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谈起毕生追求，吴良镛如是说。

　　作为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离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已有众多荣誉加身。他是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也曾荣获“改革先锋”称号，国家天文台命名一颗小行星为“吴良镛星”……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99岁高龄的吴良镛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拙匠迈年豪情未已。他说，自己愿与广大学人一道，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建设美好人居环境，共同奋斗。

　　吴良镛

　　1922年生，江苏南京人，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获美国匡溪艺术学院硕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

　　专著《广义建筑学》获原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创建了中国人居环境科学，成功开展了从区域、城市到建筑、园林等多尺度多类型的规划设计研究与实践。北京菊儿胡同危旧房改建工程和新四合院住宅体系规划设计，研究成果先后获国家和原建设部的优秀设计奖，亚洲建协建筑设计金牌奖和联合国世界人居奖。获首届梁思成建筑奖、陈嘉庚科学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重要奖项，以及全国先进工作者、当代中国百名建筑师等荣誉称号。

　　启迪“人居”之梦

　　1922年，吴良镛出生在江苏南京。上世纪30年代后，动荡的时局让他过上了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生活。1938年，他来到合川国立二中读高中。在他的印象里，合川是个让人着迷的地方，春天出了城，遍地花丛。但在一次日军轰炸中，半个小城几乎被毁的情景让他难忘。1940年，吴良镛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学习，开启了他的建筑规划生涯。“我选择建筑系，跟当时合川轰炸、城市毁坏有关系”。

　　他记得，1942年，位于重庆嘉陵江边的中大建筑系系馆屋顶被暴风雨掀翻。工人在整修屋顶时，原来歌声不断，后来一位工人接触高压线身亡，屋顶顿时沉寂。吴良镛当时正在读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他回忆称，这启迪了他的“人居”之梦。

　　此后，吴良镛因大学时写的文章《释“阙”》被梁思成赏识，1946年，他来到清华大学，协助梁思成先生创办建筑系。他从此走入清华园，并在这里工作教学到今天，成为清华园里资历最老的园丁。

　　操刀菊儿胡同改造

　　1993年，应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师昌绪院士邀请，吴良镛在学部做学术报告，提出“中国要向人居环境学进军”。在对建筑学的不断探索中，吴良镛意识到“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是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人居环境与每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人居环境科学是普通人的科学”，就此理念不断进化诞生的人居科学，成为吴良镛工作的核心。

　　上世纪80年代，吴良镛受邀对南锣鼓巷东侧的菊儿胡同操刀“动手术”。他的菊儿胡同改造方案保留了老北京人“有天有地，有院有树，有街坊有胡同”的居住环境，透着浓浓的人情味和烟火气。改造吸取了南方住宅“里弄”和北京“鱼骨式”胡同的特点，以通道为骨架，向南北发展形成若干“进院”，向东西扩展出不同“跨院”，突破了北京传统四合院的全封闭结构。

　　1993年，由吴良镛主持改造的北京菊儿胡同被授予“世界人居奖”。“开创了在北京城中心进行城市更新的新途径”，评语这样评价吴良镛在保留传统四合院与创造宜居环境中的创举。

　　■ 对话

　　“为建设美好人居环境而奋斗”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新京报：你是何时入党的？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吴良镛：1960年5月，我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入党志愿书中立下庄严誓言：“我感到投身到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中是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这人类最伟大的理想贡献出我的全部力量，不惜在必要时付出我的生命！”

　　新京报：作为有着61年党龄的老党员，你是如何用行动担当起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的？

　　吴良镛：从新中国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我始终牢记一名共产党员所应肩负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自1946年协助梁思成先生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70余年来，我始终在教师的岗位上，耕耘不辍。

　　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我突破阻碍，从美国回国，投身新中国的城乡建设事业。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史无前例的快速城镇化阶段，世界上并没有现成的理论适用于中国。我认识到人居在中国城镇化中的核心地位，建立了人居环境科学，以有序空间和宜居环境为目标，提出“以人为核心”的人居环境建设原则、层次和系统，建立一套以人居环境为核心的规划设计方法和实践模式，开展了从建筑到区域的一系列的规划实践，以实际行动推进美好人居环境的创造。

　　新京报：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你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有什么样的感受？

　　吴良镛：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个民族的发展始终是与美好的人居环境相伴随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拙匠迈年豪情未已。我愿与广大学人一道共勉，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建设美好人居环境，共同奋斗。

　　历史建筑保护要随情况变化、创造、发展

　　新京报：你为首都城市规划建设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吴良镛：1980年代以来，面对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我与同道者竭尽所能，企图挽救北京旧城不可比拟的瑰宝，免遭日益粗暴的摧毁。在长时期的思考中，我开始从北京历史名城保护的局限中领悟出来，不能期望仅在“保护”和“控制”中出现奇迹，个案研究的进展不能替代整体问题的解决，关键还在于加强“引导”，即要为这样急剧发展的城市找到出路和方向，不仅保护旧城，更要着眼于建设一个好的城市（good city），这需要对北京规划建设进行整体思考。

　　我从理论与方法上一直在进行不断思考。2007年召开“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城市规划国际论坛”，我在会议上提出，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下，我们必须对原来的理论体系、方法等重新加以审视，以“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的思路加以应对。这也是有机更新的概念从什刹海开始、经过菊儿胡同的实践，逐渐形成了需将城市历史地段的保护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加以创新的思想。

　　新京报：1993年，你因“北京菊儿胡同危旧房改建试点工程”获联合国“世界人居奖”。当时为何要选择菊儿胡同进行试点？

　　吴良镛：我们认为北京旧城是一个整体，需要从整体着眼加以保护；要根据现实情况分级分片组合、区别对待地加以保护与发展。当时我们注意到四合院，以什刹海为案例进行深入研究，萌生了“新四合院”的设想。

　　后来经过调研，我们发现东城菊儿胡同的41号院十分破旧，原为一个倾颓的家庙，改建需求紧迫。当时41号院住了44户人家，但只有一个水龙头和街道公厕，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平方米左右，超过80%的地面覆盖了房子，只有近20%的院落空间，院落里还有两棵老树。很快，我们与东城区政府就把这个院子如何改建提上了工作日程。

　　新京报：在改造过程中有何难点？

　　吴良镛：菊儿胡同试验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整个过程也非常曲折，前后审查了8次左右。如果说有什么可以总结的话，第一是从事一项工程就要发掘出一些特点，“杀鸡用牛刀”，必须投入和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第二是只要认准方向，就要不断谋求改进。这一试验从1978年什刹海规划算起，断断续续约十年的工夫，实际着手菊儿胡同项目时，从设计思想到方法都是有所改进的。

　　新京报：菊儿胡同的改造有何经验？

　　吴良镛：历史建筑的保护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随情况变化、创造、发展。菊儿胡同项目强调的是保护城市的肌理，要保护好环境特色，比如古树、保存完好的传统建筑等，而且要提高物质设施，满足今日之生活需要，在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提高容积率。

　　一处两千多平方米的住宅群能得到许多奖项，在于它创造性地综合地克服许多关键的技术原则。不能误认为这仅是一种建筑形式，形式的发展是要根据所在环境情况来创造的。文物保护也必须建立在创造性的研究工作的基础上。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史无前例的快速城镇化阶段，世界上并没有现成的理论适用于中国。我认识到人居在中国城镇化中的核心地位，建立了人居环境科学，以有序空间和宜居环境为目标，提出‘以人为核心’的人居环境建设原则、层次和系统，建立一套以人居环境为核心的规划设计方法和实践模式，开展了从建筑到区域的一系列的规划实践，以实际行动推进美好人居环境的创造。

　　历史建筑的保护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随情况变化、创造、发展。菊儿胡同项目强调的是保护城市的肌理，要保护好环境特色，比如古树、保存完好的传统建筑等，而且要提高物质设施，满足今日之生活需要，在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提高容积率。”——吴良镛

　　新京报记者 张璐