“是党和社区挽救了我的生命，我要留作永恒的纪念。”回想起自己的经历，他直呼“由三个担心转变成了三个想不到”。

　　去年2月，钟呼毅和老伴先后确诊。“我们第一个担心是怕死在家里，但想不到老伴和我先后被社区安排住进了医院，接受治疗并康复。第二个担心是高额医药费，后来想不到国家全额报销，打消了我们的后顾之忧。第三个担心是出院后怕回家受歧视，想不到回来大家都很尊重、照顾我们，没有任何歧视，并为我们提供好服务。”

　　钟呼毅说，“从感染住院到治愈回家，我前后隔离了75天。那个时期真的很恐惧，但胡书记每天一次电话嘘寒问暖，叮嘱我俩要好好养病、放松心态，我很感动，心怀感恩。以前我们对社区活动不太积极，出院后无论什么活动都积极参加。”

　　楼栋长王宏伟曾在大年三十夜里接到钟呼毅老人的求助电话，上楼去给两位老人测量了体温，并在出院后主动对接两人的生活。“我们总说，民有所呼必有所有，老百姓的事都是大事，要认真去做。在两位老人出院前，我和胡书记先去他们家里把所有物品消毒。等婆婆出院后，我把家里的菜给她送了一半上去，还带去了8个鸡蛋补充营养。隔离病毒不隔离爱，楼上楼下一家亲，不能有歧视。”

　　疫情好转后，王宏伟明显感受到邻里、干群之间关系的变化。“之前见面很少打招呼，现在见面都很热情。居民参加社区活动也更多了，争着为社区做事情。”

　　胡明荣说，“经此一役，大家明白，党员就是党员，他们在居民群众心中的形象、身份树立起来了，老百姓感受到了不一样，干群关系更加紧密了。”

　　“党员常跑腿、居民不跑路，把服务送到居民家中”

　　今年6月6日，江欣苑社区居民罗大清手捧着“不动产权登记证”激动不已，“2007年我入住还建小区江欣苑，从那一刻起，就盼望着能早点拿到属于自己的‘房产证’！”

　　与罗大清一样，在下沉党员的帮助下，江欣苑社区5000多户居民也将陆续拿到属于自己的房产证。

　　原来，江欣苑社区江欣苑一期于2008年左右竣工，但因验收一直未办完，居民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成了“问题房”。

　　去年8月，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汉阳分局局长刘思桥率党员干部到下沉社区江欣苑报到时，了解到江欣苑还建房办证问题，在广泛听取社区居民意见后，该局将江欣苑还建房办证列入2020年下沉社区服务清单，重点推进解决。

　　工作启动后，汉阳区规划分局召集项目开发单位及相关科室研究，确定以“先行办理住宅部分不动产首次登记”方式，解决办证问题。最终在多部门共同努力下，完成了项目房屋安全鉴定和竣工验收手续，顺利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解决了办证难题。

　　胡明荣说，“这是下沉党员给我们社区办的一件大事。他们根据自身的职业优势，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其他服务无法替代的。”

　　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后，胡明荣一直在思索，如何发动党员专业优势，创新基层治理。“我们采取了‘三就’原则，‘就近、就时、就便’服务群众，坚持到现在。”

　　“就近”，要求党员对所在单元楼居民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家庭状况、身体情况等了如指掌，定向提供服务。“就便”要求党员随时随地看到问题解决问题。“比如我现在下楼锻炼身体，看到楼道有垃圾、有堆积物，要立马给物业打电话来督促整改。出门买菜看到有邻里纠纷要上前调解，看到遛狗的没拴绳子要去劝阻。”“就时”则是根据党员的时间，与其工作、兴趣结合起来，量体裁衣、因人而论、因地制宜，为老百姓提供服务。

　　“通过‘就近、就时、就便’，让老百姓切身体会到，党员就在居民身边，党员常跑腿、居民不跑路。原来是居民要服务，现在我们要去居民家中‘巡诊’，问需要什么服务，把服务送到家中。这在疫情后期形成了常态化社会治理机制。”胡明荣说。

　　新京报记者 何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